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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取得最後勝利使日本人所處的環境再次發生了變化。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例一樣，他們的最終失敗使他們放棄了前此所採取的方針。日本人這種獨特的倫理觀，使他們能夠自行滌除積垢。美國的政策和麥克阿瑟將軍的對日管理沒有增添需要清洗的新的屈辱。他們只堅持那些在日本人看來僅屬於接受戰敗“當然結果”的事情，這種做法顯然奏了效。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件事處理得很好。天皇先訪問麥克阿瑟將軍，而不是麥克阿瑟將軍先訪問天皇，這件事給日本人上了一次生動的課，其意義是西方人難以估計的。據說，在建議天皇否認神格時，天皇曾提出異議，說讓他拋棄他本來就沒有的東西，感到很為難。他真誠地說，日本人並未把他看作西方意義上的神。但是麥克阿瑟司令部勸他說，西方人關於天皇仍在堅持神格的想法將影響日本的國際聲譽。於是天皇強忍這種為難，同意發表否認神格的聲明。天皇在元旦發表了聲明，並要求把世界各國對此事的評論全部譯給他看。讀了這些論評後，天皇致函麥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滿意。外國人在此以前顯然不理解，天皇對發表聲明一事感到高興。
美國的政策還允許日本人得到了某種滿足。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三部聯合指令上明確寫道，“對於在民主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勞動、工業、農業諸團體，‘應鼓勵其發展並提供便利。”日本工人在許多產業中組織起來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積極活動的農民組合也重新抬頭。對許多日本人來說，他們能夠主動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這就是日本在這次戰爭後果中有所收穫的證明。美國一位特派記者告訴我，東京一位參加罷工者盯著美國士兵喜氣洋洋地說：“日本‘勝利’了！是嗎？”今天日本的罷工與戰前日本的農民起義很相似，那時農民請願常因年貢、賦役過重，妨礙正常生產。它們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階級鬥爭，不是企圖變革制度本身。今天，日本各地的罷工也沒有降低生產。罷工者喜歡採取的辦法是由工人“占領工廠，繼續工作，增加生產，使經營者丟臉。在三井系統一家煤礦中，‘罷工’的工人把管理人員全部趕出礦井，把日產量從250噸提高到620噸。足尾銅礦的工人在‘罷工’中也增加了生產，並把工資提高了兩倍。”
當然，不論管理政策如何具有好意，戰敗國的行政總是困難的。在日本，糧食、住宅、國民再教育等問題必然很尖銳。假如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員，問題勢必同樣尖銳。軍隊復員是美國當局在戰爭、結束前非常擔憂的一個大問題，由於保留了日本官員，這個問題的威脅顯然減輕了，但也並不容易解決。日本人深知這種困難。去年秋天，日本報紙以同情的語氣講到，對於那些歷盡艱辛而戰敗的日本土兵，戰敗這杯苦酒該是多麼難喝。報紙請求他們不要因此而影響自己的“判斷”。一般地說，遣返軍人表現了相當正確的“判斷”，但失業和戰敗也使其中一些人參加了追逐國家主義目標的舊式秘密結社。他們動規對他們現在的地位感到憤慨。日本人已不再賦予他們昔日那種特權地位。以前，傷殘軍人身穿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遇見時都要行禮。入伍時襯裡要開歡送會，退伍要開歡迎會，款以美酒佳看，伴以美女歌舞，士兵坐在首席。如今復員軍人根本得不到那種優厚待遇。只有家裡人安置他們，如此而已。在許多城市及村鎮，他們受到冷遇。了解了這種驟然變化對日本人是多麼苦痛，你就不難想像，這些軍人多麼喜歡與舊日同夥相聚，緬懷過去那種日本名譽寄託給軍人的時代了。而且，他的戰友中可能有人告訴他，有些幸運的日本軍人已經在爪哇、山西、滿洲與盟軍作戰。他們會說：為什麼要絕望？他將再度打仗！國家主義的秘密結社在日本早就存在。這些團體要“洗刷日本的污名”。那些因復仇宿願未了，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極可能參加這種秘密團體。這類團體如黑龍會、玄洋社等使用的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對名分的情義”，是允許使用的。為了消滅這種暴力，今後若干年內，日本政府還必須繼續以往長時期的努力，即強調“義務”，而貶抑對名分的“情義”。
因此，僅僅號召（不要）“判斷”（錯誤）還不夠，還必須重建日本的經濟，使目前二、三十歲的人有生活之路，能“各得其所”。必須改善農民的狀況。每當經濟不景氣，日本人就回到農村故鄉。但很多地方土地狹小，加上債務重負，很難養活眾多的人口。工業也必須開始發展。因為，反對平分遺產的情緒十分強烈，只有長子能夠繼承遺產，其它幼子只能到城市去尋找機會。
