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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恥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則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羞恥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應。一個人感到羞恥，是因為他或者被公開譏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覺被譏笑，不管是哪一種，羞恥感都是一種有效的強制力。但是，羞恥感要求有外人在場，至少要感覺到有外人在場。罪惡感則不是這樣。有的民族中，名譽的含義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這裡，即使惡行未被人發覺，自己也會有罪惡感，而且這種罪惡感會因坦白懺悔而確實得到解脫。
早期移居美國的清教徒們曾努力把一切道德置於罪惡感的基礎之上。所有精神病學者都知道，現代美國人是如何為良心所苦惱。但是在美國，羞恥感正在逐漸加重其份量，而罪惡感則已不如以前那麼敏銳。美國人把這種現象解釋為道德的鬆弛。這種解釋雖然也包藏著很多真理，但這是因為我們沒有指望羞恥感能對道德承擔重任。我們也不把伴隨恥辱而出現的強烈的個人惱恨納入我們道德的基本體系。
日本人正是把羞恥感納入道德體系的。不遵守明確規定的各種善行標誌，不能平衡各種義務或者不能預見到偶然性的失誤，都是恥辱。他們說，知恥為德行之本。對恥辱敏感就會實踐善行的一切準則。“知恥之人”這句話有時譯成“有德之人”（Virtuous man），有時譯成“重名譽之人”（Man qf honour）。恥感在日本倫理中的權威地位與西方倫理中的“純潔良心”，“篤信上帝”、“迴避罪惡”的地位相等。由此得出的邏輯結論則是，人死之後就不會受懲罰。日本人——讀過印度經典的僧侶除外——對那種前世功德、今生受報的輪迴報應觀念是很陌生的。除了少數皈依基督教者外，他們不承認死後報應及天堂地獄之說。
恥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重恥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樣，其意義在於，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會對自己行動的評價。他只須推測別人會作出什麼樣的判斷，並針對別人的判斷而調整行動。當每個人按照同一規則玩遊戲並相互支援時，日本人就會愉快而輕鬆地參加。當他們感到這是履行日本的“使命”時， 他們就會狂熱地參加。當他們試圖把自己的道德輸出到那些並不通行日本的善行標誌的外國時，他們就最易遭受攻擊。他們“善良”的“大東亞”使命失敗了。許多日本人對中國人和菲律賓人所採取的態度實在感到憤慨。
那些不是受國家主義感情所驅使，而是為了求學或經商來到美國的日本人，當他們試圖在這個道德規律不那麼嚴格的社會生活時，就常常痛感他們過去所接受的那種細緻周到的教育是個“失敗”。他們感到，日本的道德無法順利輸出，他們想說的並不是一般所謂改變文化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很困難的，他們想說的遠比這更多。日本人適應美國式生活比他們所熟知的中國人、暹羅人適應美國式生活要困難得多。在他們看來，日本人的特殊問題在於，他們是靠這樣一個安全感長大的，只要一切皆按規矩行事，就會得到別人承認其微妙的意義。他們看到外國人對這類禮節滿不在乎，就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千方百計尋找西方人生活中與日本人類似的細微禮節，找不到時，有的非常憤慨，有的則感到愕然。
三島女土的自傳《我的狹島祖國》，最出色地描寫了她在道德規則不甚嚴格的文化中所感受的體驗。她渴望到美國留學，並且說服了她的保守家庭，排除“不願受恩”的觀點，接受美國獎學金，進入了衛斯理學院。她說，老師學生對她都特別親近，但這卻使她很不安。“日本人的共同特點是以操行毫無缺陷而自傲，我這種自傲卻受到嚴重傷害。我不知道在這裡該如何行動，周圍的環境似乎在嘲笑我以往的訓練。我為此而惱恨。除了這種模糊而深刻的惱恨以外，我心中再無其他感情。”她感到自己“似乎是一個從其它行星上掉下來的生物，原有的感覺和情緒在這個世界都用不上。日本式的教養，要求任何動作都要文靜，每一句言辭都要符合禮貌，這就使我在當前的環境中極為敏感，十分警覺，以至在社交中茫然不知所措。”她花了二、三年的時間才解除緊張狀態，開始接受別人的好意。她斷定，美國人生活在一種她所謂“優美的親密感”之中，而“親密感在我三歲時就被當作不禮貌而扼殺了”。
三島女士把她在美國結識的日本女孩子和中國女孩子作了比較。她評論說，美國生活對兩國姑娘的影響非常不同。中國姑娘“具有的那種沉著風度和社交能力是大多數日本姑娘所缺少的。這些上流的中國姑娘人人都具有近乎皇家的儀表，仿佛她們就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人，使我感到她們是世界上最文雅的人。即使在高度機械與速度的文明中，她們也不為所動，其安詳和沉著與日本姑娘的怯懦、拘謹形成強烈對比，顯示出社會背景的一些根本差異。”
和許多其它日本人一樣，三島女土感到，好象網球名將參加槌球遊戲，出色技藝都用不上了。她感到過去學的東西不能帶到新環境裡來。她所受過的訓練沒有用處。美國人用不著那些東西。
