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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我”為根基的哲學也潛在於“就當已死地活著”的態度。人在這種狀態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監視，也消除了一切恐懼和戒心。他已經是死人了，也就是說無需再為行為恰當而思慮了。死者不用再報“恩”，他們自由了。因此，“我要就當已死地活著”，這句話意味著最終擺脫一切矛盾和衝突，意味著：“我的活動力和注意力不受任何束縛，可以勇往直前地去實現目標。觀我及其一切恐懼的重荷已經不再橫隔於我和我的奮鬥目標之間了。過去在我奮力追求時，一直煩擾我的緊張感和消沉傾向也隨之消失。現在，我可以為所欲為了。”
按照西方人的說法，日本人在“無我”及“就當已死”的習慣中排除了意識。他們所謂的“觀我”、“妨我”是判斷一個人行為的監督者。這生動地指明了西方人與東方人的心理差異。我們講到一個沒有良心的美國人，是指他在幹壞事時不再有罪惡感。而日本人在使用同類詞時，卻是指這個人不再緊張、不再受妨礙。同一個詞，美國是指壞人；日本則指好人、有修養的人、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能力的人，是指能夠完成最困難工作、致力於無私行為的人。要求美國人行善的強大制約力是罪惡感，如果一個人的良心麻痹，就不再能有罪惡感而變成反社會的人。日本人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則不同。按照他們的哲學，人的心靈深處存在著善，如果內心衝動能直接表現為行動，他就會很自然地實踐德行。於是，他想努力修行，以求“圓熟”，消滅自我監視的“羞恥感”。只有達到這種境界，第六官的障礙才能消除，這才是徹底擺脫自我意識和矛盾衝突。
當你考察日本人的這種自我訓練的哲學時，如果你脫離了日本人在其文化中的個人生活經驗，就會成為不解之謎。如前文所述，他們那種歸之於“觀我”的“羞恥感”該是日本人身上多麼沉重的壓力。他們的精神駕馭術，其哲學的真正意義，如果不講日本人的育兒方式就說不清楚。任何文化，其道德規範總要代代相傳，不僅通過語言，而且通過長者對其子女的態度來傳遞。局外人如果不研究一國的育兒方式，就很難理解該國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截至本章，我們只從成人方面描述日本民族對人生的各種觀點。日本人的育兒方式將使我們對這些觀點有更清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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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兒童學習
日本的育兒方式是喜歡思考的西方人所想不到的。美國父母訓練孩子準備適應的生活，很少象日本那樣要求謹慎和自製，而且，父母從一開始就教育嬰兒，他們的小小願望並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命令。我們規定一定的授乳時間和睡眠時間。時間未到之前，不管嬰兒怎樣哭鬧也要讓他等待。稍後不久，每當嬰兒含手吮指、或觸模身體的其它部位，母親就會敲他的手指加以禁止。母親常常不在孩子身邊。而且，母親外出時，嬰兒必須留在家裡。當嬰兒戀奶仍然甚於其它食物時也要讓他斷奶。如果是用奶瓶餵養，則不給他奶瓶。有些食物對身體有益，孩子就必須吃。不按規定，就要受罰。美國人會很自然地沒想，日本幼兒一定會受到加倍嚴格的訓練，因為日本幼兒長大以後必須克制自己的欲望，十分小心謹慎地嚴格遵守道德準則。
但是，日本人的作法並非如此。日本的人生曲線與美國的人生曲線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淺底U字型曲線， 允許嬰兒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隨著幼兒期的過去，約束逐漸增加，直到結婚前後個人自由降至最低線。這個最低線貫穿整個壯年期，持續幾十年，此後再次逐漸上升。過了六十歲，人又幾乎可以象幼兒那樣不為羞恥和名譽所煩惱。在美國，我們這種曲線是倒過來的，幼兒教養非常嚴格，隨著孩子日益成長而逐漸放鬆，待至他找到能夠自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幾乎可以不受別人的任何掣肘。在我們這裡，壯年期是自由和主動性的鼎盛時期。隨著年齡的增長，精力日益衰退，以至成為他人的累贅，就又要受到約束。按照日本那種模式來安排人生，美國人連想都想不到，似乎那是與現實背道而馳的。
但是，不論是美國還是日本的人生曲線，其安排在事實上都確保了一個人能夠在壯年時期盡力參與該國的文化。在美國，我們依靠增加壯年期的個人選擇自由來保證達到這一目標；在日本，則依靠最大限度地約束個人，儘管這個時期人的體力最強、謀生能力最高，卻仍然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們堅信，約束是最好的精神訓練（修養），能夠產生靠自由所不能達到的效果。雖然日本人在最活躍、最有創造性的壯年時期受到最大的約束，卻不是終生受約束，幼年和老年時期則是“自由的領地”。
對孩子嬌縱的國民都非常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正是這樣。象美國的父母一樣，他們要孩子首先是因為喜愛小孩是一種快樂。但日本人要孩子卻不僅是為了獲得感情上的滿足，而且是因為，如果斷絕了家族血統，他們就會成為人生的失敗者。這在美國卻不是那麼重視。每個日本男子都一定要有兒子，他們要兒子是為了自己死後有人在佛壇靈前跪拜，是為了綿延家系，傳宗接代，保持家門榮譽和財產。由於傳統的社會原因，父親需要兒子，就跟幼兒需要父親一樣。兒子將來總要取代父親，但這並不是撇下父親，而是為了讓父親安心。在若干年內，父親仍然管理“家務”，以後再由兒子接班。如果父親不能把家務讓給兒子，那他自己那種角色就沒有意義。這種根深蒂固的連續性意識使成年的兒子對依靠父親不象西方民族那樣感到可恥和不體面，即使這種狀況延續的時間要比美國長得多。
