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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拉利薩，你好嗎？(3)
我回國那年，蘇聯正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行私有化，每個公民都領到一張私有化證券。盧布瘋狂貶值。從1美元兌4盧布，到20盧布，到40盧布，到200百盧布，到2000盧布……今天俄國的霍多爾科夫斯基等金融寡頭正是那時候發跡的。我在國內為俄國朋友們發愁，最讓我放心不下的是拉利薩，她是朋友當中最弱的，她丈夫取得副博士學位後找到工作了嗎？
五年後，1996年，我再度到遠東大學執教。蘇聯已經變成俄羅斯。我先去看拉利薩，她丈夫瓦列里已學成歸來，但找不到工作。他原是遠東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又學了藝術專業，可遠東大學不聘請他。不聘請他是有道理的。他的俄國文史知識很膚淺，還愛吹牛。他忽然提出要講中國文化，拉利薩懇求我跟漢學系系主任說說。系主任同意他講一次。他講中國當代作家，在課堂胡說八道，把李先念、薄一波說成高玉寶那樣的作家。我給他指出錯誤，他不但不感謝，反而說：“就您聽得出來。”我很惱火，諷刺他是“活著的經典作家。”沒想到這傢伙聽了樂壞了，大聲叫拉利薩：“你聽聽教授說我是經典作家呢。”拉利薩臉色陰沉，對我說：“教授，您何苦挖苦一個酒鬼呢？”瓦列里曾經是酒鬼，後來戒了。他回來後，家庭擔子仍壓在拉利薩身上。我想幫她一把，把瓦列里介紹給中國商人開車，從海參崴到綏芬河接送中國人。有一次他接送的是七十七代衍聖公孔德成的胞弟孔德墉。孔先生大概很有錢，給了他五百元，他大喜過望，給拉利薩買了衣服，還把飯店裡吃剩的菜帶回來，一家歡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長，不少中國商人呆不下去了，對我說：“跟俄國人沒法做生意。”撤回國了。雇瓦列里開車的中國商人也準備回國了，我請他把舊汽車留給瓦列里，他慨然允諾。瓦列里便開著這輛車在街上拉客。瓦列里的“財富觀”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拉利薩的“財富觀”仍是一家溫飽。
這幾年謝爾蓋都幹了什麼，我不清楚。我再見他的時候，他在家賦閒，但生活有保障．還買了一輛汽車。他妻子不再管理電梯，因為樓里的電梯早已不能使用。他把我拉到離海參崴幾百公里外的原始林。請我吃飯，出手大方，同瓦列里大不相同。我同瓦列里第一次見面時，他問我的頭一句話是：“您有沒有俄國錢？”我回答：“有！”他喊了聲“烏拉”，馬上跟我要錢買啤酒。俄國人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步履維艱，不懂得遊戲規則，被美國記者稱為“狂野和放蕩不羈的資本主義”。一些精明人士則利用私有化的機會趁火打劫。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長霍多爾科夫斯基是俄國的首富，原來不過是莫斯科某區的共青團小幹部。他看出私有化證券有利可圖，便大量收購一般俄國人看不上眼的私有化證券，很快成為工廠大股東，又幾次倒賣股票，資產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頭都是這樣富起來的。金融寡頭在俄羅斯人數極少，數得出來的只有七位。俄國幾乎沒有中產階級，只有普通百姓和金融寡頭。生活差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寡頭們有了錢便干預政治，資助杜馬中的反對派。霍多爾科夫斯基甚至覬覦總統寶座，向普京挑戰。但都不是普京對手，各個敗下陣來。有的逃亡國外，有的被拘留。
老謝爾蓋教授的生活一如既往。女兒不再需要他幫助，他不再兼職。工資六千新盧布，老兩口仍能過溫飽日子。但要請人吃飯，老伴還要動一番腦筋。
2001年我第三次到遠東大學執教。我的老朋友們變化都不大。拉利薩的女兒伏拉達生的女兒已經是小學生了，伏拉達也是單身母親，並且沒有工作。她雖然和父母同住，但同父親關係不好，經濟獨立。從她穿戴打扮來看，日子過得並不壞，錢從哪裡來的，我感到蹊蹺。兒子到秋明油田去了。瓦列里的汽車已變成一堆廢鐵，無法再拉客掙錢。他為遠東大學校長臨時寫點東西，仍不是正式教師。如校長要訪問韓國，他便趕寫出介紹韓國的書，其中有幾幅插圖分明是中國的。拉利薩的家庭負擔輕了一些，但仍壓在她肩上。她除管理圖書閱覽室外，有了新工作，替教師同學複印資料。她已步入老年，每星期六還來複印。謝爾蓋仍時常請我吃飯，依然豐盛。我問他在哪兒工作，他說夜裡給一家商店看倉庫，每周去三次，錢掙得比教授還多。他的兒子米沙自費到中國學漢語，也說明他的經濟實力。不久前米沙給我打過電話，告我父母安康，並轉達他們的問候。
