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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冷冷一笑：“我們調查過了，他和三位姓張的來往。一個是在北宸飯店旁開鑲牙館的牙醫，另一位是他兒子的同學，才15歲；剩下的一位，就是你了。據我們了解，你是個神秘人物。”
張逸仙給他斟上一杯茶，笑道：“我一個教書先生，平時做些小買賣，有何神秘？”
杜先生將頭探過來。“你雖是教書先生，卻長期奔走在外，出手也很闊綽。據你的鄰居反映，你能和白俄交談，又能和美國兵對話，很是個不尋常的人物。”
張逸仙微微一笑：“這有何神秘？我教書收入微薄，做些買賣補貼，手頭自然也寬裕些。我在東北呆了十幾年，自然會些俄語。我這樓下就是英文補習班，自然又學會了兩句英語，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混蛋，你的狡辯！”杜先生用日語罵了一句。
張逸仙自然能聽懂日語，但考慮到自己已會兩門外語，如果讓他知道自己又懂日語，豈不招惹更大的麻煩，於是，他裝作聽不懂的樣子，愣愣地看著杜先生，“您說什麼？”
杜先生見他不懂日語，微微一笑，“那好，我們先談到這裡。過幾天再來拜訪。”說罷起身。
張逸仙鬆了一口氣，急忙送他下樓。
在樓下，杜先生來到田瘸子開的英文補習班， 抓起電話以流利的日語向憲兵隊報告。張逸仙在一旁聽到，他向上司報告：張逸仙沒有什麼可疑的，不過此人背景複雜，可以為我們所用……
杜先生走後，張逸仙預感情況不妙，便和張琴玲一商量，燒毀了一大批文件和資料，將電台拆開，砸毀零部件。然後，分別將其丟到法國公園的小河裡。
不久，李子濤被釋放回來，一切恢復正常。
10月，由於張逸仙毀掉了電台，無法與上海總部溝通，與上海總部的聯絡中斷。由於此時關內的中日戰爭日趨激烈，與上海交通阻隔，加之憲兵隊特務的騷擾，張逸仙和張琴玲決定撤離天津。年底，張逸仙、張琴玲返回東北，在呼蘭縣裴家鋪的裴家大院住了下來。裴家在當地也算是富戶，有一百多垧地。裴家哥兄弟四個，長子裴志堂、四子裴志廣在抗戰中犧牲，次子裴志亭是張逸仙領導的國際情報組織成員。
張逸仙為尋找職業掩護，同時也不想在裴家白吃白住， 便在裴家大院東邊的四間屋裡開設了私塾，招收了村中的三十多個學生。他穿起長袍馬褂，把頭髮剃短了，戴上瓜皮小帽，桌上擺著四書五經、《金剛經》，供起了菩薩，燒上香，完全是一副迂腐不堪的老學究形象。
1939年春節過後，張逸仙給上海的楊奠坤連寫了兩封密信，均未得到回音。張逸仙與上級徹底失去了聯繫。
呼蘭河畔
1940年春，張逸仙終於打聽到第二情報組的一位聯絡員尚在呼蘭縣城。於是，他滿懷喜悅前去找這個叫韋昌泰的人。不料，韋昌泰對革命已經失去信心，自己一個人逃回了關內，張逸仙和上級組織聯繫的希望又破滅了。
與組織失去聯絡，不能繼續戰鬥，對張逸仙來說是件痛苦的事情。為此，他決定冒一次險，到哈爾濱蘇聯使館去設法接上關係。
春節過後，張逸仙來到哈爾濱，住在泰來街裴志堂的大女兒家，伺機與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接觸。
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始終是日偽特務機關監視的重點對象。哈爾濱日本特務機關與日本憲兵隊專門派遣特憲人員組成“特別外事班”，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館為目標進行諜報工作。他們在南崗花園街與木介街拐角的日本軍官宿舍樓頂設立了秘密監視哨，不分晝夜地監視蘇聯總領事館內的活動。
3月的一天，張逸仙身著貂皮領大衣，頭戴旱獺帽，裝作一副紳士派頭，很自然地從木介街（今耀景街）的蘇聯總領館門前走過。這一次純屬“火力偵察”。他發現了領事館右前方樓上的觀察點和大門口左右幾個可疑的“小商販”。看來，想和領事館內的人直接取得聯繫實在是太困難了。
入夜，張逸仙躺在住所苦苦思考：如何能接上關係呢？記得1934年去莫斯科的前夕，蘇聯領事館的一名工作人員曾給他們送過去蘇聯的證明材料，這表明領事館內肯定有情報人員。他又想起，1936年伊萬諾夫在動身去上海的前夕，曾對楊奠坤說，哈爾濱蘇聯總領事館有一個叫庫茨涅佐夫的人是主管國際情報工作的。對，就找他！給庫茨涅佐夫寫封信。於是，張逸仙翻身坐起，用俄文寫了幾點內容：一是說明自己的代號和蘇軍總參情報部的關係；二是讓其將自己的情況向莫斯科匯報並給予工作指示；三是約定星期天早晨八時在南崗鐵路公園（今兒童公園）見面。
為了能巧妙地將信送進領事館，又不引起特務的懷疑，張逸仙煞費苦心地想了一個方法。
星期三中午，是個晴天。木介街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門前行人稀少。身穿貂皮領大衣的張逸仙和身穿藍狐領大衣的裴家大女兒領著裴家小孫子裝作散步的樣子走到蘇聯總領事館門前。這時，張逸仙讓小孫子站住，自己蹲下來，裝為小孩小解的樣子，迅速把寫好的信投入大鐵柵門之內。隨後，從容不迫地和裴家母女一起向前走去。
