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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參崴（包括納霍德卡港）是蘇聯遠東最大的港口，海員非常多，所以從日本運回來的報廢汽車也非常多。說來奇怪，汽車在日本報廢了，可在蘇聯還能跑上幾年。滿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車。偶爾有一輛蘇聯產的“莫斯科人”或“拉達”夾在當中，像天鵝群中的醜小鴨。海員家庭的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這從衣著上也能看出來。我的穿戴漂亮的女學生，家裡必定有海員。
藍英年:拉利薩，你好嗎？(2)
我每天都見到拉利薩，也把從中國帶來的茶和其他小禮品送給她，她每次接受的時候臉上都現出驚喜。可她從不請我到家裡做客。有一個星期天我不請自去。她住在阿克薩科夫大街，得爬一段山路。我前面忘記交代了，海參崴是座山城，很像青島。原來是中國領土，1860年被沙俄侵占了。阿克薩科夫大街緊挨著果戈理大街，對面是傑爾查文大街和萊蒙托夫大街。我心裡想，俄國大作家怎麼都集中到這裡來了，想著他們的作品，想起阿克薩科夫對果戈理的崇拜，不覺來到拉利薩住的地方。門牌沒錯，就是找不到她的住所。問小孩，他讓我往前走，走到圍牆盡頭就是。我走到盡頭，才發現一間地下室。我按電鈴，拉利薩穿著舊連衣裙出來開門，見到我有點驚訝，但馬上客氣地把我讓進家裡，我隨著她走下鐵扶梯。這是一間相當大的房間，大概曾經是倉庫吧。看來他們一家四口都住在這裡。拉利薩一人在家。她身邊有一堆剛採摘回來的蕨菜嫩芽。蕨菜在中國和日本算名貴菜，蘇聯菜市場上也不便宜。但海參崴得天獨厚，周圍的樹林裡有的是。春天採摘它的嫩芽，醃起來，冬天可以吃。拉利薩告訴我，她在別墅（實際上是自留地，每個居民都有）里種的菜，不夠一家人吃，還得采些野菜。原來她每天送我的菜不是種的便是采的，一股暖流湧入我的心頭。她告訴我，她每月工資160盧布，丈夫讀研究生，只領不多的助學金。兒子讀中學，下課後在遠東大學做木工，掙幾十盧布，女兒到納霍德卡半工半讀。日子過得很緊。我的工資500盧布，比她高得多。我知道她這點錢不夠用，想幫助她，但不知如何開口。我請她下班後教我俄語，每小時10盧布，每周三次。她聽後笑了，說道：“您的好意我心領了，可您的俄語水平我教不了。我還有別的工作。”我好奇地問她還做什麼工作。她說每天打掃四個教室，一月80盧布，加起來就240盧布了。我後來見過她打掃教室。她拎著一桶水，一遍遍拖地板，累得滿頭大汗。她的心愿很是希望一家溫飽，丈夫回來能找到工作，最好在遠東大學任教。
我喜歡釣魚，常常同朋友們乘快艇到海里釣魚。魚群在水下，魚線要放到25米以下。隨著季節的變化魚群也變化。春天是一種魚，夏天又是一種魚。但每次出海都能釣到十幾條甚至幾十條魚。我在快艇上認識了謝爾蓋，後來成了好朋友。謝爾蓋原是軍醫，列寧格勒醫學院畢業，不知為什麼復員了。復員後沒有工作，只領250盧布的退休金。他妻子原是音樂學院教師，因耳疾失去工作，在他們住的樓里管理電梯（電梯壞了打電話找人修理），也能掙幾十盧布。他們有兩個上學的兒子。謝爾蓋要養活一家人，一心想掙錢。他同幾個同事成立了一家公司，同中國七台河市某公司做生意。