藍英年:拉利薩，你好嗎？(4)
三年又過去了，我最牽掛的還是拉利薩，但沒有她的消息。拉利薩，你生活得還好嗎？
（原載《看世界》2003年第3期）
藍英年:誰歪曲歷史(1)
拜讀了張小曼女士的《不能歪曲歷史》一文（《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5月3日），不知為何馬上聯想起我同俄國朋友的一次辯論。張女士寫道：“如果不是1945年8月上旬蘇聯百萬大軍及時出兵援助，僅僅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能夠在短短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迅速打敗號稱百萬的日本‘關東軍’精銳部隊，解放東北全境，使蹂躪東北長達十四年之久、八年抗戰中殺害數千萬中國同胞的日寇法西斯遭到徹底失敗嗎？”1995年我在俄國執教，兩位俄國記者來看我，談到哈爾濱經濟發展比海參崴快。一位忽然說，要不是我們出於國際主義義務，幫你們打敗日本關東軍，你們能有今天？接著說了同張女士意思相同的話，只是說得沒有張女士那樣氣勢磅礴。我聽了老大不快，反駁說蘇聯出兵擊潰日本關東軍，中國人民是感激的，但你們並非出於國際主義義務，而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還占領了我們的旅順、大連。另一位說旅順、大連怎麼是你們的，是日本人從他們手裡奪走又被他們收復的。並告訴我他本人就出生在旅順。我同他們辯論起來，從歷史上講俄國如何侵占旅順口和大連灣，日俄戰爭俄國如何戰敗，二戰後旅順、大連理應歸還中國。他們說有條約，我說那是不平等條約。他們說我們出兵打日本一點好處都得不到？他們的看法又同張女士的看法相似：“……請蘇聯紅軍出兵幫助中國打敗日本法西斯，在局部問題上作出某些讓步，從大局來看不可避免……”不過比她說得露骨。這兩位記者代表不少俄國人的觀點。我們爭得面紅耳赤，誰也說服不了誰。
我回國那年，蘇聯正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行私有化，每個公民都領到一張私有化證券。盧布瘋狂貶值。從1美元兌4盧布，到20盧布，到40盧布，到200百盧布，到2000盧布……今天俄國的霍多爾科夫斯基等金融寡頭正是那時候發跡的。我在國內為俄國朋友們發愁，最讓我放心不下的是拉利薩，她是朋友當中最弱的，她丈夫取得副博士學位後找到工作了嗎？
五年後，1996年，我再度到遠東大學執教。蘇聯已經變成俄羅斯。我先去看拉利薩，她丈夫瓦列里已學成歸來，但找不到工作。他原是遠東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又學了藝術專業，可遠東大學不聘請他。不聘請他是有道理的。他的俄國文史知識很膚淺，還愛吹牛。他忽然提出要講中國文化，拉利薩懇求我跟漢學系系主任說說。系主任同意他講一次。他講中國當代作家，在課堂胡說八道，把李先念、薄一波說成高玉寶那樣的作家。我給他指出錯誤，他不但不感謝，反而說：“就您聽得出來。”我很惱火，諷刺他是“活著的經典作家。”沒想到這傢伙聽了樂壞了，大聲叫拉利薩：“你聽聽教授說我是經典作家呢。”拉利薩臉色陰沉，對我說：“教授，您何苦挖苦一個酒鬼呢？”瓦列里曾經是酒鬼，後來戒了。他回來後，家庭擔子仍壓在拉利薩身上。我想幫她一把，把瓦列里介紹給中國商人開車，從海參崴到綏芬河接送中國人。有一次他接送的是七十七代衍聖公孔德成的胞弟孔德墉。孔先生大概很有錢，給了他五百元，他大喜過望，給拉利薩買了衣服，還把飯店裡吃剩的菜帶回來，一家歡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長，不少中國商人呆不下去了，對我說：“跟俄國人沒法做生意。”撤回國了。雇瓦列里開車的中國商人也準備回國了，我請他把舊汽車留給瓦列里，他慨然允諾。瓦列里便開著這輛車在街上拉客。瓦列里的“財富觀”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拉利薩的“財富觀”仍是一家溫飽。