日本人今後無疑要定漫長的困難道路。但是，如果國家預算不列重整軍備的費用，他們就有機會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珍珠港事件前大約十年間，日本歲入的一半花在軍備及維持軍隊上。這樣的國家如果停止這類支出並逐步減輕取自農民的租稅，是有可能為健全的經濟建立基礎的。如前所述，日本農產品的分配是耕種者得60％，其餘40％用於支付租稅及佃租。這與同是種稻國的緬甸、暹羅相比情況大不相同，那些國家傳統的分配方式是90％留給耕種者。日本耕種者所交納的巨額稅金歸根結底是用來支付軍費的。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件事處理得很好。天皇先訪問麥克阿瑟將軍，而不是麥克阿瑟將軍先訪問天皇，這件事給日本人上了一次生動的課，其意義是西方人難以估計的。據說，在建議天皇否認神格時，天皇曾提出異議，說讓他拋棄他本來就沒有的東西，感到很為難。他真誠地說，日本人並未把他看作西方意義上的神。但是麥克阿瑟司令部勸他說，西方人關於天皇仍在堅持神格的想法將影響日本的國際聲譽。於是天皇強忍這種為難，同意發表否認神格的聲明。天皇在元旦發表了聲明，並要求把世界各國對此事的評論全部譯給他看。讀了這些論評後，天皇致函麥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滿意。外國人在此以前顯然不理解，天皇對發表聲明一事感到高興。
美國的政策還允許日本人得到了某種滿足。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三部聯合指令上明確寫道，“對於在民主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勞動、工業、農業諸團體，‘應鼓勵其發展並提供便利。”日本工人在許多產業中組織起來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積極活動的農民組合也重新抬頭。對許多日本人來說，他們能夠主動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這就是日本在這次戰爭後果中有所收穫的證明。美國一位特派記者告訴我，東京一位參加罷工者盯著美國士兵喜氣洋洋地說：“日本‘勝利’了！是嗎？”今天日本的罷工與戰前日本的農民起義很相似，那時農民請願常因年貢、賦役過重，妨礙正常生產。它們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階級鬥爭，不是企圖變革制度本身。今天，日本各地的罷工也沒有降低生產。罷工者喜歡採取的辦法是由工人“占領工廠，繼續工作，增加生產，使經營者丟臉。在三井系統一家煤礦中，‘罷工’的工人把管理人員全部趕出礦井，把日產量從250噸提高到620噸。足尾銅礦的工人在‘罷工’中也增加了生產，並把工資提高了兩倍。”
當然，不論管理政策如何具有好意，戰敗國的行政總是困難的。在日本，糧食、住宅、國民再教育等問題必然很尖銳。假如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員，問題勢必同樣尖銳。軍隊復員是美國當局在戰爭、結束前非常擔憂的一個大問題，由於保留了日本官員，這個問題的威脅顯然減輕了，但也並不容易解決。日本人深知這種困難。去年秋天，日本報紙以同情的語氣講到，對於那些歷盡艱辛而戰敗的日本土兵，戰敗這杯苦酒該是多麼難喝。報紙請求他們不要因此而影響自己的“判斷”。一般地說，遣返軍人表現了相當正確的“判斷”，但失業和戰敗也使其中一些人參加了追逐國家主義目標的舊式秘密結社。他們動規對他們現在的地位感到憤慨。日本人已不再賦予他們昔日那種特權地位。以前，傷殘軍人身穿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遇見時都要行禮。入伍時襯裡要開歡送會，退伍要開歡迎會，款以美酒佳看，伴以美女歌舞，士兵坐在首席。如今復員軍人根本得不到那種優厚待遇。只有家裡人安置他們，如此而已。在許多城市及村鎮，他們受到冷遇。了解了這種驟然變化對日本人是多麼苦痛，你就不難想像，這些軍人多麼喜歡與舊日同夥相聚，緬懷過去那種日本名譽寄託給軍人的時代了。而且，他的戰友中可能有人告訴他，有些幸運的日本軍人已經在爪哇、山西、滿洲與盟軍作戰。他們會說：為什麼要絕望？他將再度打仗！國家主義的秘密結社在日本早就存在。這些團體要“洗刷日本的污名”。那些因復仇宿願未了，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極可能參加這種秘密團體。這類團體如黑龍會、玄洋社等使用的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對名分的情義”，是允許使用的。為了消滅這種暴力，今後若干年內，日本政府還必須繼續以往長時期的努力，即強調“義務”，而貶抑對名分的“情義”。
因此，僅僅號召（不要）“判斷”（錯誤）還不夠，還必須重建日本的經濟，使目前二、三十歲的人有生活之路，能“各得其所”。必須改善農民的狀況。每當經濟不景氣，日本人就回到農村故鄉。但很多地方土地狹小，加上債務重負，很難養活眾多的人口。工業也必須開始發展。因為，反對平分遺產的情緒十分強烈，只有長子能夠繼承遺產，其它幼子只能到城市去尋找機會。
日本人今後無疑要定漫長的困難道路。但是，如果國家預算不列重整軍備的費用，他們就有機會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珍珠港事件前大約十年間，日本歲入的一半花在軍備及維持軍隊上。這樣的國家如果停止這類支出並逐步減輕取自農民的租稅，是有可能為健全的經濟建立基礎的。如前所述，日本農產品的分配是耕種者得60％，其餘40％用於支付租稅及佃租。這與同是種稻國的緬甸、暹羅相比情況大不相同，那些國家傳統的分配方式是90％留給耕種者。日本耕種者所交納的巨額稅金歸根結底是用來支付軍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