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頁
從這個角度來看。另外的幾個人的注文雖然沒有錯，卻有不足之處。例如注（2）：
“（2）盧卡契（Lukace Gyorgy，1885-1971）匈牙利哲學家，文藝批評家。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產黨，1919年任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文化委員。共和國失敗後流亡國外，1930年起住在莫斯科。著有馬克思主義美學，文藝理論、哲學史等著作。”
此人通譯盧卡奇，注文中說的這些，都沒有錯，但為了和正文相銜接，卻至少應該補上兩點：一、他在1923年出版的論文集《歷史與階級意識》對馬克思主義作了獨特的評價，但被指責為偏離馬克思主義正統學說。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他是積極參與者，事件期間任文化部長，失敗後被捕，後來被驅逐到羅馬尼亞，1957年獲准回國。
再如注（4），馬爾庫塞，通譯馬庫澤，原注也沒有錯，只是沒有提到他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
此書重印的時候，以上意見或者可供參考吧。
說起譯者的誤注，還可以舉另一例。這不是我發現的，是聽藍英年先生說的，那是在新華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史達林秘聞》的第576頁上。書上有這樣一句：“希特勒在1944年底聯合了三巨頭”，譯者對“三巨頭”加註：“指德、意、日。”這就使讀者難以理解了。第一，“三巨頭”通常是指三個人，怎麼會是三個國家呢？至於說，第二，德意日三國的聯合，並不是“1944年底”的事，早在1941年9月27日，就在柏林簽訂《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了。再說，第三，到了“1944年底”，哪裡還有這三國的聯合呢？早在這年的9月9日，義大利就向盟國投降，退出戰爭了。
原來這是因為沒有看懂原文而弄出來的誤譯和誤注。這一句的原意是：“希特勒在1943年底促成了三巨頭的聯合”，指的是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三巨頭的德黑蘭會議！正文把1943年誤為1944年，只是不知道是原本就弄錯了，還是譯本弄錯的。聽藍英年先生說，這書中的問題還不止這一處，就看這一處，也就夠嚇人了。
（原載2002年7月12日《文匯讀書周報》）
藍英年:拉利薩，你好嗎？(1)
1989年9月，我應蘇聯教委邀請，到蘇聯海參崴市遠東大學漢學系教授漢語。我乍到異邦，很多地方不習慣。吃飯就是難關。戈巴契夫上台後，蘇聯經濟狀況不斷惡化，商品匱乏，尤其是食品，副食店貨架空空如也，海參崴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教研室主任博洛京娜對我說：“您現在就像瞿秋白當年那樣，經歷《餓鄉紀程》。”
1989年俄國人的生活水平當然不能同1920年相比，但比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期”差得多。進學校飯廳先得排隊。我到蘇聯新學的第一句話就是：“哪位排在最後？”拿著塑料托盤依次排到放食品的台前，金髮碧眼的女服務員，給我一份一份地往托盤上放菜，麵包自己取。然後再到收款處算帳付錢。飯廳里雖有座位，但早被學生占滿，只得站著吃。最讓我受不了的是吃不到蔬菜。買水果吧，都是從中國運來的，不是不熟的便是半爛的，都是我在國內不吃的。沒有辦法，只好去買，可等我下課去買時，早被俄國人搶光了。
