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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了憲兵隊的門,二話沒說,先是一頓毒打。接著問抗日救國軍的事。張逸仙心裡清楚,只要不扯上與共產黨的關係,怎麼都好辦,於是沉著冷靜,坦然應對。敵人覺得從他身上得不到有用的東西,就把他丟在牢里。不久,裴志亭趕到哈爾濱,以500元滿幣和“春發祥”南貨店為擔保,把張逸仙保了出來。出獄時的張逸仙已是遍體鱗傷,在裴家大女兒家住了幾天後,便回到呼蘭裴家窩鋪養傷。

  轉眼到了1944年,張逸仙的傷勢已基本好轉,他決定再回關內,尋找組織,可是由於他是被日偽特務機關抓過的人,很難得到“出國證”。為此,張逸仙來到汪家井,找楊省三商量。楊省三也是國際情報組的成員,曾被張逸仙派往大連從事秘密工作,後來張逸仙和組織失去聯絡,他和裴志亭一起撤回呼蘭。

  楊省三聽了張逸仙的顧慮後,想了想說:“不如你再讓關里的兒女來封電報,就說生活困難,急需你回家。當局也許會發你‘出國證’。”

  張逸仙搖了搖頭,“就怕這招不好使。像我這樣的人,日本人是不會輕易放我的。”

  楊省三聽了也感覺難辦,沉吟了一會兒,忽然說:“也不是沒辦法,比如,找個有名望的地方紳士給你擔保一下,或許可以行得通。”

  張逸仙眼睛一亮。“好啊,那我就讓裴家擔保不就完了?”

  楊省三擺擺手:“不行,裴志亭也有抗日嫌疑,絕對保不了你的。”

  張逸仙有些泄氣。“我在這人生地不熟,找誰擔保?唉,看來我要困死在這裡了。”

  楊省三說:“我認識一個朋友,他是東沈家小學校長,叫許承武,今年三十四歲,原籍是北京的,為人厚道,講義氣,有威望,可以找他幫忙。”

  “那好呀,你馬上聯繫許校長,我們見見面。”張逸仙又看到了一線希望。

  正月十二,楊省三、張逸仙在呼蘭縣城黑瞎子胡同的新華菜館請許承武校長吃飯。大家見面後,彼此客氣了一番,坐下寒暄。張逸仙見這位許校長儀表堂堂,談吐不凡,先就有了好感。

  楊省三小心試探著說:“許校長,我這位朋友有點麻煩,急需入關,可‘出國證’得需要但保,您看可不可以給張先生……”

  許承武聽罷,緩緩地說:“可這位張先生我並不熟啊!”

  張逸仙急忙開口道:“許校長,雖然我是外鄉人,可一直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這個,省三可以作證。”

  “良民?”許承武慢慢抿了一口酒,“良民怎麼會被抓到憲兵隊去?”

  二人一聽,立刻啞口無言,呆坐在那裡。

  過了一會兒,許承武放下筷子,說道:“張先生的活動我有所耳聞,當過義勇軍的軍官,後來到關內與共產黨聯絡,現今又從事秘密的反日後動,可是個十足的‘良民’啊。”說完,他的嘴角竟露出一絲微笑。

  張逸仙大驚,不由萬分緊張,暗想也許這位頗有聲望的校長就是日本特務。楊省三也沒料到會是這樣,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

  許承武見他們不說話,又笑了笑,說:“張先生不要緊張。可以告訴你,我不是日本特務,你的事我會幫你的。”

  張逸仙狐疑地問:“許校長,你真的肯幫我?”

  許承武點點頭,“我願意幫助你們。”

  楊省三在一旁試探地問:“這件事好辦麼?”

  許承武滿有把握地說:“這件事應該不難,我跟縣公署的一個職員很熟,找他幫忙一定行的。”

  張逸仙感激的說:“許校長,麻煩你了。”接著拿出一百元滿幣,“小小意思,你拿去打點打點。”說完將鈔票放到桌上。

  許承武立刻將鈔票塞回張逸仙的手裡,“張先生,你這是幹麼?我跟省三是好朋友,所以才幫你的忙,怎麼能收你的錢,趕快拿回去。”

  張逸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從心底里感謝這位正直、善良、富有正義感的小學校長。

  2月初,許承武給張逸仙出具了“擔保證明”,連同張逸仙家鄉打來的電報一同報到縣公署。很快張逸仙的“出國”申請就被批准了。當許承武將“出國證”親手交給張逸仙時,張逸仙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動。

  關於許承武筆者作了考證,他1910年生於北京密雲,畢業於肇東師範,長期在呼蘭東沈家小學當校長,表面上和日偽來往很近,其實暗中做了不少保護抗日骨幹的活動。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由於一位蘇軍情報員在東沈家躲藏過,呼蘭日軍一個中隊包圍了東沈家村,並將幾門迫擊炮架在村口,要血洗該村。關鍵時刻,許承武用流利的日語和日軍中隊長交涉,最終令日軍撤軍。解放後,儘管許承武擁護共產黨,積極支援解放戰爭,但始終未加重用,反而降至為小學教員,1978年病逝。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許承武的妻弟羅明哲是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任哈爾濱第一任教育局長。侄女婿藏宗盛是四野的營長,解放後曾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省軍區顧問。

  在一個清冷的早晨,張逸仙悄悄離開了戰鬥了近二十年的熱土,踏上了歸鄉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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