按照西方人的說法，日本人在“無我”及“就當已死”的習慣中排除了意識。他們所謂的“觀我”、“妨我”是判斷一個人行為的監督者。這生動地指明了西方人與東方人的心理差異。我們講到一個沒有良心的美國人，是指他在幹壞事時不再有罪惡感。而日本人在使用同類詞時，卻是指這個人不再緊張、不再受妨礙。同一個詞，美國是指壞人；日本則指好人、有修養的人、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能力的人，是指能夠完成最困難工作、致力於無私行為的人。要求美國人行善的強大制約力是罪惡感，如果一個人的良心麻痹，就不再能有罪惡感而變成反社會的人。日本人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則不同。按照他們的哲學，人的心靈深處存在著善，如果內心衝動能直接表現為行動，他就會很自然地實踐德行。於是，他想努力修行，以求“圓熟”，消滅自我監視的“羞恥感”。只有達到這種境界，第六官的障礙才能消除，這才是徹底擺脫自我意識和矛盾衝突。
當你考察日本人的這種自我訓練的哲學時，如果你脫離了日本人在其文化中的個人生活經驗，就會成為不解之謎。如前文所述，他們那種歸之於“觀我”的“羞恥感”該是日本人身上多麼沉重的壓力。他們的精神駕馭術，其哲學的真正意義，如果不講日本人的育兒方式就說不清楚。任何文化，其道德規範總要代代相傳，不僅通過語言，而且通過長者對其子女的態度來傳遞。局外人如果不研究一國的育兒方式，就很難理解該國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截至本章，我們只從成人方面描述日本民族對人生的各種觀點。日本人的育兒方式將使我們對這些觀點有更清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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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兒童學習
日本的育兒方式是喜歡思考的西方人所想不到的。美國父母訓練孩子準備適應的生活，很少象日本那樣要求謹慎和自製，而且，父母從一開始就教育嬰兒，他們的小小願望並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命令。我們規定一定的授乳時間和睡眠時間。時間未到之前，不管嬰兒怎樣哭鬧也要讓他等待。稍後不久，每當嬰兒含手吮指、或觸模身體的其它部位，母親就會敲他的手指加以禁止。母親常常不在孩子身邊。而且，母親外出時，嬰兒必須留在家裡。當嬰兒戀奶仍然甚於其它食物時也要讓他斷奶。如果是用奶瓶餵養，則不給他奶瓶。有些食物對身體有益，孩子就必須吃。不按規定，就要受罰。美國人會很自然地沒想，日本幼兒一定會受到加倍嚴格的訓練，因為日本幼兒長大以後必須克制自己的欲望，十分小心謹慎地嚴格遵守道德準則。
但是，日本人的作法並非如此。日本的人生曲線與美國的人生曲線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淺底U字型曲線， 允許嬰兒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隨著幼兒期的過去，約束逐漸增加，直到結婚前後個人自由降至最低線。這個最低線貫穿整個壯年期，持續幾十年，此後再次逐漸上升。過了六十歲，人又幾乎可以象幼兒那樣不為羞恥和名譽所煩惱。在美國，我們這種曲線是倒過來的，幼兒教養非常嚴格，隨著孩子日益成長而逐漸放鬆，待至他找到能夠自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幾乎可以不受別人的任何掣肘。在我們這裡，壯年期是自由和主動性的鼎盛時期。隨著年齡的增長，精力日益衰退，以至成為他人的累贅，就又要受到約束。按照日本那種模式來安排人生，美國人連想都想不到，似乎那是與現實背道而馳的。
但是，不論是美國還是日本的人生曲線，其安排在事實上都確保了一個人能夠在壯年時期盡力參與該國的文化。在美國，我們依靠增加壯年期的個人選擇自由來保證達到這一目標；在日本，則依靠最大限度地約束個人，儘管這個時期人的體力最強、謀生能力最高，卻仍然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們堅信，約束是最好的精神訓練（修養），能夠產生靠自由所不能達到的效果。雖然日本人在最活躍、最有創造性的壯年時期受到最大的約束，卻不是終生受約束，幼年和老年時期則是“自由的領地”。
對孩子嬌縱的國民都非常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正是這樣。象美國的父母一樣，他們要孩子首先是因為喜愛小孩是一種快樂。但日本人要孩子卻不僅是為了獲得感情上的滿足，而且是因為，如果斷絕了家族血統，他們就會成為人生的失敗者。這在美國卻不是那麼重視。每個日本男子都一定要有兒子，他們要兒子是為了自己死後有人在佛壇靈前跪拜，是為了綿延家系，傳宗接代，保持家門榮譽和財產。由於傳統的社會原因，父親需要兒子，就跟幼兒需要父親一樣。兒子將來總要取代父親，但這並不是撇下父親，而是為了讓父親安心。在若干年內，父親仍然管理“家務”，以後再由兒子接班。如果父親不能把家務讓給兒子，那他自己那種角色就沒有意義。這種根深蒂固的連續性意識使成年的兒子對依靠父親不象西方民族那樣感到可恥和不體面，即使這種狀況延續的時間要比美國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