到遠東大學後，在我結交的第一批俄國朋友中，便有圖書館管理員拉利薩。我每天到圖書館看報，同管理報刊閱覽室的拉利薩漸漸熟了。拉利薩畢業於遠東大學英語系，人逾中年，風韻猶存。她對我非常熱情，甚至允許我把報紙帶回宿舍看。有一次我對拉利薩抱怨沒蔬菜吃，她同情地望著我，什麼也沒說。第二天我去看報的時候，她在空罐頭瓶里裝了半瓶蔬菜送給我。此後她每天都給我帶半瓶蔬菜。她不值班的時候，我去看報時，蔬菜瓶壓在剛到的報紙上。一連幾個月都如此。一個外國人這樣關心我，我著實感激。菜不斷變化，有胡蘿蔔、西紅柿、茄子還有蕨菜。我原想他們吃什麼就分給我一點，但蕨菜並不是俄國人常吃的菜，副食店裡雖有，但由於價錢高，無人問津。她家如何吃得起蕨菜？她家的生活狀況如何呢？我很想知道。冬去春來，半年過去了，我只知道她有一兒一女，丈夫在列寧格勒美術學院讀研究生。
這時已經有俄國朋友請我做客了。我初次走進俄國知識分子的家庭。他們住房條件都很差。多半是兩室一廳，但面積很小，約三十多平方米。臥室兼客廳，靠牆擺著一張寬大的沙發床。白天推進去坐人，晚上拉出來睡覺。連遠東大學副校長的住宅也如此。副校長是漢學家，她要到中國曲阜參加孔子討論會，叫我幫她準備發言稿，所以我到她家去過幾次。與其說幫她“準備”，不如說代她捉刀。我把她的一點膚淺的意思用漢語寫出來，然後我們倆就坐在沙發上，我一句一句教她念，還替她錄了音，她自己跟著錄音練。她丈夫是海員，商船上的大副，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是我的學生。他們生活水平比普通教師好一些，因為她丈夫像所有海員一樣，從日本販運汽車。她丈夫喝了酒話多，得意地對我說，他們的船每次從日本回來，都運回十幾輛日本人報廢的汽車。日本人要報廢汽車還得交錢，他看得出哪個日本人要把汽車開往報廢站，便在路上把他截住，請他把汽車開到蘇聯船上。日本人免了交錢，何樂而不為，而他們得到報廢的汽車。由於他有這種本事，船長看重他，船員愛戴他，船員把報廢汽車中最好的兩輛一輛給船長，一輛給他。他這些話讓當妻子的副校長感到難堪，生氣了，讓他住嘴，可這個二百五不但不聽，反而朝她喊起來：“不靠我的汽車，就靠你那點工資，讓全家喝西北風呀！”弄得我很尷尬，裝作聽不懂他們的話，可副校長知道我全能聽懂，更加生丈夫的氣。
“（2）盧卡契（Lukace Gyorgy，1885-1971）匈牙利哲學家，文藝批評家。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產黨，1919年任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文化委員。共和國失敗後流亡國外，1930年起住在莫斯科。著有馬克思主義美學，文藝理論、哲學史等著作。”
此人通譯盧卡奇，注文中說的這些，都沒有錯，但為了和正文相銜接，卻至少應該補上兩點：一、他在1923年出版的論文集《歷史與階級意識》對馬克思主義作了獨特的評價，但被指責為偏離馬克思主義正統學說。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他是積極參與者，事件期間任文化部長，失敗後被捕，後來被驅逐到羅馬尼亞，1957年獲准回國。
再如注（4），馬爾庫塞，通譯馬庫澤，原注也沒有錯，只是沒有提到他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
此書重印的時候，以上意見或者可供參考吧。
說起譯者的誤注，還可以舉另一例。這不是我發現的，是聽藍英年先生說的，那是在新華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史達林秘聞》的第576頁上。書上有這樣一句：“希特勒在1944年底聯合了三巨頭”，譯者對“三巨頭”加註：“指德、意、日。”這就使讀者難以理解了。第一，“三巨頭”通常是指三個人，怎麼會是三個國家呢？至於說，第二，德意日三國的聯合，並不是“1944年底”的事，早在1941年9月27日，就在柏林簽訂《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了。再說，第三，到了“1944年底”，哪裡還有這三國的聯合呢？早在這年的9月9日，義大利就向盟國投降，退出戰爭了。