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國那種不甚煩瑣的行為規則，即便接受的不深，也無法想像他們能夠再過日本那種規矩煩苛的生活了。他們把過去的生活有時說成是失去的樂園，有時說成是“桎梏”，有時說成是“牢籠”，有時又說成是盆栽的小樹。這棵小松樹的根培植在花盆裡時，就是一件為精緻庭園增添雅趣的藝術品；但一旦移植到地上就不可能再成其為盆栽了。他們已感到再不能成為日本庭園的點綴，再不能適應往昔的要求。他們最尖銳地經歷了日本道德的困境。
早期移居美國的清教徒們曾努力把一切道德置於罪惡感的基礎之上。所有精神病學者都知道，現代美國人是如何為良心所苦惱。但是在美國，羞恥感正在逐漸加重其份量，而罪惡感則已不如以前那麼敏銳。美國人把這種現象解釋為道德的鬆弛。這種解釋雖然也包藏著很多真理，但這是因為我們沒有指望羞恥感能對道德承擔重任。我們也不把伴隨恥辱而出現的強烈的個人惱恨納入我們道德的基本體系。
日本人正是把羞恥感納入道德體系的。不遵守明確規定的各種善行標誌，不能平衡各種義務或者不能預見到偶然性的失誤，都是恥辱。他們說，知恥為德行之本。對恥辱敏感就會實踐善行的一切準則。“知恥之人”這句話有時譯成“有德之人”（Virtuous man），有時譯成“重名譽之人”（Man qf honour）。恥感在日本倫理中的權威地位與西方倫理中的“純潔良心”，“篤信上帝”、“迴避罪惡”的地位相等。由此得出的邏輯結論則是，人死之後就不會受懲罰。日本人——讀過印度經典的僧侶除外——對那種前世功德、今生受報的輪迴報應觀念是很陌生的。除了少數皈依基督教者外，他們不承認死後報應及天堂地獄之說。
恥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重恥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樣，其意義在於，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會對自己行動的評價。他只須推測別人會作出什麼樣的判斷，並針對別人的判斷而調整行動。當每個人按照同一規則玩遊戲並相互支援時，日本人就會愉快而輕鬆地參加。當他們感到這是履行日本的“使命”時， 他們就會狂熱地參加。當他們試圖把自己的道德輸出到那些並不通行日本的善行標誌的外國時，他們就最易遭受攻擊。他們“善良”的“大東亞”使命失敗了。許多日本人對中國人和菲律賓人所採取的態度實在感到憤慨。
那些不是受國家主義感情所驅使，而是為了求學或經商來到美國的日本人，當他們試圖在這個道德規律不那麼嚴格的社會生活時，就常常痛感他們過去所接受的那種細緻周到的教育是個“失敗”。他們感到，日本的道德無法順利輸出，他們想說的並不是一般所謂改變文化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很困難的，他們想說的遠比這更多。日本人適應美國式生活比他們所熟知的中國人、暹羅人適應美國式生活要困難得多。在他們看來，日本人的特殊問題在於，他們是靠這樣一個安全感長大的，只要一切皆按規矩行事，就會得到別人承認其微妙的意義。他們看到外國人對這類禮節滿不在乎，就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千方百計尋找西方人生活中與日本人類似的細微禮節，找不到時，有的非常憤慨，有的則感到愕然。
三島女土的自傳《我的狹島祖國》，最出色地描寫了她在道德規則不甚嚴格的文化中所感受的體驗。她渴望到美國留學，並且說服了她的保守家庭，排除“不願受恩”的觀點，接受美國獎學金，進入了衛斯理學院。她說，老師學生對她都特別親近，但這卻使她很不安。“日本人的共同特點是以操行毫無缺陷而自傲，我這種自傲卻受到嚴重傷害。我不知道在這裡該如何行動，周圍的環境似乎在嘲笑我以往的訓練。我為此而惱恨。除了這種模糊而深刻的惱恨以外，我心中再無其他感情。”她感到自己“似乎是一個從其它行星上掉下來的生物，原有的感覺和情緒在這個世界都用不上。日本式的教養，要求任何動作都要文靜，每一句言辭都要符合禮貌，這就使我在當前的環境中極為敏感，十分警覺，以至在社交中茫然不知所措。”她花了二、三年的時間才解除緊張狀態，開始接受別人的好意。她斷定，美國人生活在一種她所謂“優美的親密感”之中，而“親密感在我三歲時就被當作不禮貌而扼殺了”。
三島女士把她在美國結識的日本女孩子和中國女孩子作了比較。她評論說，美國生活對兩國姑娘的影響非常不同。中國姑娘“具有的那種沉著風度和社交能力是大多數日本姑娘所缺少的。這些上流的中國姑娘人人都具有近乎皇家的儀表，仿佛她們就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人，使我感到她們是世界上最文雅的人。即使在高度機械與速度的文明中，她們也不為所動，其安詳和沉著與日本姑娘的怯懦、拘謹形成強烈對比，顯示出社會背景的一些根本差異。”
和許多其它日本人一樣，三島女土感到，好象網球名將參加槌球遊戲，出色技藝都用不上了。她感到過去學的東西不能帶到新環境裡來。她所受過的訓練沒有用處。美國人用不著那些東西。
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國那種不甚煩瑣的行為規則，即便接受的不深，也無法想像他們能夠再過日本那種規矩煩苛的生活了。他們把過去的生活有時說成是失去的樂園，有時說成是“桎梏”，有時說成是“牢籠”，有時又說成是盆栽的小樹。這棵小松樹的根培植在花盆裡時，就是一件為精緻庭園增添雅趣的藝術品；但一旦移植到地上就不可能再成其為盆栽了。他們已感到再不能成為日本庭園的點綴，再不能適應往昔的要求。他們最尖銳地經歷了日本道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