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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這些關於高度緊張的精神努力的描述，如果再在這些書中尋找他們費盡精力所獲得的偉大真理，你會感到失望。例如，南侯花了八年時間思索“朝我而來者何人？”最後，他明白了。他的結論是：“說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但是，禪語的啟示也有一般模式，可從以下數句問答中窺知：
憎問：“怎樣才能避免生死輪迴？”
師答：“誰束縛了你？（亦即誰把你綁在輪迴之上？）”
他們說，他們學的東西，借用中國一句有名的成語，就是“騎著牛找牛”。他們要學的“不是網罷，而是用那些工具捕捉的魚獸”。借用西方的術語來說，他們學的是二難推理，其兩格皆與題旨無關。目的在於使人頓悟：只要打開心眼，現存手段即可達到目標。一切都是可能的，無需藉助外力，只需反求諸己。
公案的意義不在於這些真理探索者所發現的真理（這些真理與全世界神秘主義者的真理是一樣的），而在於日本人如何考慮探索真理。
公案被稱作“敲門磚”。“門”就裝在蒙昧的人性的周圍牆壁上，這種人性擔心現存手段是否夠用，總在幻覺以為有許多人盯著自己並準備或褒或貶。這堵牆就是日本人感之甚切的“恥感”。一旦用磚把門砸開，人就進入自由天地，磚也就無用了，也就用不著再去解答公案了。功課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就解脫了。他們拼命鑽死角，“為了修行”變成了“咬鐵牛的蚊子”，鑽到最後，恍然大悟，根本沒有死角。“義務”與“情義”之間，“情義”與“人情”之間以及“正義”與“情義”之間都不存在死角。他們發現了一條出路，獲得了自由，從此能充分“體驗”人生。他們達到了“無我”的境界。他們的“修養”成功地達到“圓熟”的目標。
研究禪宗的泰斗鈴木（大拙）把“無我’解釋為“無為意識的三昧境界”，“不著力、無用心”，“觀我”消失了，人“失去其自身’，亦即自己不再是自身行為的旁觀者。據鈴木說，“意識一旦覺醒，意志就一分為二：行為者和旁觀者，兩者必然衝突。因為，行為者（的我）要求擺脫（旁觀者的我的）約束”。而當“悟”時，弟子發現，既無“觀我者”，也無“作為無知或不可知之量的靈體”，只有目標及實現目標的行動，此外皆不存在。研究人類行為的學者如果改變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具體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一個人，就好比是一個小孩子，他受到嚴格的訓練去觀察自己的行為，注意別人的評論並據以判斷自己的行為。作為觀我者，他極易受刺傷，一旦升華而進入靈魂的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這個易受刺傷的自我，他不再意識到“他在有為”。這時，他就覺得自己的心性已修養成功，猶如習劍術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毫無所懼一樣。
畫家、詩人、演說家及武土都用這種訓練以求達到“無我”。他們學到的並不是“無限”，而是對有限美的明晰的、不受干擾的感受；或者說，是學會調整手段與目標，用恰當的努力，不多不少，恰好達到目的。
甚至完全未經過訓練的人也有一種“無我”的體驗。當欣賞能樂和歌舞位的人陶醉於劇情而完全忘我之時，也可以說是失去了“觀我”。他手掌出滿了汗，他感到這是“無我的汗”。轟炸機的飛行員在接近目標將要投下炸彈之前也滲出“無我之汗”。“他並不意識自己在作”，他的意識中並無旁觀的自我。當高射炮手全神貫注偵察敵機時，周圍的世界全都消失，也同樣出“無我之汗”，同樣失去“觀我”。凡是身處此類場合，達到此種狀態的人，都進入了最高境界。這就是日本人的觀念。
上述概念雄辯地證明，日本人把自我監視和自我監督搞成何等重大的壓力。他們說，一旦這種牽制消失，就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國人把所謂“觀我”與內心的理性原則看作是一回事。從而以臨危不懼、“保持機智”而自豪。日本人卻要靠升華到靈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監視的束縛，才有解脫頸上石枷之感。我們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反覆向心靈深處灌輸謹小慎微；而日本人則對此力圖辯解並斷言：當這類心理重荷一消失，人的意識有更加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表達這種信條的最極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聽來如此）就是他們高度讚賞“就當死去而活著”的人。如果照字面硬翻譯成西方語言，也許就是“活著的屍體（行屍走向）”吧，但在西方任何種語言中，這句話都是討厭的。我們講到這句話，是指一個人已經死去，只在人世留下一具軀體，再無活力。日本人講“就當死去而活著”的意思則是說這個人已達到了“圓熟”的達觀境界。他們常把這句話用於日常的勸勉和鼓勵。在鼓勵為中學畢業考試而苦惱的少年時，他們會說：“就當你已經死了，這樣就容易通過。”在鼓勵進行大批商業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會說：“就當死了，幹下去。”當一個人陷入嚴重的精神苦惱，看不到一線希望時，也常常以“就當已死”的決心去生活。戰敗後被選為貴族院議員的基督教領袖貿川（豐彥）在其自傳小說中說：“就象被魔鬼纏身的人一樣，他每天躲在自己房間裡哭泣。他那爆發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苦痛持續了一個半月，但生命終於獲勝。……我要此身帶上死的力量活下去……他要就當已經死了投入戰鬥之中。……他決心要當一個基督徒”。戰爭期間，日本軍人喜歡說：“我決心就當死了，以報答皇思”。這句話包含著一系列行動，如在出征前為自己舉行葬禮；發誓把自己的身體“變成硫黃島上的一抔土”，決心“與緬甸的鮮花一起凋落”等等。