這幾年謝爾蓋都幹了什麼，我不清楚。我再見他的時候，他在家賦閒，但生活有保障．還買了一輛汽車。他妻子不再管理電梯，因為樓里的電梯早已不能使用。他把我拉到離海參崴幾百公里外的原始林。請我吃飯，出手大方，同瓦列里大不相同。我同瓦列里第一次見面時，他問我的頭一句話是：“您有沒有俄國錢？”我回答：“有！”他喊了聲“烏拉”，馬上跟我要錢買啤酒。俄國人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步履維艱，不懂得遊戲規則，被美國記者稱為“狂野和放蕩不羈的資本主義”。一些精明人士則利用私有化的機會趁火打劫。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長霍多爾科夫斯基是俄國的首富，原來不過是莫斯科某區的共青團小幹部。他看出私有化證券有利可圖，便大量收購一般俄國人看不上眼的私有化證券，很快成為工廠大股東，又幾次倒賣股票，資產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頭都是這樣富起來的。金融寡頭在俄羅斯人數極少，數得出來的只有七位。俄國幾乎沒有中產階級，只有普通百姓和金融寡頭。生活差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寡頭們有了錢便干預政治，資助杜馬中的反對派。霍多爾科夫斯基甚至覬覦總統寶座，向普京挑戰。但都不是普京對手，各個敗下陣來。有的逃亡國外，有的被拘留。
老謝爾蓋教授的生活一如既往。女兒不再需要他幫助，他不再兼職。工資六千新盧布，老兩口仍能過溫飽日子。但要請人吃飯，老伴還要動一番腦筋。
2001年我第三次到遠東大學執教。我的老朋友們變化都不大。拉利薩的女兒伏拉達生的女兒已經是小學生了，伏拉達也是單身母親，並且沒有工作。她雖然和父母同住，但同父親關係不好，經濟獨立。從她穿戴打扮來看，日子過得並不壞，錢從哪裡來的，我感到蹊蹺。兒子到秋明油田去了。瓦列里的汽車已變成一堆廢鐵，無法再拉客掙錢。他為遠東大學校長臨時寫點東西，仍不是正式教師。如校長要訪問韓國，他便趕寫出介紹韓國的書，其中有幾幅插圖分明是中國的。拉利薩的家庭負擔輕了一些，但仍壓在她肩上。她除管理圖書閱覽室外，有了新工作，替教師同學複印資料。她已步入老年，每星期六還來複印。謝爾蓋仍時常請我吃飯，依然豐盛。我問他在哪兒工作，他說夜裡給一家商店看倉庫，每周去三次，錢掙得比教授還多。他的兒子米沙自費到中國學漢語，也說明他的經濟實力。不久前米沙給我打過電話，告我父母安康，並轉達他們的問候。
藍英年:拉利薩，你好嗎？(4)
三年又過去了，我最牽掛的還是拉利薩，但沒有她的消息。拉利薩，你生活得還好嗎？
（原載《看世界》2003年第3期）
藍英年:誰歪曲歷史(1)
拜讀了張小曼女士的《不能歪曲歷史》一文（《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5月3日），不知為何馬上聯想起我同俄國朋友的一次辯論。張女士寫道：“如果不是1945年8月上旬蘇聯百萬大軍及時出兵援助，僅僅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能夠在短短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迅速打敗號稱百萬的日本‘關東軍’精銳部隊，解放東北全境，使蹂躪東北長達十四年之久、八年抗戰中殺害數千萬中國同胞的日寇法西斯遭到徹底失敗嗎？”1995年我在俄國執教，兩位俄國記者來看我，談到哈爾濱經濟發展比海參崴快。一位忽然說，要不是我們出於國際主義義務，幫你們打敗日本關東軍，你們能有今天？接著說了同張女士意思相同的話，只是說得沒有張女士那樣氣勢磅礴。我聽了老大不快，反駁說蘇聯出兵擊潰日本關東軍，中國人民是感激的，但你們並非出於國際主義義務，而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還占領了我們的旅順、大連。另一位說旅順、大連怎麼是你們的，是日本人從他們手裡奪走又被他們收復的。並告訴我他本人就出生在旅順。我同他們辯論起來，從歷史上講俄國如何侵占旅順口和大連灣，日俄戰爭俄國如何戰敗，二戰後旅順、大連理應歸還中國。他們說有條約，我說那是不平等條約。他們說我們出兵打日本一點好處都得不到？他們的看法又同張女士的看法相似：“……請蘇聯紅軍出兵幫助中國打敗日本法西斯，在局部問題上作出某些讓步，從大局來看不可避免……”不過比她說得露骨。這兩位記者代表不少俄國人的觀點。我們爭得面紅耳赤，誰也說服不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