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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方代表沉不住氣了：您何必吹毛求疵呢，反正我們是不想改了。
劉亞樓毫不客氣地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要嚴肅地告訴您，我是不會在這份協議書上簽字的，請您把我們的意見呈報給赫魯雪夫同志。好了，今天的談判到此結束，我們等待你們的最後答覆。
第二天談判時，蘇方主動按照中方的要求，將文件中“專家”一詞全部改為“工程技術人員”。周恩來對中國代表團在談判桌上的鬥爭表示讚許。
談判成功
劉亞樓在“協定”上簽字。合同規定，蘇聯將在不附加任何條件的情況下，給予中國生產米格－21飛機（包括與米格－21匹配的P11－300發動機和Ｋ－13型飛彈）的特許權，但所有的技術援助都是有償的。
當晚，代表團在中國駐蘇大使館搞了一個答謝宴會，請了蘇聯空軍司令、空軍主帥維爾希寧元帥及蘇聯航空工業部部長斯米爾諾夫上將等人。
宴會上，蘇聯空軍司令維爾希寧對中國空軍的戰鬥力表示肯定。劉亞樓真誠地說：蘇聯空軍過去在幫助和協同中國空軍作戰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在中國空軍成長壯大的道路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我們回首往事時，總要由衷地說一句，“感謝友軍”！
中國空軍主帥沒有忘記那個時代蘇聯空軍對中國空軍的幫助，這使維爾希寧深受感動。
這次不同尋常的談判取得了滿意的成果。劉亞樓漫步在莫斯科近郊的避暑勝地銀松林，突然詩興大作，信口“說”出了一首詩：“春水浮冰日光飽，銀松深處起波濤，絢陽遍地化積雪，卡姆河畔吐綠草。人道春陽嬌難得，今朝踏雪賞春光，信步暢遊林深處，縱古論今義氣揚。”
協議簽訂後，代表團普遍感到高興，但劉亞樓說：得看中蘇今後關係的發展，要是中蘇關係惡化了，即使現在達成了協議，也只能是一張牛皮紙——不頂用！他的話多少有些先見之明，協議簽訂生效5個月後，蘇聯有關部門將製造米格－21技術資料陸續交付給瀋陽飛機製造廠，但該廠的技術人員按蘇方所提供的俄方技術資料目錄與資料一核查，發現蘇方故意將一些重要技術資料扣下，特別是所提供的米格－21飛機樣機的一部分零件根本無法裝配飛機……
這些有所預料但所料不全的問題發生後，國務院迅速作出決定：飛機設計、製造等部門要對米格－21飛機進行全面的“技術摸透”，為自行設計新型殲擊機埋樁、夯基。
蘇聯政府留一手的“小動作”，拖延了劉亞樓期待中生產製造米格－21的時間。幸有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和瀋陽飛機製造廠等單位群策群力，對米格－21進行全面的“技術摸透”，先後解決了249個蘇聯提供的圖紙中的疑難問題，編制了蘇聯欠交的8大試驗技術文件，完成了各項技術攻關，試驗並掌握了46項新技術和新工藝。1964年3月，瀋陽飛機製造廠全面鋪開米格－21的試製工作，次年研製成功。這是中國殲擊機設計、製造業的輝煌轉折點，它就是目前空軍仍普遍使用的殲－7戰鬥機。
當米格－21的研製指日可待時，1964年5月，航空研究院提出要在米格－21的基礎上，自行設計一種性能更好的高空高速殲擊機，而且技術、戰術指標要全面優於蘇聯米格－23。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米格－23是當時世界上一流的殲擊機，要超過它必須要有比它更高的智慧。劉亞樓得知這個消息，大加鼓勵，表示：空軍大力支持，要人給人，要物給物，你們成功時，我為你們擺酒慶功！
言猶在耳，遺憾的是，劉亞樓翌年因肝癌辭世。4年後，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殲擊機－8翱翔藍天，它的身後是日趨龐大的航空產業體系，這也算是對英魂的告慰。
發展飛彈
1956年5月，劉亞樓護送毛澤東首次乘坐中國空軍飛行員駕駛的飛機赴廣州，回京後馬上接到中央開會通知。會上宣布成立以聶榮臻為主任的航空工業委員會（簡稱航委），劉亞樓和剛回國不久的火箭專家錢學森等人一道，被任命為航委委員。
在開國元勛中，劉亞樓是最早涉足這個尖端領域的第一批人，對發展火箭飛彈原子能的夢想、準備與創業，深深嘗過無盡的艱辛和坎坷。
1952年夏，中國開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其中軍工部分及軍隊的五年計劃，就已提到搞原子能的事情。
而中國科學院在1950年4月組建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正是為建立核科學基礎、為中國的核能研究和發展作準備的。
1954年國慶期間，毛澤東邀請赫魯雪夫來北京參加慶祝典禮，提出了請蘇聯幫助中國搞原子能、核武器的想法。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作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研製原子彈的決定。4月，毛澤東在著名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再次強調：“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這年10月，經中國政府的嚴正交涉和周恩來的精心策劃安排，被美國羈留整整5年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衝破重重阻撓，終於回到祖國。此時正趕上中國制定12年科學規劃，新中國的國防工業到底應該搞什麼？中央軍委的意見是優先發展航空飛機,掌握制空權。在朝鮮戰場上，美國大搞核威脅、核訛詐，天天喊要放原子彈。中國鑑於空軍還不夠強大，為了防備美國，不得不頻繁調動部隊，還要不斷地深挖洞。劉亞樓和許多將帥都認為，中央軍委設想大力發展航空飛機的意見是正確的。