雙方經過艱苦談判簽訂合同：七台河用蘋果換他們的魚。七台河按照合同把蘋果運到海參崴，但他們始終沒向七台河供應魚，把七台河坑害苦了。那時中俄邊貿互相欺騙是家常便飯。一天我到謝爾蓋公司去，看見裡面堆滿蘋果，每人都在吃蘋果。謝爾蓋見我來馬上請我吃蘋果，並送了我一箱蘋果。他們公司每個人都分了一箱蘋果，仿佛蘋果是中國人慰問的。除謝爾蓋之外，從經理到職員誰也沒想過履行合同。只有謝爾蓋想以此為起點，慢慢做大。但他不是經理，做不了主，只好同流合污。以後再沒有中國公司同他們公司做生意，公司也就消失了，謝爾蓋只得另謀生路。謝爾蓋是猶太族，猶太男人比俄國男人顧家，謀生辦法多。他又做木材生意，向日本出口木材。但蘇聯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他們便把原木做成俄式木屋，賣給日本。這宗生意也沒做下去，但謝爾蓋賺了一點錢。總之，謝爾蓋為了養家餬口，什麼都干。
我在遠東大學交的朋友都不是漢學系的，而是俄國語言文學系和歷史系的教師。這與我在中國大學外語系任教，可交的朋友都在中文系和歷史系相似。我同這兩個系的教師更談得來。遠大語言文學系的老謝爾蓋（與軍醫同名，故加“老”字，以示區別）教授便是我時常拜訪的朋友。他比我稍長几歲，是遠東大學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過他的書。他住在百年大街，離學校很遠，也是兩室一廳的小單元。他的書多，本來就狹窄的走廊擺上書架更狹窄了，穿過時小心翼翼。在國內我只在漫畫家丁聰先生家裡見過這樣狹窄的走廊。老謝爾蓋的工資同我的一樣，老伴已退休，領取不多的養老金。按照蘇聯當時的生活標準，老兩口不愁吃喝。可老謝爾蓋仍在別的學校兼課、替報社審稿、在市作協任職，這些都是有償勞動。有一次我們對酌，我望著他滿頭雜亂的白髮，覺得他有點像貝多芬。他忽然長嘆了一聲，對我說：“還得為兒孫做馬牛啊。”他有一兒一女，都已婚配，女兒離異，成了單身母親。蘇聯有不少單身母親。她們寧肯做單身母親，也不願墮胎。老謝爾蓋不得不幫助女兒。
藍英年:拉利薩，你好嗎？(2)
我每天都見到拉利薩，也把從中國帶來的茶和其他小禮品送給她，她每次接受的時候臉上都現出驚喜。可她從不請我到家裡做客。有一個星期天我不請自去。她住在阿克薩科夫大街，得爬一段山路。我前面忘記交代了，海參崴是座山城，很像青島。原來是中國領土，1860年被沙俄侵占了。阿克薩科夫大街緊挨著果戈理大街，對面是傑爾查文大街和萊蒙托夫大街。我心裡想，俄國大作家怎麼都集中到這裡來了，想著他們的作品，想起阿克薩科夫對果戈理的崇拜，不覺來到拉利薩住的地方。門牌沒錯，就是找不到她的住所。問小孩，他讓我往前走，走到圍牆盡頭就是。我走到盡頭，才發現一間地下室。我按電鈴，拉利薩穿著舊連衣裙出來開門，見到我有點驚訝，但馬上客氣地把我讓進家裡，我隨著她走下鐵扶梯。這是一間相當大的房間，大概曾經是倉庫吧。看來他們一家四口都住在這裡。拉利薩一人在家。她身邊有一堆剛採摘回來的蕨菜嫩芽。蕨菜在中國和日本算名貴菜，蘇聯菜市場上也不便宜。但海參崴得天獨厚，周圍的樹林裡有的是。春天採摘它的嫩芽，醃起來，冬天可以吃。拉利薩告訴我，她在別墅（實際上是自留地，每個居民都有）里種的菜，不夠一家人吃，還得采些野菜。原來她每天送我的菜不是種的便是采的，一股暖流湧入我的心頭。她告訴我，她每月工資160盧布，丈夫讀研究生，只領不多的助學金。