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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日本人怎樣努力改進，日本的道德體系仍然處於多層次分散狀態。道德的原則仍然是這個步驟和那個步驟相互保持平衡，各種行動本身都是善的。他們所建立的倫理體系宛如橋牌。優秀的選手是遵守規則並能在規則範圍內獲勝。他與低劣選手的區別，在於推理的訓練，能夠利用足夠的知識根據競賽規程判斷其它選手的出牌意味著什麼，從而打出自己的牌。用我們的話來說，他是按霍伊爾規則比賽。每出一張牌都必須考慮到無數細微末節。比賽規則規定了一切可能出現的偶然性，記分辦法也是預先確定的。美國人說的內心善意反而成了無關係的。
不論在哪種語言中，人們用來表達喪失或者獲得自尊的詞句，十分有助於了解他們的人生觀。在日本，講到“尊重自己”時常常是指他本人是一個審慎的選手；而不像英語那樣是指誠意遵循為人處世的準則，不餡媚別人，不撒謊，不作偽證等。日本人說“自重”，意思是“自我慎重”，意思是“你應該仔細考慮事態中的一切因素，決不可招致別人譏笑，或者減少成功的機會。”“尊重自己”，其含義所指的行為往往與美國所指的行為恰好相反。被僱傭者說“我必須自重”，其含意並不是指必須堅持自己的權利，而是絕不要對僱主講不要當的話，以免使自己難堪。“你應該自重”作為政治用語時也是一樣，意思是“身負重任的人”必須謹慎，不能輕率地縱談“危險思想”，那樣就不“自重”了。而在美國，“自重”並不意味即使思想危險，仍然要求按照自己的觀點和良心來思考。
“你應該自重”，這是父母經常掛在嘴上訓誡其青年子女的話，指的是要懂禮貌，不要辜負別人的希望。例如，女孩子坐時不能亂動，雙腿位置要擺正。男孩子則要鍛鍊身體，學會察顏觀色，“因為今天是決定未來的重要時刻”。父親對孩子說：“你的行動不象一個自重的人”，這是責備孩子行為不莊重，而不是責備他缺乏勇氣、堅持自己的意見。
還不起欠債的農民對債主說：“我應該自重”，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責備自己懶怠，或者責備對債權人卑躬屈膝，而是說他對應急之需本應該考慮周到。有社會地位的人說：“我的自尊心要求我這樣”，這並不意味他必須按照正直、廉潔等原則辦事，而是意味他在處理事情時必須充分考慮門第的地位，掂量掂量自己身分的重量。
實業家談到他的公司時說：“我們必須自重”，意思是說必須慎重再慎重，小心再小心。要復仇的人說“自重地復仇”，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把炭火堆在仇敵的頭上”；也不是打算遵守什麼道德原則，而是說必須周密計劃，考慮到一切因素，等於說“一定要完全徹底復仇”。在日語中，“自重再自重”，是最強烈的語氣，意思是萬分小心，無限謹慎，絕不可輕下結論。它還意味著，必須權衡各種方法和手段，用力不多不少，恰可達到目的。
所有上述“自重”的含義都符合日本人的人生觀，即認為人生應該是小心謹慎地按照“霍伊爾”規則行動的世界。由於他們對自重規定了如上的定義，因而不允許以用心良好為理由來為失敗辯解。一舉手、一投足都有其後果，人們採取行動時不能不考慮這些後果。施恩於人是好事，但必須估計到受恩的人是否會感到“背上了恩情債”，不可不慎。批評人是可以的，但必須準備承擔因此而產生的怨恨。當那位年輕畫家指責美國傳教士嘲笑他時，儘管說傳教士是善意的，那也沒有用。傳教士沒有考慮到他在棋盤上走那一步棋的後果，這在日本人看來就是修養不夠。
把謹慎與自重完全等同，這就包含著要悉心觀察別人行動中的一切暗示，並且強烈地感到別人是在評論自己。他們說：“一個人要自重，因為有社會”，“如果沒有社會，就用不著自重”等等。這些極端的說法表明，自重出於外部的強制，毫未考慮到正確行為的內省要求。象許多國家的俗話一樣，這些說法未免誇張，因為，日本人對自己深重的罪孽有時也像清教徒一樣，反應很強烈。儘管如此，上述極端的說法仍然指明了日本重視的是什麼：與其說他們重視罪，毋寧說他們更重視恥。
在人類學對各種文化的研究中，區別以恥為基調的文化和以罪為基調的文化是一項重要工作。提倡建立道德的絕對標準並且依靠它發展人的良心，這種社會可以定義為“罪感文化”。不過，這種社會的人，例如在美國，在作了並非犯罪的不要之事時，也會自疚而另有羞恥感。比如，有時因衣著不得體，或者言辭有誤，都會感到懊惱。在以恥為主要強制力的文化中，對那些在我們看來應該是感到犯罪的行為，那裡的人們則感到懊惱。這種懊惱可能非常強烈，以至不能象罪感那樣，可以通過仟悔、贖罪而得到解脫。犯了罪的人可以通過坦白罪行而減輕內心重負。坦白這種手段已運用於世俗心理療法，許多宗教團體也運用，雖然這兩者在其他方面很少共同之處。我們知道，坦白可以解脫。但在以恥為主要強制力的地方，有錯誤的人即使當眾認錯、甚至向神父懺悔，也不會感到解脫。他反而會感到，只要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在社會上，就不必懊喪，坦白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因此，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
