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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徵詢錢學森的意見時，他卻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認為航空飛機固然要發展，但當務之急還是應首先發展飛彈，發展航空飛機的重要性趕不上發展飛彈。
直教將帥們大眼瞪小眼：為什麼呢？
在美國就已是火箭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解釋：飛彈有很高的馬赫數，比聲速還要快，飛彈的馬赫數可以到10，可以到20，是聲速的10倍、20倍。超音速飛機最多也就是兩倍。飛彈打飛機，一打一個準，飛機打飛彈，門都沒有。
劉亞樓不明所以，錢學森分析說：航空飛機的困難在材料，而材料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得靠經驗積累。飛機的材料至關重要，要能經受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考驗，而飛彈的材料卻是一次性的。所以，飛彈沒有尖銳的材料問題，飛彈的難點在於看得清，打得准。因此，我的結論是，中國人搞飛彈比搞航空飛機要容易。
由空軍副政委改任航空工業局副局長的王弼，此時正協助錢學森完成《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制訂，就劉亞樓不太理解的技術問題作了些解釋。
劉亞樓聽懂了，認為這是個驚人的理論。後來，經過群英會論證，在編制全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中，充分吸收了錢學森的意見。國防部飛彈管理局（國防部第五局）和飛彈研究院（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就是在這背景下先後成立的。後來為了減少層次，提高工作效率，1957年3月中央軍委下令撤銷五局，所屬機構和人員合併到五院（部級單位）。
戰爭中的決定因素
當赫魯雪夫關於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的承諾，被他的某些粗魯外交行動沖淡時，中國人第一次公開表示了要自己製造核武器的決心。1958年5月，中央軍委召開1000人擴大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如何實現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並繼續堅持延安傳統和毛澤東軍事思想。會議召開前4天，身兼中央軍委委員、航委委員等職的劉亞樓，在《解放軍報》發表一篇題為《認真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文章。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稱：“劉在文章中不僅讚揚了主席的著作，而且還稱讚了工農出身的飛行員，批評外國（即蘇聯）顧問（這種批評來自於一個曾在蘇聯學習過的人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批評外國那種通過過分的安全預防措施將士兵與人民群眾隔開的做法，重申了黨委制和政治委員在現代化軍隊中的重要性。
劉亞樓的文章也許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一個具有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種的司令員，他贊成毛的信條，即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
這位中國問題專家分析認為，毛澤東在這次軍委擴大會上，對劉亞樓大加表揚“並非巧合”。
劉亞樓在這篇文章中還指出，中國將利用自己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在“為期不遠的將來”製造出自己的核武器。能把這種“傾向”初露端倪，事先該取得中央軍委的首肯。3個月後，主管科技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元帥證實了劉亞樓的說法。西方學者據此分析：“劉亞樓的斷言可謂一箭雙鵰，它不僅是對赫魯雪夫的警告，而且實質上還在於維護毛的發展具有核武器裝備的延安式軍隊，以避免在現代常規武器方面進行大量投資的計劃的可信性。”
1955年1月，蘇聯國防部提議中蘇兩國加強在遠東的防空領域合作。中國即派出由副總參謀長陳賡、空軍副司令王秉璋、防空軍副司令成鈞等9人組成的代表團到伯力（哈巴羅夫斯克），同蘇聯遠東軍區及太平洋艦隊商談防空合作事項。陳賡等人回國匯報後，彭德懷認為這個防空協定不平等，建議中央暫不批准。
這年9月，蘇聯國防部再次提出外貝加爾軍區與瀋陽軍區訂立協同防空協定的問題。根據劉亞樓和總參謀長粟裕的意見，由瀋陽軍區空軍司令員周赤萍前去同蘇方商談。在蘇聯軍事院校深造過的劉亞樓，對蘇聯並不盲從，無論是打仗還是治軍，都有自己的原則。他和粟裕向周赤萍交代，此行談判僅限於雙方在防空情報方面的合作問題。周赤萍到赤塔後，才知蘇方早已準備好了協議，內容包括蘇聯飛機事先不必通知中國即可進入中方領空並在中方機場降落，但中國飛機在本國飛行或進入蘇聯領空，均須事先向蘇方通報，北京軍區所得敵機情報也要通報給蘇方。議定書還要求中國在東北北部地區增建幾個機場，以滿足蘇軍飛機降落之需要。此外，在為對方提供油料及食宿方面，條件也不對等。
1958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軍委的報告，為了加速國防科技事業的發展，決定成立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同時撤銷國家航空工業委員會），統一領導全軍武器裝備科學研究工作。聶榮臻兼任國防科委主任，陳賡、劉亞樓、張愛萍、方毅兼副主任。
在考驗面前
1959年6月12日，由羅榮桓、葉劍英元帥率領，劉亞樓和總參謀長黃克誠、海軍司令員蕭勁光、炮兵司令員陳錫聯等人，一同參觀了海軍發射中國第一枚岸艦飛彈現場會。這一天宣告，中國繼空軍飛彈部隊後，有了自己的岸艦飛彈部隊，徹底結束了舊中國有海無防的慘痛歷史。羅榮桓寄語劉亞樓、蕭勁光：今後就應該這樣，空軍讓藍天不再有陰影，海軍讓萬裏海疆風平浪靜。