原來這是因為沒有看懂原文而弄出來的誤譯和誤注。這一句的原意是：“希特勒在1943年底促成了三巨頭的聯合”，指的是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三巨頭的德黑蘭會議！正文把1943年誤為1944年，只是不知道是原本就弄錯了，還是譯本弄錯的。聽藍英年先生說，這書中的問題還不止這一處，就看這一處，也就夠嚇人了。
（原載2002年7月12日《文匯讀書周報》）
藍英年:拉利薩，你好嗎？(1)
1989年9月，我應蘇聯教委邀請，到蘇聯海參崴市遠東大學漢學系教授漢語。我乍到異邦，很多地方不習慣。吃飯就是難關。戈巴契夫上台後，蘇聯經濟狀況不斷惡化，商品匱乏，尤其是食品，副食店貨架空空如也，海參崴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教研室主任博洛京娜對我說：“您現在就像瞿秋白當年那樣，經歷《餓鄉紀程》。”
1989年俄國人的生活水平當然不能同1920年相比，但比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期”差得多。進學校飯廳先得排隊。我到蘇聯新學的第一句話就是：“哪位排在最後？”拿著塑料托盤依次排到放食品的台前，金髮碧眼的女服務員，給我一份一份地往托盤上放菜，麵包自己取。然後再到收款處算帳付錢。飯廳里雖有座位，但早被學生占滿，只得站著吃。最讓我受不了的是吃不到蔬菜。買水果吧，都是從中國運來的，不是不熟的便是半爛的，都是我在國內不吃的。沒有辦法，只好去買，可等我下課去買時，早被俄國人搶光了。
到遠東大學後，在我結交的第一批俄國朋友中，便有圖書館管理員拉利薩。我每天到圖書館看報，同管理報刊閱覽室的拉利薩漸漸熟了。拉利薩畢業於遠東大學英語系，人逾中年，風韻猶存。她對我非常熱情，甚至允許我把報紙帶回宿舍看。有一次我對拉利薩抱怨沒蔬菜吃，她同情地望著我，什麼也沒說。第二天我去看報的時候，她在空罐頭瓶里裝了半瓶蔬菜送給我。此後她每天都給我帶半瓶蔬菜。她不值班的時候，我去看報時，蔬菜瓶壓在剛到的報紙上。一連幾個月都如此。一個外國人這樣關心我，我著實感激。菜不斷變化，有胡蘿蔔、西紅柿、茄子還有蕨菜。我原想他們吃什麼就分給我一點，但蕨菜並不是俄國人常吃的菜，副食店裡雖有，但由於價錢高，無人問津。她家如何吃得起蕨菜？她家的生活狀況如何呢？我很想知道。冬去春來，半年過去了，我只知道她有一兒一女，丈夫在列寧格勒美術學院讀研究生。
這時已經有俄國朋友請我做客了。我初次走進俄國知識分子的家庭。他們住房條件都很差。多半是兩室一廳，但面積很小，約三十多平方米。臥室兼客廳，靠牆擺著一張寬大的沙發床。白天推進去坐人，晚上拉出來睡覺。連遠東大學副校長的住宅也如此。副校長是漢學家，她要到中國曲阜參加孔子討論會，叫我幫她準備發言稿，所以我到她家去過幾次。與其說幫她“準備”，不如說代她捉刀。我把她的一點膚淺的意思用漢語寫出來，然後我們倆就坐在沙發上，我一句一句教她念，還替她錄了音，她自己跟著錄音練。她丈夫是海員，商船上的大副，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是我的學生。他們生活水平比普通教師好一些，因為她丈夫像所有海員一樣，從日本販運汽車。她丈夫喝了酒話多，得意地對我說，他們的船每次從日本回來，都運回十幾輛日本人報廢的汽車。日本人要報廢汽車還得交錢，他看得出哪個日本人要把汽車開往報廢站，便在路上把他截住，請他把汽車開到蘇聯船上。日本人免了交錢，何樂而不為，而他們得到報廢的汽車。由於他有這種本事，船長看重他，船員愛戴他，船員把報廢汽車中最好的兩輛一輛給船長，一輛給他。他這些話讓當妻子的副校長感到難堪，生氣了，讓他住嘴，可這個二百五不但不聽，反而朝她喊起來：“不靠我的汽車，就靠你那點工資，讓全家喝西北風呀！”弄得我很尷尬，裝作聽不懂他們的話，可副校長知道我全能聽懂，更加生丈夫的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