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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我們曾不斷爭論談和條件的寬嚴，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寬嚴，而在於嚴如其分，恰足以摧毀傳統的、危險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標。至於選擇何種手段則應根據該國國民的性格和傳統的社會秩序而定。普魯士的權威主義不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這就需要對德國制定某種 談和條件。明智的談和條款對日本應該不同於對德國。德國人不象日本人，他們不認為自己對社會和歷史欠恩情，他們努力奮鬥，不是為了償還無窮的債務或恩情，而是避免淪為犧牲者。父親是一個權威人物，如同其他占據高位的人一樣，按德國人的說法，是“強迫別人尊敬他”的人。是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兒子在青年時期都反對權威的父親，然而他們長大成人後，與父母一樣，最終還是要屈服於單調無味、沒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飆年代。
日本文化中的問題並不是極端的權威主義。幾乎所有西方的觀察者都認為，日本的父親對孩子的關懷和鍾愛在西方似乎很難見到。日本的孩子認為與父親有某種真正的親愛乃是當然的，而且公開誇耀自己的父親，因此，父親只要稍許改變一下聲調，孩子就會按父親的願望行事。但是，父親決不是幼兒的嚴師，青年時期也絕不是反抗父母權力的時期。相反，孩子進入青年時期就在世人判斷面前成為一位家庭責任的馴服代表。日本人說，他們尊重父親是“為了學習”，“為了訓練”，也就是說，父親作為尊敬的對象，乃是等級制和正確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徵。
兒童早期在同父親接觸中學到的這種態度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位居等級制上層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並不掌握專斷權力。在等級制中居於首腦地位的官員並不行使實權。上自天皇下至底層都有顧問和隱蔽勢力在背後操縱。黑龍會式的超國粹團體的一位領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對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記者的談話，最確切地說明了日本社會的這一側面。他說：“社會（當然是指日本）是一個三角，它被大頭針固定住一角。”換句話說，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見的。大頭針則是看不見的。三角形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但都是圍繞著一個隱蔽的軸而擺動。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話就是，凡事都要用“鏡子”來反映。力求專制權力不要露在表面，一切行動都顯示對象徵性地位的忠誠的姿態，這個象徵性地位則經常不行使實權。日本人一旦發現那被剝掉假面具的權力的泉源時，他們就認為它是剝削，是與他們的制度不相稱的，如同對高利貸者和暴發戶的看法一樣。
正由於日本人這樣觀察他們的社會，因此，他們能夠反抗剝削和不義而不會成為革命者。他們並不打算破壞他們的社會組織。他們可以象明治時代那樣實現最徹底的變革，而毫不批判其制度本身。他們把這種變革稱之為“復古”，即回到過去。他們不是革命者。在西方的著述家中，有的寄希望於日本在意識形態方面掀起群眾運動，有的誇大了戰爭期間日本地下勢力並指望他們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領導權，還有的預言激進政策將在戰後的選舉中獲勝，但他們都嚴重地錯誤估計了形勢。保守派的首相幣原男爵1945年10月組閣時發表的下述演講最準確地表達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體國民意願的民主主義形態……。我國自古以來，天皇就把自己的意志作為國民的意志。這就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我所講的民主政治可以認為正是這種精神的真正體現。”對民主做如此解釋，在美國讀者看來，簡直毫無意義。但是，在這種復古解說的基礎上，日本無疑將比立足於西方意識形態更易於擴大國民的自由範圍，增進國民的福利。
當然，日本將試行西方民主政治體制。但是，西方的制度，正象在美國那樣，並不能成為改善世界的可資信賴的工具。普選和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雖能解決許多問題，但同時也會產生許多困難。當這些困難持續下去時，日本人就會修改我們所賴以實現民主的方式。那時，美國人將憤然宣稱這場戰爭白打了。我們相信我們的辦法是最好的。但是，充其量而言，普選在日本重建和平國家的過程中至多只能占次要地位。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試行第一次選舉以來，日本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小泉八雲（LafcadioHearn）當時所記述的那些傳統困難今後還會重複。
“在犧牲了許多生命的激烈選舉戰中，確實絲毫不存在個人的仇恨。議會中的激烈論戰、以至使用暴力，往往使外人驚愕，但它很少屬於個人之間的對抗。政爭並非真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鬥爭，而是藩閥之間、黨派之間利害的的鬥爭。而且，每一個藩閥或黨派的熱誠追隨者對新的政治只理解為新的戰爭——一種忠於領袖利益的鬥爭。”
在較近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選舉中，農村人投票之前總是說：“洗好腦袋準備砍頭。”這句話把選舉戰比作過去有特權的武土對平民的攻擊。直至今日，日本選舉所包含的意義與美國仍然不同，不論日本是否推行危險的侵略政策，情況都是如此。