兒子讀中學，下課後在遠東大學做木工，掙幾十盧布，女兒到納霍德卡半工半讀。日子過得很緊。我的工資500盧布，比她高得多。我知道她這點錢不夠用，想幫助她，但不知如何開口。我請她下班後教我俄語，每小時10盧布，每周三次。她聽後笑了，說道：“您的好意我心領了，可您的俄語水平我教不了。我還有別的工作。”我好奇地問她還做什麼工作。她說每天打掃四個教室，一月80盧布，加起來就240盧布了。我後來見過她打掃教室。她拎著一桶水，一遍遍拖地板，累得滿頭大汗。她的心愿很是希望一家溫飽，丈夫回來能找到工作，最好在遠東大學任教。
我喜歡釣魚，常常同朋友們乘快艇到海里釣魚。魚群在水下，魚線要放到25米以下。隨著季節的變化魚群也變化。春天是一種魚，夏天又是一種魚。但每次出海都能釣到十幾條甚至幾十條魚。我在快艇上認識了謝爾蓋，後來成了好朋友。謝爾蓋原是軍醫，列寧格勒醫學院畢業，不知為什麼復員了。復員後沒有工作，只領250盧布的退休金。他妻子原是音樂學院教師，因耳疾失去工作，在他們住的樓里管理電梯（電梯壞了打電話找人修理），也能掙幾十盧布。他們有兩個上學的兒子。謝爾蓋要養活一家人，一心想掙錢。他同幾個同事成立了一家公司，同中國七台河市某公司做生意。雙方經過艱苦談判簽訂合同：七台河用蘋果換他們的魚。七台河按照合同把蘋果運到海參崴，但他們始終沒向七台河供應魚，把七台河坑害苦了。那時中俄邊貿互相欺騙是家常便飯。一天我到謝爾蓋公司去，看見裡面堆滿蘋果，每人都在吃蘋果。謝爾蓋見我來馬上請我吃蘋果，並送了我一箱蘋果。他們公司每個人都分了一箱蘋果，仿佛蘋果是中國人慰問的。除謝爾蓋之外，從經理到職員誰也沒想過履行合同。只有謝爾蓋想以此為起點，慢慢做大。但他不是經理，做不了主，只好同流合污。以後再沒有中國公司同他們公司做生意，公司也就消失了，謝爾蓋只得另謀生路。謝爾蓋是猶太族，猶太男人比俄國男人顧家，謀生辦法多。他又做木材生意，向日本出口木材。但蘇聯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他們便把原木做成俄式木屋，賣給日本。這宗生意也沒做下去，但謝爾蓋賺了一點錢。總之，謝爾蓋為了養家餬口，什麼都干。
我在遠東大學交的朋友都不是漢學系的，而是俄國語言文學系和歷史系的教師。這與我在中國大學外語系任教，可交的朋友都在中文系和歷史系相似。我同這兩個系的教師更談得來。遠大語言文學系的老謝爾蓋（與軍醫同名，故加“老”字，以示區別）教授便是我時常拜訪的朋友。他比我稍長几歲，是遠東大學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過他的書。他住在百年大街，離學校很遠，也是兩室一廳的小單元。他的書多，本來就狹窄的走廊擺上書架更狹窄了，穿過時小心翼翼。在國內我只在漫畫家丁聰先生家裡見過這樣狹窄的走廊。老謝爾蓋的工資同我的一樣，老伴已退休，領取不多的養老金。按照蘇聯當時的生活標準，老兩口不愁吃喝。可老謝爾蓋仍在別的學校兼課、替報社審稿、在市作協任職，這些都是有償勞動。有一次我們對酌，我望著他滿頭雜亂的白髮，覺得他有點像貝多芬。他忽然長嘆了一聲，對我說：“還得為兒孫做馬牛啊。”他有一兒一女，都已婚配，女兒離異，成了單身母親。蘇聯有不少單身母親。她們寧肯做單身母親，也不願墮胎。老謝爾蓋不得不幫助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