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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入侵蘇聯。張逸仙感到蘇聯國內一定是全民動員，遠東地區蘇軍也會加派兵力，正是自己大顯身手之際，於是決定偷越國境，去找蘇軍情報部門。
7月，張逸仙腰藏“金票”、“滿洲幣”，背了一個小包袱，乘車來到佳木斯，然後換乘汽車向國境線饒河進發。準備從烏蘇里江過境，直奔蘇聯國境小鎮比金。
張逸仙因沒有“國境通行證”，只好曉行夜出，在撓力河一帶躲躲藏藏。
一天，張逸仙來到了距饒河只有40公里的布開山。又飢又渴的他，看到前面不遠的山石縫裡流淌著一股清泉，便立刻上前，用手捧起泉水大口喝了起來。突然，從草叢中鑽出兩個人，不由分說將他摁倒，然後扭起就走。
在一片小樹林裡，七八個穿便衣拿槍的人站在那裡。張逸仙暗想：糟糕，看樣子，這夥人不是“謀略隊”就是日本人的“偵察班”，無倫如何也不能承認自己有越境的企圖。
“說，幹什麼的！”扭住他胳膊的一個粗聲大氣的小伙子喝道。
張逸仙裝作痛苦的樣子說道：“我去饒河看朋友，迷了路。我可是個良民！”
“良民，什麼良民？”另一個像是頭領模樣的人掏出駁殼槍，“肯定是日本人的探子，告訴你，不說實話就斃了你。”
這樣一來，張逸仙倒不害怕了，這些人看來是抗聯的人。於是，微笑著問：“同志，你們是抗聯的人吧？哪部分的？”
這些人一下愣在那裡，過了一會兒，那個拿駁殼槍的人又說：“你別管我們是哪部分的，我只想問你是幹什麼的？”
張逸仙剛想開口，又一想，這夥人不明真假，還是等等再說。於是，他慢吞吞地說：“我是寶清的教書先生，常給抗聯送吃的。”
大概那些人也覺得張逸仙沒說實話，便將他綁在一棵樹上，幾個人坐在地上埋鍋造飯。
“我說你們小心點，做飯的炊煙別讓鬼子發現。”隨著話音，一個身材魁梧的人，腰裡別著一支蘇式左輪手槍，提著一隻山雞走了過來。
張逸仙見到此人一愣，好面熟，想起來了，1933年12月，張逸仙曾受命掩護黃振先等人去蘇聯學習。那批人員中有個中共滿洲省送過來的叫王福俊的共產黨員，就是眼前這人。
“王福俊！”張逸仙大聲喊道。
那人愣了一下，幾步走過來，“你在叫我嗎？”
“當然是叫你，王福俊，你不認識我了？”張逸仙由於高興，有些語無倫次了。
做飯那幾個人笑了起來。其中那個粗聲大氣的小伙子說：“你這傢伙，死到臨頭還套近乎，什麼王福俊，他叫於保合！”
於保合擺了擺手，制止大家的吵鬧，說道：“你們吵什麼？我剛參加革命時還真叫過王福俊。”他端詳了一陣張逸仙，“可我確實記不起是在什麼地方認識你的。”
張逸仙激動地說：“你忘了，1933年12月，在偏臉子望火樓上坎小公園內，皮鞋王說讓你跟黃振先去蘇聯，暗號還是我告訴你的。”
於保合好像想了起來，“你是跟楊奠坤在一起的那個人，當時你說從綏芬河過境，見到蘇聯邊防軍就說——”
“米哈依爾！”張逸仙脫口而出。
“對，米哈依爾。”於保會笑了起來，“沒錯，你是自己人。”說完，動手給他鬆綁。
大家紛紛圍攏過來。於保合指著拿駁殼槍那人對張逸仙說：“這是我們的抗聯二路軍二支隊長王效明同志。”然後，又對王效明說：“這位同志是國際情報組織的老同志，絕對可以信賴，不會有假。”
王效明熱情地同張逸仙握了握手，“對不起，老同志，讓你受委屈了。”