星期天，張逸仙準時去鐵路公園，可是一直等到中午也未見人影，他頗感失望。後來，張逸仙又投了一封信，結果依然石沉大海。
張逸仙給他斟上一杯茶，笑道：“我一個教書先生，平時做些小買賣，有何神秘？”
杜先生將頭探過來。“你雖是教書先生，卻長期奔走在外，出手也很闊綽。據你的鄰居反映，你能和白俄交談，又能和美國兵對話，很是個不尋常的人物。”
張逸仙微微一笑：“這有何神秘？我教書收入微薄，做些買賣補貼，手頭自然也寬裕些。我在東北呆了十幾年，自然會些俄語。我這樓下就是英文補習班，自然又學會了兩句英語，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混蛋，你的狡辯！”杜先生用日語罵了一句。
張逸仙自然能聽懂日語，但考慮到自己已會兩門外語，如果讓他知道自己又懂日語，豈不招惹更大的麻煩，於是，他裝作聽不懂的樣子，愣愣地看著杜先生，“您說什麼？”
杜先生見他不懂日語，微微一笑，“那好，我們先談到這裡。過幾天再來拜訪。”說罷起身。
張逸仙鬆了一口氣，急忙送他下樓。
在樓下，杜先生來到田瘸子開的英文補習班， 抓起電話以流利的日語向憲兵隊報告。張逸仙在一旁聽到，他向上司報告：張逸仙沒有什麼可疑的，不過此人背景複雜，可以為我們所用……
杜先生走後，張逸仙預感情況不妙，便和張琴玲一商量，燒毀了一大批文件和資料，將電台拆開，砸毀零部件。然後，分別將其丟到法國公園的小河裡。
不久，李子濤被釋放回來，一切恢復正常。
10月，由於張逸仙毀掉了電台，無法與上海總部溝通，與上海總部的聯絡中斷。由於此時關內的中日戰爭日趨激烈，與上海交通阻隔，加之憲兵隊特務的騷擾，張逸仙和張琴玲決定撤離天津。年底，張逸仙、張琴玲返回東北，在呼蘭縣裴家鋪的裴家大院住了下來。裴家在當地也算是富戶，有一百多垧地。裴家哥兄弟四個，長子裴志堂、四子裴志廣在抗戰中犧牲，次子裴志亭是張逸仙領導的國際情報組織成員。
張逸仙為尋找職業掩護，同時也不想在裴家白吃白住， 便在裴家大院東邊的四間屋裡開設了私塾，招收了村中的三十多個學生。他穿起長袍馬褂，把頭髮剃短了，戴上瓜皮小帽，桌上擺著四書五經、《金剛經》，供起了菩薩，燒上香，完全是一副迂腐不堪的老學究形象。
1939年春節過後，張逸仙給上海的楊奠坤連寫了兩封密信，均未得到回音。張逸仙與上級徹底失去了聯繫。
呼蘭河畔
1940年春，張逸仙終於打聽到第二情報組的一位聯絡員尚在呼蘭縣城。於是，他滿懷喜悅前去找這個叫韋昌泰的人。不料，韋昌泰對革命已經失去信心，自己一個人逃回了關內，張逸仙和上級組織聯繫的希望又破滅了。
與組織失去聯絡，不能繼續戰鬥，對張逸仙來說是件痛苦的事情。為此，他決定冒一次險，到哈爾濱蘇聯使館去設法接上關係。
春節過後，張逸仙來到哈爾濱，住在泰來街裴志堂的大女兒家，伺機與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接觸。
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始終是日偽特務機關監視的重點對象。哈爾濱日本特務機關與日本憲兵隊專門派遣特憲人員組成“特別外事班”，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館為目標進行諜報工作。他們在南崗花園街與木介街拐角的日本軍官宿舍樓頂設立了秘密監視哨，不分晝夜地監視蘇聯總領事館內的活動。
3月的一天，張逸仙身著貂皮領大衣，頭戴旱獺帽，裝作一副紳士派頭，很自然地從木介街（今耀景街）的蘇聯總領館門前走過。這一次純屬“火力偵察”。他發現了領事館右前方樓上的觀察點和大門口左右幾個可疑的“小商販”。看來，想和領事館內的人直接取得聯繫實在是太困難了。
入夜，張逸仙躺在住所苦苦思考：如何能接上關係呢？記得1934年去莫斯科的前夕，蘇聯領事館的一名工作人員曾給他們送過去蘇聯的證明材料，這表明領事館內肯定有情報人員。他又想起，1936年伊萬諾夫在動身去上海的前夕，曾對楊奠坤說，哈爾濱蘇聯總領事館有一個叫庫茨涅佐夫的人是主管國際情報工作的。對，就找他！給庫茨涅佐夫寫封信。於是，張逸仙翻身坐起，用俄文寫了幾點內容：一是說明自己的代號和蘇軍總參情報部的關係；二是讓其將自己的情況向莫斯科匯報並給予工作指示；三是約定星期天早晨八時在南崗鐵路公園（今兒童公園）見面。
為了能巧妙地將信送進領事館，又不引起特務的懷疑，張逸仙煞費苦心地想了一個方法。
星期三中午，是個晴天。木介街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門前行人稀少。身穿貂皮領大衣的張逸仙和身穿藍狐領大衣的裴家大女兒領著裴家小孫子裝作散步的樣子走到蘇聯總領事館門前。這時，張逸仙讓小孫子站住，自己蹲下來，裝為小孩小解的樣子，迅速把寫好的信投入大鐵柵門之內。隨後，從容不迫地和裴家母女一起向前走去。
星期天，張逸仙準時去鐵路公園，可是一直等到中午也未見人影，他頗感失望。後來，張逸仙又投了一封信，結果依然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