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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年是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離秦朝滅亡還有三年。

  其中一個隊長陳勝在決定要造反後又遇到了一個難題,那就是以誰的名義來造反。他不可能就這樣跑出去跟那九百名農民叫喊造反了,農民一定把他當成是瘋子。雖然,他當初說自己是鴻鵠,還譏笑那些不知鴻鵠之志的農民燕雀們,但老實說,他自己也不知道鴻鵠的志向到底是什麼。也就是說,他自知自己還沒有那麼大的號召力來影響那些農民兄弟們。

  在這種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情況下,兩個人抱著腦袋想到了兩股風。第一股風是楚國的項燕,兩人的理由是,項燕做楚國的將領的時候,多次立有戰功,又愛護士兵,楚國人很愛憐他。有人認為他死了,有人認為他逃跑了,總之這個人的去向是神秘的。

  但這理由因為出自兩個農民之口,所以就流於表面了。細細推敲之,他們之所以選擇項燕,最深層的原因很可能是在秦統一過程中,楚國是受秦國軍事打擊最重,損失最慘重的國家。所以,楚國的抗秦、反秦之火就燒得特別旺。特別是楚國末期的名將項燕,被秦朝大將王翦滅掉後,項燕之名忽然比先前升高了數倍。而且還有一句“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讖言在社會上流行,正是眾人備為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

  另一股風在現在看來是極端可笑的,且看他們的理由:我聽說秦二世是

  秦始皇小兒子,不應當立為皇帝,應當立為皇帝的人是公子扶蘇。扶蘇因為多次勸誡秦始皇的原因,皇帝派他在外面帶兵。現在有人聽說扶蘇沒有罪,二世卻殺了他。百姓多數聽說他賢明,卻不知道他已經死了。現在果真把我們的這些人冒充公子扶蘇的隊伍,向全國發出號召,應該有很多響應的人,我們借他的名義來反對小胡亥。

  但從字面意義上來看,陳勝是想舉著敵人哥哥的旗幟來反對敵人。再看他的話,就有“弟弟不仁奪位,哥哥現在來要了”的意思在裡面了。我們不得而知,陳勝和吳廣當時是否想到這一點,但其淳樸而直接的這兩個理由卻是讓他們乘風而起的可靠保證。

  舉項燕,可以讓更多苦秦已久的人加入到自己的戰團中來;舉扶蘇,讓人對胡亥產生更大的憤怒。當陳勝、吳廣舉事而成後就再也沒有提到這兩個人,不提項燕,因為勢力已雄厚;不提扶蘇,因為不想讓扶蘇仁義之光遮蓋住自己的叛亂之名。

  而有幸為這一論述作證據的則是西漢賈誼的和宋朝的蘇洵,倘若將兩個人的觀點糅合到一起,就是這樣的:秦在挺進中原與六國混戰時,占據有利的地理位置而獲勝只是其中一個小因素。最大的因素是當時六國也是“仁義不施”,和秦國相比,大家半斤八兩。六國國內之所以沒有人起來造反,是因為養客之風盛行,天下人才都被國家或者是國家的代言人養著呢,普通老百姓根本攪不起大風浪來。但是,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命令殺名士,把大批的擊劍抗鼎之徒都趕進了民間,所以,才出現了無數的刺客。陳勝以一農民而掀起滅秦大浪,無非是因為秦朝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公元前209年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匈奴冒頓即位為單于,開始統一蒙古草原。為後來西漢在北方的疲於奔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在中原,陳勝、吳廣打著扶蘇與項燕的旗幟開始反秦。陳吳反秦一事讓我們看到了並應該反思的一個事實:扶蘇已死近一年,他的仁德還可以被人拿出來當令箭。那麼,若他仍活著,而他的仁德能沐浴人民,天下該是什麼樣呢?!

  扶蘇之死(1)

  扶蘇太子給人的感覺就是:太子之位來得快(秦始皇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立他為太子),去得也快(秦始皇屍骨恐怕未寒,他就死了)。

  歷史對這位太子的記載並不公道,司馬遷在《史記》中只是寥寥數筆,卻還是側寫旁描。所以,我們想要完整地了解這位扶蘇太子,在今天的確是一件難事。

  據史料記載,秦始皇因不滿一些儒生的復古言論,在李斯的煽動下,於咸陽坑殺了四百六十餘名儒生。扶蘇知道後,勸諫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大怒,將其趕出宮廷去北邊給守衛北方的蒙恬作監軍。蒙恬,《史記》記載,“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掃六合後,“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蒙恬還建造了秦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

  秦始皇為什麼要大怒,除了他性格殘暴剛愎自用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扶蘇所言乃“柔慈”之語,在這位祖龍眼裡,這位長子與自己的行事路線格格不入。細思扶蘇的勸諫之言,可謂中規中矩,合情合理。

  第一,天下雖然已定,但遠地的百姓還四散各處,這樣坑殺儒生只會惹來他們的恐慌;第二,儒生們又沒有犯什麼大錯,父親這樣做未免太殘酷了些。

  如果可以結合所有有關扶蘇的歷史記載,我們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扶蘇並不是只這一次上諫秦始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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