日本賴以重新建設一個和平國家的真正力量在於日本人敢於承認他們過去的行動方針“失敗了”，從而把精力轉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種善變的倫理。他們曾試圖通過戰爭贏得它在世界上的“適當地位”，結果失敗了。於是，他們就可以拋棄這種方針。因為他們以往所接受的訓練使他們能夠改變方向。懷抱更加絕對性倫理觀的民族總是相信自己是在為原則而戰，他們在向勝利者投降時會說：“我們失敗了，正義也就不存在了。”他們的自尊心要求繼續努力使“正義”在下次獲勝。或者，他們承認自己犯了罪，進行懺 悔。日本人則不是這樣。投降後的第五天，當時美軍尚無一兵一卒登陸，東京的一家大報《每日新聞》即已著文評論戰敗及其所帶來的政治變化。它說：“然而，這對最終解救日本是大有好處的。”這篇社論強調每個人都必須不忘日本徹底地失敗了。既然企圖單憑武力來建設日本的努力已徹底失敗，今後就必須走和平國家的道路。另一家東京大報《朝日新聞》也在同一星期發表文章，認為日本近年來“過份相信軍事力量”是日本國內外政策中的“重大錯誤”，說“過去的態度使我們幾乎一無所獲而損失慘重，我們必須拋棄它採取紮根於國際協調與愛好和平的新態度”。
日本文化中的問題並不是極端的權威主義。幾乎所有西方的觀察者都認為，日本的父親對孩子的關懷和鍾愛在西方似乎很難見到。日本的孩子認為與父親有某種真正的親愛乃是當然的，而且公開誇耀自己的父親，因此，父親只要稍許改變一下聲調，孩子就會按父親的願望行事。但是，父親決不是幼兒的嚴師，青年時期也絕不是反抗父母權力的時期。相反，孩子進入青年時期就在世人判斷面前成為一位家庭責任的馴服代表。日本人說，他們尊重父親是“為了學習”，“為了訓練”，也就是說，父親作為尊敬的對象，乃是等級制和正確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徵。
兒童早期在同父親接觸中學到的這種態度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位居等級制上層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並不掌握專斷權力。在等級制中居於首腦地位的官員並不行使實權。上自天皇下至底層都有顧問和隱蔽勢力在背後操縱。黑龍會式的超國粹團體的一位領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對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記者的談話，最確切地說明了日本社會的這一側面。他說：“社會（當然是指日本）是一個三角，它被大頭針固定住一角。”換句話說，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見的。大頭針則是看不見的。三角形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但都是圍繞著一個隱蔽的軸而擺動。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話就是，凡事都要用“鏡子”來反映。力求專制權力不要露在表面，一切行動都顯示對象徵性地位的忠誠的姿態，這個象徵性地位則經常不行使實權。日本人一旦發現那被剝掉假面具的權力的泉源時，他們就認為它是剝削，是與他們的制度不相稱的，如同對高利貸者和暴發戶的看法一樣。
正由於日本人這樣觀察他們的社會，因此，他們能夠反抗剝削和不義而不會成為革命者。他們並不打算破壞他們的社會組織。他們可以象明治時代那樣實現最徹底的變革，而毫不批判其制度本身。他們把這種變革稱之為“復古”，即回到過去。他們不是革命者。在西方的著述家中，有的寄希望於日本在意識形態方面掀起群眾運動，有的誇大了戰爭期間日本地下勢力並指望他們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領導權，還有的預言激進政策將在戰後的選舉中獲勝，但他們都嚴重地錯誤估計了形勢。保守派的首相幣原男爵1945年10月組閣時發表的下述演講最準確地表達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體國民意願的民主主義形態……。我國自古以來，天皇就把自己的意志作為國民的意志。這就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我所講的民主政治可以認為正是這種精神的真正體現。”對民主做如此解釋，在美國讀者看來，簡直毫無意義。但是，在這種復古解說的基礎上，日本無疑將比立足於西方意識形態更易於擴大國民的自由範圍，增進國民的福利。
當然，日本將試行西方民主政治體制。但是，西方的制度，正象在美國那樣，並不能成為改善世界的可資信賴的工具。普選和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雖能解決許多問題，但同時也會產生許多困難。當這些困難持續下去時，日本人就會修改我們所賴以實現民主的方式。那時，美國人將憤然宣稱這場戰爭白打了。我們相信我們的辦法是最好的。但是，充其量而言，普選在日本重建和平國家的過程中至多只能占次要地位。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試行第一次選舉以來，日本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小泉八雲（LafcadioHearn）當時所記述的那些傳統困難今後還會重複。
“在犧牲了許多生命的激烈選舉戰中，確實絲毫不存在個人的仇恨。議會中的激烈論戰、以至使用暴力，往往使外人驚愕，但它很少屬於個人之間的對抗。政爭並非真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鬥爭，而是藩閥之間、黨派之間利害的的鬥爭。而且，每一個藩閥或黨派的熱誠追隨者對新的政治只理解為新的戰爭——一種忠於領袖利益的鬥爭。”
在較近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選舉中，農村人投票之前總是說：“洗好腦袋準備砍頭。”這句話把選舉戰比作過去有特權的武土對平民的攻擊。直至今日，日本選舉所包含的意義與美國仍然不同，不論日本是否推行危險的侵略政策，情況都是如此。
日本賴以重新建設一個和平國家的真正力量在於日本人敢於承認他們過去的行動方針“失敗了”，從而把精力轉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種善變的倫理。他們曾試圖通過戰爭贏得它在世界上的“適當地位”，結果失敗了。於是，他們就可以拋棄這種方針。因為他們以往所接受的訓練使他們能夠改變方向。懷抱更加絕對性倫理觀的民族總是相信自己是在為原則而戰，他們在向勝利者投降時會說：“我們失敗了，正義也就不存在了。”他們的自尊心要求繼續努力使“正義”在下次獲勝。或者，他們承認自己犯了罪，進行懺 悔。日本人則不是這樣。投降後的第五天，當時美軍尚無一兵一卒登陸，東京的一家大報《每日新聞》即已著文評論戰敗及其所帶來的政治變化。它說：“然而，這對最終解救日本是大有好處的。”這篇社論強調每個人都必須不忘日本徹底地失敗了。既然企圖單憑武力來建設日本的努力已徹底失敗，今後就必須走和平國家的道路。另一家東京大報《朝日新聞》也在同一星期發表文章，認為日本近年來“過份相信軍事力量”是日本國內外政策中的“重大錯誤”，說“過去的態度使我們幾乎一無所獲而損失慘重，我們必須拋棄它採取紮根於國際協調與愛好和平的新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