憎問：“怎樣才能避免生死輪迴？”
師答：“誰束縛了你？（亦即誰把你綁在輪迴之上？）”
他們說，他們學的東西，借用中國一句有名的成語，就是“騎著牛找牛”。他們要學的“不是網罷，而是用那些工具捕捉的魚獸”。借用西方的術語來說，他們學的是二難推理，其兩格皆與題旨無關。目的在於使人頓悟：只要打開心眼，現存手段即可達到目標。一切都是可能的，無需藉助外力，只需反求諸己。
公案的意義不在於這些真理探索者所發現的真理（這些真理與全世界神秘主義者的真理是一樣的），而在於日本人如何考慮探索真理。
公案被稱作“敲門磚”。“門”就裝在蒙昧的人性的周圍牆壁上，這種人性擔心現存手段是否夠用，總在幻覺以為有許多人盯著自己並準備或褒或貶。這堵牆就是日本人感之甚切的“恥感”。一旦用磚把門砸開，人就進入自由天地，磚也就無用了，也就用不著再去解答公案了。功課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就解脫了。他們拼命鑽死角，“為了修行”變成了“咬鐵牛的蚊子”，鑽到最後，恍然大悟，根本沒有死角。“義務”與“情義”之間，“情義”與“人情”之間以及“正義”與“情義”之間都不存在死角。他們發現了一條出路，獲得了自由，從此能充分“體驗”人生。他們達到了“無我”的境界。他們的“修養”成功地達到“圓熟”的目標。
研究禪宗的泰斗鈴木（大拙）把“無我’解釋為“無為意識的三昧境界”，“不著力、無用心”，“觀我”消失了，人“失去其自身’，亦即自己不再是自身行為的旁觀者。據鈴木說，“意識一旦覺醒，意志就一分為二：行為者和旁觀者，兩者必然衝突。因為，行為者（的我）要求擺脫（旁觀者的我的）約束”。而當“悟”時，弟子發現，既無“觀我者”，也無“作為無知或不可知之量的靈體”，只有目標及實現目標的行動，此外皆不存在。研究人類行為的學者如果改變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具體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一個人，就好比是一個小孩子，他受到嚴格的訓練去觀察自己的行為，注意別人的評論並據以判斷自己的行為。作為觀我者，他極易受刺傷，一旦升華而進入靈魂的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這個易受刺傷的自我，他不再意識到“他在有為”。這時，他就覺得自己的心性已修養成功，猶如習劍術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毫無所懼一樣。
畫家、詩人、演說家及武土都用這種訓練以求達到“無我”。他們學到的並不是“無限”，而是對有限美的明晰的、不受干擾的感受；或者說，是學會調整手段與目標，用恰當的努力，不多不少，恰好達到目的。
甚至完全未經過訓練的人也有一種“無我”的體驗。當欣賞能樂和歌舞位的人陶醉於劇情而完全忘我之時，也可以說是失去了“觀我”。他手掌出滿了汗，他感到這是“無我的汗”。轟炸機的飛行員在接近目標將要投下炸彈之前也滲出“無我之汗”。“他並不意識自己在作”，他的意識中並無旁觀的自我。當高射炮手全神貫注偵察敵機時，周圍的世界全都消失，也同樣出“無我之汗”，同樣失去“觀我”。凡是身處此類場合，達到此種狀態的人，都進入了最高境界。這就是日本人的觀念。
上述概念雄辯地證明，日本人把自我監視和自我監督搞成何等重大的壓力。他們說，一旦這種牽制消失，就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國人把所謂“觀我”與內心的理性原則看作是一回事。從而以臨危不懼、“保持機智”而自豪。日本人卻要靠升華到靈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監視的束縛，才有解脫頸上石枷之感。我們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反覆向心靈深處灌輸謹小慎微；而日本人則對此力圖辯解並斷言：當這類心理重荷一消失，人的意識有更加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表達這種信條的最極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聽來如此）就是他們高度讚賞“就當死去而活著”的人。如果照字面硬翻譯成西方語言，也許就是“活著的屍體（行屍走向）”吧，但在西方任何種語言中，這句話都是討厭的。我們講到這句話，是指一個人已經死去，只在人世留下一具軀體，再無活力。日本人講“就當死去而活著”的意思則是說這個人已達到了“圓熟”的達觀境界。他們常把這句話用於日常的勸勉和鼓勵。在鼓勵為中學畢業考試而苦惱的少年時，他們會說：“就當你已經死了，這樣就容易通過。”在鼓勵進行大批商業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會說：“就當死了，幹下去。”當一個人陷入嚴重的精神苦惱，看不到一線希望時，也常常以“就當已死”的決心去生活。戰敗後被選為貴族院議員的基督教領袖貿川（豐彥）在其自傳小說中說：“就象被魔鬼纏身的人一樣，他每天躲在自己房間裡哭泣。他那爆發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苦痛持續了一個半月，但生命終於獲勝。……我要此身帶上死的力量活下去……他要就當已經死了投入戰鬥之中。……他決心要當一個基督徒”。戰爭期間，日本軍人喜歡說：“我決心就當死了，以報答皇思”。這句話包含著一系列行動，如在出征前為自己舉行葬禮；發誓把自己的身體“變成硫黃島上的一抔土”，決心“與緬甸的鮮花一起凋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