直教將帥們大眼瞪小眼：為什麼呢？
在美國就已是火箭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解釋：飛彈有很高的馬赫數，比聲速還要快，飛彈的馬赫數可以到10，可以到20，是聲速的10倍、20倍。超音速飛機最多也就是兩倍。飛彈打飛機，一打一個準，飛機打飛彈，門都沒有。
劉亞樓不明所以，錢學森分析說：航空飛機的困難在材料，而材料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得靠經驗積累。飛機的材料至關重要，要能經受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考驗，而飛彈的材料卻是一次性的。所以，飛彈沒有尖銳的材料問題，飛彈的難點在於看得清，打得准。因此，我的結論是，中國人搞飛彈比搞航空飛機要容易。
由空軍副政委改任航空工業局副局長的王弼，此時正協助錢學森完成《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制訂，就劉亞樓不太理解的技術問題作了些解釋。
劉亞樓聽懂了，認為這是個驚人的理論。後來，經過群英會論證，在編制全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中，充分吸收了錢學森的意見。國防部飛彈管理局（國防部第五局）和飛彈研究院（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就是在這背景下先後成立的。後來為了減少層次，提高工作效率，1957年3月中央軍委下令撤銷五局，所屬機構和人員合併到五院（部級單位）。
戰爭中的決定因素
當赫魯雪夫關於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的承諾，被他的某些粗魯外交行動沖淡時，中國人第一次公開表示了要自己製造核武器的決心。1958年5月，中央軍委召開1000人擴大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如何實現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並繼續堅持延安傳統和毛澤東軍事思想。會議召開前4天，身兼中央軍委委員、航委委員等職的劉亞樓，在《解放軍報》發表一篇題為《認真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文章。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稱：“劉在文章中不僅讚揚了主席的著作，而且還稱讚了工農出身的飛行員，批評外國（即蘇聯）顧問（這種批評來自於一個曾在蘇聯學習過的人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批評外國那種通過過分的安全預防措施將士兵與人民群眾隔開的做法，重申了黨委制和政治委員在現代化軍隊中的重要性。
劉亞樓的文章也許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一個具有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種的司令員，他贊成毛的信條，即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
這位中國問題專家分析認為，毛澤東在這次軍委擴大會上，對劉亞樓大加表揚“並非巧合”。
劉亞樓在這篇文章中還指出，中國將利用自己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在“為期不遠的將來”製造出自己的核武器。能把這種“傾向”初露端倪，事先該取得中央軍委的首肯。3個月後，主管科技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元帥證實了劉亞樓的說法。西方學者據此分析：“劉亞樓的斷言可謂一箭雙鵰，它不僅是對赫魯雪夫的警告，而且實質上還在於維護毛的發展具有核武器裝備的延安式軍隊，以避免在現代常規武器方面進行大量投資的計劃的可信性。”
1955年1月，蘇聯國防部提議中蘇兩國加強在遠東的防空領域合作。中國即派出由副總參謀長陳賡、空軍副司令王秉璋、防空軍副司令成鈞等9人組成的代表團到伯力（哈巴羅夫斯克），同蘇聯遠東軍區及太平洋艦隊商談防空合作事項。陳賡等人回國匯報後，彭德懷認為這個防空協定不平等，建議中央暫不批准。
這年9月，蘇聯國防部再次提出外貝加爾軍區與瀋陽軍區訂立協同防空協定的問題。根據劉亞樓和總參謀長粟裕的意見，由瀋陽軍區空軍司令員周赤萍前去同蘇方商談。在蘇聯軍事院校深造過的劉亞樓，對蘇聯並不盲從，無論是打仗還是治軍，都有自己的原則。他和粟裕向周赤萍交代，此行談判僅限於雙方在防空情報方面的合作問題。周赤萍到赤塔後，才知蘇方早已準備好了協議，內容包括蘇聯飛機事先不必通知中國即可進入中方領空並在中方機場降落，但中國飛機在本國飛行或進入蘇聯領空，均須事先向蘇方通報，北京軍區所得敵機情報也要通報給蘇方。議定書還要求中國在東北北部地區增建幾個機場，以滿足蘇軍飛機降落之需要。此外，在為對方提供油料及食宿方面，條件也不對等。
1958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軍委的報告，為了加速國防科技事業的發展，決定成立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同時撤銷國家航空工業委員會），統一領導全軍武器裝備科學研究工作。聶榮臻兼任國防科委主任，陳賡、劉亞樓、張愛萍、方毅兼副主任。
在考驗面前
1959年6月12日，由羅榮桓、葉劍英元帥率領，劉亞樓和總參謀長黃克誠、海軍司令員蕭勁光、炮兵司令員陳錫聯等人，一同參觀了海軍發射中國第一枚岸艦飛彈現場會。這一天宣告，中國繼空軍飛彈部隊後，有了自己的岸艦飛彈部隊，徹底結束了舊中國有海無防的慘痛歷史。羅榮桓寄語劉亞樓、蕭勁光：今後就應該這樣，空軍讓藍天不再有陰影，海軍讓萬裏海疆風平浪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