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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認為這種轉變是原則性的轉變，因而心懷疑慮。但這卻是日本人為人處世的完整的組成部分，在人際關係上是這樣，在國際關係上也是這樣。日本人採取某種行動方針而未能達到其目標時，便認為是犯了“錯誤”。如果失敗，他們就把它作為失敗的方針而予以拋棄，因為，他們沒有必要固守失敗的方針。日本人常說：“噬臍莫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們普遍認為軍國主義是爭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是一種靠武力獵取的崇拜。他們忍受了這一綱領所要求的一切犧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最神聖的發言者天皇向他們宣布日本已經失敗。他們接受了戰敗所包括的一切。這意味著美軍要占領日本，於是他們歡迎美軍；這意味著皇國侵略企圖的失敗，於是他們主動考慮制定一部擯棄戰爭的憲法。日本投降後的第十天，《讀賣報知》以《新藝術與新文化的起步》為題發表社論，其中寫道：“我們必須堅定地相信，軍事的失敗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是兩回事，應當把軍事失敗作為一種動力。……因為，只有這種全民族失敗的慘重犧牲，才能使日本國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觀而如實地觀察事物。過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應通過坦率的分析而予以消除。……我們需要拿出勇氣來正視戰敗這一冷酷的現實。但我們必須對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這就是說，他們曾試行一種行動方針而失敗了，現在，他們將試行一種和平的處世藝術。日本各家報紙的社論都反覆強調：“日本必須在世界各國中得到尊重。”日本國民的責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礎上贏得別人的尊重。
這些報紙的社論不單是少數知識分子階層的心聲。東京街頭及僻遠寒襯的一般民眾也同樣在大轉變。美國占領軍簡直不相信如此友好的國民就是曾經發誓要用竹槍死戰到底的國民。日本人的倫理中包含的許多東西是美國人所排斥的，但是，美國占領日本期間的經驗雄辯地證明，異質的倫理也包含有許多值得讚揚的方面。
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美國對日管理，承認了日本人改變航程的能力。它沒有採用令人屈辱的手段來阻礙這一進程。如果我們按照西方的倫理把這種手段強加給日本，在文化上也許是能夠接受的。因為根據西方的倫理信條，侮辱和刑罰是使做過壞事的人認識其罪孽的有效的社會手段。這種自我認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日本人對此則看法不同。按照他們的倫理，一個人必須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後果負責，過錯所產生的自然後果會使他確認不再這樣去做。這些自然後果也可能包括總體戰的失敗。但是，日本人對這些情況並不視為屈辱而憎惡。按照日本人的說法，某人或某國對他人或他國進行侮辱，是採用誹謗、嘲笑、鄙視、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名譽等手段。日本人如果認為受到侮辱，那麼復仇就是一種道德。儘管西方的倫理如何強烈譴責這種信條，美國占領的有效性卻取決於在這一點上的自製。因為，日本人非常憎惡嘲笑，認為這與投降而帶來的必然後呆，包括解除軍備，負擔苛刻的賠償義務等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戰勝過一個強國。在敵國最終投降，而且日本認為它並未嘲笑過日本時，日本作為戰勝者，曾謹慎地避免侮辱失敗的敵人。1905年俄軍在旅順口投降時，有一張日本婦孺皆知的著名照片。照片上：戰勝者和戰敗者的區別只是軍服不同，俄國軍人並沒有解除武器，依然佩帶著軍刀。據日本人流傳的著名故事說，當俄軍司令官斯提塞爾將軍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條件時，一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譯帶著食品來到俄軍司令部。當時，“除了斯提塞爾將軍的坐騎以外，所有軍馬已全被宰殺吃掉。因此，日本人帶來的五十隻雞和一百個生雞蛋受到了由衷的歡迎”。次日，斯提塞爾將軍和乃木將軍如約會見。“兩位將軍握手，斯提塞爾將軍讚揚日本軍隊的英勇……，乃木將軍則稱頌俄軍長期的堅強防禦。斯提塞爾將軍對乃木將軍在這次戰爭中失去兩個兒子表示同情。……斯提塞爾將軍把自己心愛的阿拉伯種白馬送給了乃木將軍。乃木將軍說，雖然極其希望從閣下手中得到這匹馬，卻必須首先獻給天皇陛下。他相信這匹馬一定會下賜給他。他許諾，如果那樣，他一定要象愛護自己的愛馬那樣加意愛護它。”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將軍為斯提塞爾將軍的愛馬在住宅前院建了一所馬廄。據描述，它比乃木將軍自己的住房還要講究，將軍死後，成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說，日本人自上次俄國投降後性格已完全改變，比如，他們在菲律賓的肆意破壞和殘暴是世界周知的。