劉亞樓毫不客氣地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要嚴肅地告訴您，我是不會在這份協議書上簽字的，請您把我們的意見呈報給赫魯雪夫同志。好了，今天的談判到此結束，我們等待你們的最後答覆。
第二天談判時，蘇方主動按照中方的要求，將文件中“專家”一詞全部改為“工程技術人員”。周恩來對中國代表團在談判桌上的鬥爭表示讚許。
談判成功
劉亞樓在“協定”上簽字。合同規定，蘇聯將在不附加任何條件的情況下，給予中國生產米格－21飛機（包括與米格－21匹配的P11－300發動機和Ｋ－13型飛彈）的特許權，但所有的技術援助都是有償的。
當晚，代表團在中國駐蘇大使館搞了一個答謝宴會，請了蘇聯空軍司令、空軍主帥維爾希寧元帥及蘇聯航空工業部部長斯米爾諾夫上將等人。
宴會上，蘇聯空軍司令維爾希寧對中國空軍的戰鬥力表示肯定。劉亞樓真誠地說：蘇聯空軍過去在幫助和協同中國空軍作戰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在中國空軍成長壯大的道路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我們回首往事時，總要由衷地說一句，“感謝友軍”！
中國空軍主帥沒有忘記那個時代蘇聯空軍對中國空軍的幫助，這使維爾希寧深受感動。
這次不同尋常的談判取得了滿意的成果。劉亞樓漫步在莫斯科近郊的避暑勝地銀松林，突然詩興大作，信口“說”出了一首詩：“春水浮冰日光飽，銀松深處起波濤，絢陽遍地化積雪，卡姆河畔吐綠草。人道春陽嬌難得，今朝踏雪賞春光，信步暢遊林深處，縱古論今義氣揚。”
協議簽訂後，代表團普遍感到高興，但劉亞樓說：得看中蘇今後關係的發展，要是中蘇關係惡化了，即使現在達成了協議，也只能是一張牛皮紙——不頂用！他的話多少有些先見之明，協議簽訂生效5個月後，蘇聯有關部門將製造米格－21技術資料陸續交付給瀋陽飛機製造廠，但該廠的技術人員按蘇方所提供的俄方技術資料目錄與資料一核查，發現蘇方故意將一些重要技術資料扣下，特別是所提供的米格－21飛機樣機的一部分零件根本無法裝配飛機……
這些有所預料但所料不全的問題發生後，國務院迅速作出決定：飛機設計、製造等部門要對米格－21飛機進行全面的“技術摸透”，為自行設計新型殲擊機埋樁、夯基。
蘇聯政府留一手的“小動作”，拖延了劉亞樓期待中生產製造米格－21的時間。幸有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和瀋陽飛機製造廠等單位群策群力，對米格－21進行全面的“技術摸透”，先後解決了249個蘇聯提供的圖紙中的疑難問題，編制了蘇聯欠交的8大試驗技術文件，完成了各項技術攻關，試驗並掌握了46項新技術和新工藝。1964年3月，瀋陽飛機製造廠全面鋪開米格－21的試製工作，次年研製成功。這是中國殲擊機設計、製造業的輝煌轉折點，它就是目前空軍仍普遍使用的殲－7戰鬥機。
當米格－21的研製指日可待時，1964年5月，航空研究院提出要在米格－21的基礎上，自行設計一種性能更好的高空高速殲擊機，而且技術、戰術指標要全面優於蘇聯米格－23。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米格－23是當時世界上一流的殲擊機，要超過它必須要有比它更高的智慧。劉亞樓得知這個消息，大加鼓勵，表示：空軍大力支持，要人給人，要物給物，你們成功時，我為你們擺酒慶功！
言猶在耳，遺憾的是，劉亞樓翌年因肝癌辭世。4年後，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殲擊機－8翱翔藍天，它的身後是日趨龐大的航空產業體系，這也算是對英魂的告慰。
發展飛彈
1956年5月，劉亞樓護送毛澤東首次乘坐中國空軍飛行員駕駛的飛機赴廣州，回京後馬上接到中央開會通知。會上宣布成立以聶榮臻為主任的航空工業委員會（簡稱航委），劉亞樓和剛回國不久的火箭專家錢學森等人一道，被任命為航委委員。
在開國元勛中，劉亞樓是最早涉足這個尖端領域的第一批人，對發展火箭飛彈原子能的夢想、準備與創業，深深嘗過無盡的艱辛和坎坷。
1952年夏，中國開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其中軍工部分及軍隊的五年計劃，就已提到搞原子能的事情。
而中國科學院在1950年4月組建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正是為建立核科學基礎、為中國的核能研究和發展作準備的。
1954年國慶期間，毛澤東邀請赫魯雪夫來北京參加慶祝典禮，提出了請蘇聯幫助中國搞原子能、核武器的想法。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作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研製原子彈的決定。4月，毛澤東在著名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再次強調：“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這年10月，經中國政府的嚴正交涉和周恩來的精心策劃安排，被美國羈留整整5年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衝破重重阻撓，終於回到祖國。此時正趕上中國制定12年科學規劃，新中國的國防工業到底應該搞什麼？中央軍委的意見是優先發展航空飛機,掌握制空權。在朝鮮戰場上，美國大搞核威脅、核訛詐，天天喊要放原子彈。中國鑑於空軍還不夠強大，為了防備美國，不得不頻繁調動部隊，還要不斷地深挖洞。劉亞樓和許多將帥都認為，中央軍委設想大力發展航空飛機的意見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