張逸仙善意地笑了。他萬沒想到，在長時間和組織失去聯繫之後，還能見到這麼多的同志。
於保合向張逸仙介紹了一下自己的情況。從蘇聯學習回來後，便參加了東北抗日聯軍。由於日寇的殘酷“討伐”，抗聯傷亡慘重，餘部只好退入蘇聯遠東境內。他是學無線電的，便負責二路軍二支隊的電台工作。今年5月份，他和支隊長王效明等人從蘇聯越境回到小佳河一帶，準備在依蘭方向開展活動。
張逸仙也把失去組織的事和他們說了，並請求於保合帶自己過境去找蘇軍遠東軍區的情報部門，恢復組織關係。
於保合想了想說道：“目前還不行，我們要到依蘭一帶開展偵察活動，一時半時還不能回蘇聯。這樣，我先將你的情報用電台報告給周保中同志，讓他和蘇軍接洽。年底，你再到富錦一帶找我，聽我的回信。”
張逸仙聽了非常高興，於是他說：“那就讓我和你們一起活動吧，我學過游擊戰，會爆破，會使用電台……”王效明爽快地同意了。
就這樣，張逸仙和這支抗聯隊伍一起行動了一個多月。後來在一次戰鬥中，隊伍被鬼子衝散了，張逸仙只好又取道哈爾濱回到呼蘭，在裴家窩鋪潛伏下來。
1942年秋，一個曾與裴志亭一起參加過抗日活動的“大赦分子”石國泰，為了升官發財，向日本憲兵隊投靠，密報裴家藏匿有抗日分子。日寇便布置他監視裴志亭的行動。石國泰知道張逸仙在裴家教書，常以找老師寫條幅、畫扇面為名到大裴家窩鋪，尋找張逸仙的可疑行跡。種種跡象表明，敵人已對張逸仙十分注意，隨時有被捕的危險，因此，張逸仙向日偽當局申請回關內（因當時偽滿到關內屬出國，需申請，辦理“出國證”），第一次申請未被批准。後來收到山東寄來的信說家中兒女生活有困難，再次申請，終獲允許。不料這是日本特務設的一個圈套。他們早認定張逸仙是國民黨潛伏分子，以為他要脫離監視逃跑，故意放他離開呼蘭。結果張逸仙在哈爾濱站一下車，就被日本憲兵抓走了。
7月，張逸仙腰藏“金票”、“滿洲幣”，背了一個小包袱，乘車來到佳木斯，然後換乘汽車向國境線饒河進發。準備從烏蘇里江過境，直奔蘇聯國境小鎮比金。
張逸仙因沒有“國境通行證”，只好曉行夜出，在撓力河一帶躲躲藏藏。
一天，張逸仙來到了距饒河只有40公里的布開山。又飢又渴的他，看到前面不遠的山石縫裡流淌著一股清泉，便立刻上前，用手捧起泉水大口喝了起來。突然，從草叢中鑽出兩個人，不由分說將他摁倒，然後扭起就走。
在一片小樹林裡，七八個穿便衣拿槍的人站在那裡。張逸仙暗想：糟糕，看樣子，這夥人不是“謀略隊”就是日本人的“偵察班”，無倫如何也不能承認自己有越境的企圖。
“說，幹什麼的！”扭住他胳膊的一個粗聲大氣的小伙子喝道。
張逸仙裝作痛苦的樣子說道：“我去饒河看朋友，迷了路。我可是個良民！”
“良民，什麼良民？”另一個像是頭領模樣的人掏出駁殼槍，“肯定是日本人的探子，告訴你，不說實話就斃了你。”
這樣一來，張逸仙倒不害怕了，這些人看來是抗聯的人。於是，微笑著問：“同志，你們是抗聯的人吧？哪部分的？”
這些人一下愣在那裡，過了一會兒，那個拿駁殼槍的人又說：“你別管我們是哪部分的，我只想問你是幹什麼的？”
張逸仙剛想開口，又一想，這夥人不明真假，還是等等再說。於是，他慢吞吞地說：“我是寶清的教書先生，常給抗聯送吃的。”
大概那些人也覺得張逸仙沒說實話，便將他綁在一棵樹上，幾個人坐在地上埋鍋造飯。
“我說你們小心點，做飯的炊煙別讓鬼子發現。”隨著話音，一個身材魁梧的人，腰裡別著一支蘇式左輪手槍，提著一隻山雞走了過來。