不過，對於象日本這樣極易隨著情況而改變道德標準的民族而言，上述結論未必是必然的。首先，敵軍在巴丹戰役之後並沒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區投降了。後來，菲律賓的日軍雖然投降了，日軍仍在戰鬥。第二，日本人從未認為俄國人在本世紀初曾經“侮辱”過他們。與此相反，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所有日本人幾乎都認為美國的政策是“蔑視日本”，或者用他們的話說是“根本瞧不起日本”。他們對排日的移民法、對美國在樸茨茅斯和約及第二次裁軍條約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這樣反應的。美國在遠東經濟中影響的擴大以及我們對世界上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態度也促使日本人採取了同樣的反應。因此，日本對俄國的勝利和日本在菲律賓對美國的勝利，顯示了日本人行為的明顯對立的兩面性格：受過侮辱時是一面，否則是另一面。
這些報紙的社論不單是少數知識分子階層的心聲。東京街頭及僻遠寒襯的一般民眾也同樣在大轉變。美國占領軍簡直不相信如此友好的國民就是曾經發誓要用竹槍死戰到底的國民。日本人的倫理中包含的許多東西是美國人所排斥的，但是，美國占領日本期間的經驗雄辯地證明，異質的倫理也包含有許多值得讚揚的方面。
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美國對日管理，承認了日本人改變航程的能力。它沒有採用令人屈辱的手段來阻礙這一進程。如果我們按照西方的倫理把這種手段強加給日本，在文化上也許是能夠接受的。因為根據西方的倫理信條，侮辱和刑罰是使做過壞事的人認識其罪孽的有效的社會手段。這種自我認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日本人對此則看法不同。按照他們的倫理，一個人必須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後果負責，過錯所產生的自然後果會使他確認不再這樣去做。這些自然後果也可能包括總體戰的失敗。但是，日本人對這些情況並不視為屈辱而憎惡。按照日本人的說法，某人或某國對他人或他國進行侮辱，是採用誹謗、嘲笑、鄙視、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名譽等手段。日本人如果認為受到侮辱，那麼復仇就是一種道德。儘管西方的倫理如何強烈譴責這種信條，美國占領的有效性卻取決於在這一點上的自製。因為，日本人非常憎惡嘲笑，認為這與投降而帶來的必然後呆，包括解除軍備，負擔苛刻的賠償義務等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戰勝過一個強國。在敵國最終投降，而且日本認為它並未嘲笑過日本時，日本作為戰勝者，曾謹慎地避免侮辱失敗的敵人。1905年俄軍在旅順口投降時，有一張日本婦孺皆知的著名照片。照片上：戰勝者和戰敗者的區別只是軍服不同，俄國軍人並沒有解除武器，依然佩帶著軍刀。據日本人流傳的著名故事說，當俄軍司令官斯提塞爾將軍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條件時，一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譯帶著食品來到俄軍司令部。當時，“除了斯提塞爾將軍的坐騎以外，所有軍馬已全被宰殺吃掉。因此，日本人帶來的五十隻雞和一百個生雞蛋受到了由衷的歡迎”。次日，斯提塞爾將軍和乃木將軍如約會見。“兩位將軍握手，斯提塞爾將軍讚揚日本軍隊的英勇……，乃木將軍則稱頌俄軍長期的堅強防禦。斯提塞爾將軍對乃木將軍在這次戰爭中失去兩個兒子表示同情。……斯提塞爾將軍把自己心愛的阿拉伯種白馬送給了乃木將軍。乃木將軍說，雖然極其希望從閣下手中得到這匹馬，卻必須首先獻給天皇陛下。他相信這匹馬一定會下賜給他。他許諾，如果那樣，他一定要象愛護自己的愛馬那樣加意愛護它。”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將軍為斯提塞爾將軍的愛馬在住宅前院建了一所馬廄。據描述，它比乃木將軍自己的住房還要講究，將軍死後，成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說，日本人自上次俄國投降後性格已完全改變，比如，他們在菲律賓的肆意破壞和殘暴是世界周知的。不過，對於象日本這樣極易隨著情況而改變道德標準的民族而言，上述結論未必是必然的。首先，敵軍在巴丹戰役之後並沒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區投降了。後來，菲律賓的日軍雖然投降了，日軍仍在戰鬥。第二，日本人從未認為俄國人在本世紀初曾經“侮辱”過他們。與此相反，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所有日本人幾乎都認為美國的政策是“蔑視日本”，或者用他們的話說是“根本瞧不起日本”。他們對排日的移民法、對美國在樸茨茅斯和約及第二次裁軍條約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這樣反應的。美國在遠東經濟中影響的擴大以及我們對世界上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態度也促使日本人採取了同樣的反應。因此，日本對俄國的勝利和日本在菲律賓對美國的勝利，顯示了日本人行為的明顯對立的兩面性格：受過侮辱時是一面，否則是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