不論在哪種語言中，人們用來表達喪失或者獲得自尊的詞句，十分有助於了解他們的人生觀。在日本，講到“尊重自己”時常常是指他本人是一個審慎的選手；而不像英語那樣是指誠意遵循為人處世的準則，不餡媚別人，不撒謊，不作偽證等。日本人說“自重”，意思是“自我慎重”，意思是“你應該仔細考慮事態中的一切因素，決不可招致別人譏笑，或者減少成功的機會。”“尊重自己”，其含義所指的行為往往與美國所指的行為恰好相反。被僱傭者說“我必須自重”，其含意並不是指必須堅持自己的權利，而是絕不要對僱主講不要當的話，以免使自己難堪。“你應該自重”作為政治用語時也是一樣，意思是“身負重任的人”必須謹慎，不能輕率地縱談“危險思想”，那樣就不“自重”了。而在美國，“自重”並不意味即使思想危險，仍然要求按照自己的觀點和良心來思考。
“你應該自重”，這是父母經常掛在嘴上訓誡其青年子女的話，指的是要懂禮貌，不要辜負別人的希望。例如，女孩子坐時不能亂動，雙腿位置要擺正。男孩子則要鍛鍊身體，學會察顏觀色，“因為今天是決定未來的重要時刻”。父親對孩子說：“你的行動不象一個自重的人”，這是責備孩子行為不莊重，而不是責備他缺乏勇氣、堅持自己的意見。
還不起欠債的農民對債主說：“我應該自重”，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責備自己懶怠，或者責備對債權人卑躬屈膝，而是說他對應急之需本應該考慮周到。有社會地位的人說：“我的自尊心要求我這樣”，這並不意味他必須按照正直、廉潔等原則辦事，而是意味他在處理事情時必須充分考慮門第的地位，掂量掂量自己身分的重量。
實業家談到他的公司時說：“我們必須自重”，意思是說必須慎重再慎重，小心再小心。要復仇的人說“自重地復仇”，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把炭火堆在仇敵的頭上”；也不是打算遵守什麼道德原則，而是說必須周密計劃，考慮到一切因素，等於說“一定要完全徹底復仇”。在日語中，“自重再自重”，是最強烈的語氣，意思是萬分小心，無限謹慎，絕不可輕下結論。它還意味著，必須權衡各種方法和手段，用力不多不少，恰可達到目的。
所有上述“自重”的含義都符合日本人的人生觀，即認為人生應該是小心謹慎地按照“霍伊爾”規則行動的世界。由於他們對自重規定了如上的定義，因而不允許以用心良好為理由來為失敗辯解。一舉手、一投足都有其後果，人們採取行動時不能不考慮這些後果。施恩於人是好事，但必須估計到受恩的人是否會感到“背上了恩情債”，不可不慎。批評人是可以的，但必須準備承擔因此而產生的怨恨。當那位年輕畫家指責美國傳教士嘲笑他時，儘管說傳教士是善意的，那也沒有用。傳教士沒有考慮到他在棋盤上走那一步棋的後果，這在日本人看來就是修養不夠。
把謹慎與自重完全等同，這就包含著要悉心觀察別人行動中的一切暗示，並且強烈地感到別人是在評論自己。他們說：“一個人要自重，因為有社會”，“如果沒有社會，就用不著自重”等等。這些極端的說法表明，自重出於外部的強制，毫未考慮到正確行為的內省要求。象許多國家的俗話一樣，這些說法未免誇張，因為，日本人對自己深重的罪孽有時也像清教徒一樣，反應很強烈。儘管如此，上述極端的說法仍然指明了日本重視的是什麼：與其說他們重視罪，毋寧說他們更重視恥。
在人類學對各種文化的研究中，區別以恥為基調的文化和以罪為基調的文化是一項重要工作。提倡建立道德的絕對標準並且依靠它發展人的良心，這種社會可以定義為“罪感文化”。不過，這種社會的人，例如在美國，在作了並非犯罪的不要之事時，也會自疚而另有羞恥感。比如，有時因衣著不得體，或者言辭有誤，都會感到懊惱。在以恥為主要強制力的文化中，對那些在我們看來應該是感到犯罪的行為，那裡的人們則感到懊惱。這種懊惱可能非常強烈，以至不能象罪感那樣，可以通過仟悔、贖罪而得到解脫。犯了罪的人可以通過坦白罪行而減輕內心重負。坦白這種手段已運用於世俗心理療法，許多宗教團體也運用，雖然這兩者在其他方面很少共同之處。我們知道，坦白可以解脫。但在以恥為主要強制力的地方，有錯誤的人即使當眾認錯、甚至向神父懺悔，也不會感到解脫。他反而會感到，只要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在社會上，就不必懊喪，坦白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因此，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