張逸仙見到此人一愣，好面熟，想起來了，1933年12月，張逸仙曾受命掩護黃振先等人去蘇聯學習。那批人員中有個中共滿洲省送過來的叫王福俊的共產黨員，就是眼前這人。
“王福俊！”張逸仙大聲喊道。
那人愣了一下，幾步走過來，“你在叫我嗎？”
“當然是叫你，王福俊，你不認識我了？”張逸仙由於高興，有些語無倫次了。
做飯那幾個人笑了起來。其中那個粗聲大氣的小伙子說：“你這傢伙，死到臨頭還套近乎，什麼王福俊，他叫於保合！”
於保合擺了擺手，制止大家的吵鬧，說道：“你們吵什麼？我剛參加革命時還真叫過王福俊。”他端詳了一陣張逸仙，“可我確實記不起是在什麼地方認識你的。”
張逸仙激動地說：“你忘了，1933年12月，在偏臉子望火樓上坎小公園內，皮鞋王說讓你跟黃振先去蘇聯，暗號還是我告訴你的。”
於保合好像想了起來，“你是跟楊奠坤在一起的那個人，當時你說從綏芬河過境，見到蘇聯邊防軍就說——”
“米哈依爾！”張逸仙脫口而出。
“對，米哈依爾。”於保會笑了起來，“沒錯，你是自己人。”說完，動手給他鬆綁。
大家紛紛圍攏過來。於保合指著拿駁殼槍那人對張逸仙說：“這是我們的抗聯二路軍二支隊長王效明同志。”然後，又對王效明說：“這位同志是國際情報組織的老同志，絕對可以信賴，不會有假。”
王效明熱情地同張逸仙握了握手，“對不起，老同志，讓你受委屈了。”
張逸仙善意地笑了。他萬沒想到，在長時間和組織失去聯繫之後，還能見到這麼多的同志。
於保合向張逸仙介紹了一下自己的情況。從蘇聯學習回來後，便參加了東北抗日聯軍。由於日寇的殘酷“討伐”，抗聯傷亡慘重，餘部只好退入蘇聯遠東境內。他是學無線電的，便負責二路軍二支隊的電台工作。今年5月份，他和支隊長王效明等人從蘇聯越境回到小佳河一帶，準備在依蘭方向開展活動。
張逸仙也把失去組織的事和他們說了，並請求於保合帶自己過境去找蘇軍遠東軍區的情報部門，恢復組織關係。
於保合想了想說道：“目前還不行，我們要到依蘭一帶開展偵察活動，一時半時還不能回蘇聯。這樣，我先將你的情報用電台報告給周保中同志，讓他和蘇軍接洽。年底，你再到富錦一帶找我，聽我的回信。”
張逸仙聽了非常高興，於是他說：“那就讓我和你們一起活動吧，我學過游擊戰，會爆破，會使用電台……”王效明爽快地同意了。
就這樣，張逸仙和這支抗聯隊伍一起行動了一個多月。後來在一次戰鬥中，隊伍被鬼子衝散了，張逸仙只好又取道哈爾濱回到呼蘭，在裴家窩鋪潛伏下來。
1942年秋，一個曾與裴志亭一起參加過抗日活動的“大赦分子”石國泰，為了升官發財，向日本憲兵隊投靠，密報裴家藏匿有抗日分子。日寇便布置他監視裴志亭的行動。石國泰知道張逸仙在裴家教書，常以找老師寫條幅、畫扇面為名到大裴家窩鋪，尋找張逸仙的可疑行跡。種種跡象表明，敵人已對張逸仙十分注意，隨時有被捕的危險，因此，張逸仙向日偽當局申請回關內（因當時偽滿到關內屬出國，需申請，辦理“出國證”），第一次申請未被批准。後來收到山東寄來的信說家中兒女生活有困難，再次申請，終獲允許。不料這是日本特務設的一個圈套。他們早認定張逸仙是國民黨潛伏分子，以為他要脫離監視逃跑，故意放他離開呼蘭。結果張逸仙在哈爾濱站一下車，就被日本憲兵抓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