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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嘯辰搖搖頭道：「羅主任，這個倒不必苛責了，學術研究應當是自由的，不能壓制不同的觀點，否則就變成一言堂了。」
「這怎麼能叫一言堂，最基本的原則總是要堅持的吧？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是絕對不能變的，不存在什麼自由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企業就必須是公有制的……嗯，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企業都必須是公有制，國家還是提倡多種經濟形式並存的，但像咱們重裝辦聯繫的這些大型裝備製造企業，必須國有，這是不容置疑的。」羅翔飛說道。
馮嘯辰皺著眉頭道：「這就是我覺得形勢不樂觀的地方啊。我最近代替沈老師去參加了不少學術研討會，有一些會議的級別還是挺高的，參會的有一些部委機關里的幹部。持您這種觀點的人當然也有一些，但並不占上風。從實踐部門到理論界，占主流的觀點都是經濟自由化。我很擔心這樣一種思潮會影響到國家的決策。」
聽馮嘯辰這樣說，羅翔飛的口氣一下子就軟了，他嘆了口氣，說道：「我何嘗又不擔心呢？其實，現在已經有這樣的苗頭了。這一年多時間，咱們重裝辦的工作越來越不好做了，跨部門、跨地區的協調受到的掣肘非常嚴重，而我們能夠使用的手段也是越來越少了。國家這邊，對於重大裝備研製的決心似乎也有所鬆動。對了，你聽說了嗎，有一位學者最近提出了一個理論，叫作國際大協作理論，影響很大呢。」
「我當然聽說了。」馮嘯辰冷笑道，「在這幾次學術研討會上，國際大協作理論火得很呢，不但學術界支持，很多部委里的幹部也給它站台，說這個理論對於指導部委的工作很有啟發。」
所謂國際大協作理論，其實說起來也很簡單，那就是把整個世界當成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的秉賦條件，在這個體系中承擔一個環節的工作。比如說，歐美國家的技術水平高，就負責技術前沿的突破、重大技術裝備的製造；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勞動力豐富，就承擔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為發達國家生產點襪子、褲子之類的輕工業產品；至於中東、非洲等國家，則作為原材料的提供國，賣賣石油、礦石啥的，也能過得舒舒服服的。
按照這個理論，中國根本就沒有必要花那麼多精力去搞什麼重大裝備研製，人家歐美和日本都已經把設備造好了，你拿錢買來用就行了，為什麼要自己搞一套呢？說穿了，不就是自力更生的舊思想在作祟嗎？總是擔心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害怕參與國際大協作會吃虧。而這樣的思想，就是明顯的冷戰思維，是落後的、陳腐的……
時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美國迫切需要聯合中國來遏制蘇聯的擴張，中美兩國關係處於「蜜月期」，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歐洲和日本也同樣向中國伸出了橄欖枝。許多中國官員都相信世界大同即將來臨，所謂「帝國主義亡我之心」的說法已經不合時宜。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大協作這種觀點頗有市場。
其實又何止是中國，當時的蘇聯國內也有相當一批人信奉這種天下大同的觀點，以至於醞釀出了戈氏的新思維，這就是題外話了。
馮嘯辰是具有超前眼光的人，自然知道這種國際大協作的想法是何其幼稚。國家間怎麼可能會有永恆的友誼？主導這個世界的規則只能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處於產業鏈的底端，就相當於處於食物鏈的底端，只能是被人魚肉的結果。在此前，他對國際大協作理論只是抱以鄙夷的態度，現在聽到羅翔飛也提起這種觀點，他心念一動，試探著問道：「怎麼，領導同志也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嗎？」
羅翔飛搖了搖頭，臉上的表情有些苦澀。馮嘯辰知道羅翔飛這個搖頭的動作里包含著好幾層意思，一是領導人尚未接受這樣的觀點，二是羅翔飛不敢保證領導人會不會接受這樣的觀點，第三則是表示出一種憂慮，甚至可能是失望。
「怎麼會這樣呢？」
馮嘯辰有些懵了。
他雖然是一名穿越者，但前世一直是做技術管理的工作，對於經濟學和經濟史了解不深。他知道80年代中期國內出現的這種國際大協作理論，但不記得國家決策層面是否受到了這種理論的影響，以至於作出了相應的戰略選擇。在他印象中，8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裝備製造業的確有過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有一些企業倒閉了，有一些企業轉產輕工業產品去了，還有一些企業則落入了外資的囊中。難道，這就是國際大協作理論的結果？
裝備製造業的徘徊不前，不能說沒有客觀的原因，但用後世的眼光來看，這就是一段彎路了。走彎路的結果就是浪費了時間，損失了機會，要彌補這段彎路帶來的影響，必然要付出血汗的代價。
既然自己來到了這個時空，是不是可以避免重走這段彎路呢？
「羅主任，您的觀點是什麼？」馮嘯辰問道。
羅翔飛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是堅決反對這種理論的。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在裝備製造方面絕對不能仰人鼻息，必須發展起自己的裝備製造業，這樣才能不受制於人。說什麼國際大協作，爹有娘有，都不如自己有。50年代的時候，蘇聯老大哥就曾經提出來，說他們有原子彈，可以保護我們，我們不需要自己搞原子彈，但老一輩領導人堅決要搞。實踐表明，沒有屬於自己的國之利器，一個國家就不可能有地位，就只能永遠被別人欺負。這樣的道理，我們在50年代就已經懂了，現在難道反而不懂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