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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自殺與封建時代歷史故事中的自殺相比，更加富於自虐性。在歷史故事中，武土為了免受不名譽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而自殺，恰如西方敵方士兵寧願被槍殺而不上絞刑架或落入敵手遭受酷刑。武土被批准切腹，也恰如不名譽的普魯土軍官有時被允許秘密自殺一樣。犯罪的普魯土軍官在知道除死之外，無法挽救名譽時，他的上級就在他臥室的桌上放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槍。日本武土也是一樣，死是註定了，只不過是選擇死的方法。而近代的自殺則是主動選擇死。人們往往把暴力轉向自己，而不是殘害別人。在封建時代，自殺行為是最終宣布一個人的勇敢和果斷，今天則變成主動選擇自我毀滅。最近四、五十年間，每當日本人感到“世界混亂”、“方程式的兩邊”不相等、需要洗“晨浴”以洗淨污穢的時候，他們越來越傾向於毀滅自己，而不是毀滅別人。
把自殺作為最後論據而爭取獲勝，雖然封建時代和現代都有，但在現代，也在向上述方向轉變。德川時代有個著名故事，說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顧問，擔任將軍監護人，曾經在其他顧問官和將軍代理人面前，當眾袒腹抽刀，準備切腹。這種威脅手段奏效了，他推薦的人繼承了將軍職位。他達到了目的，也沒有自殺。用西方語言來說，這位監護人是在用“切腹”威脅反對派。在現代，這種抗議性的自殺行為已不是談判手段而是為主義殉身，其出現多半是所提主張未被採納，或反對某些已簽字的協議（如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以求留名史冊。在這種場合，只有賣實在在的自殺，才能影響輿論；不是擺擺架式進行威脅就能夠奏效的。
在“名分的情義”遭受威脅時，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這種傾向正在發展，但並不必然包含自殺這種極端手段。自我攻擊有時表現為沮喪、消沉以及日本知識階層中流行的那種典型的厭倦情緒，這種情緒之所以在這個階層廣泛蔓延，有充分的社會學原因。這是因為，知識分子過剩，他們在等級制中的地位很不穩定，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滿足其雄心壯志。特別是1930年代，當局懷疑他們有“危險思想”，使他們愈加感傷。日本知識分子常把他們的抑鬱歸因於西方化造成的混亂，但這種說法並不對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緒搖擺是從強烈的獻身精神一變而為極端的厭倦。很多知識分子都曾蒙受過的這種心理毀損乃是日本傳統所固有的。1930年代中期，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是用傳統辦法擺脫這種厭倦情緒的。他們抱著國家主義目標，把攻擊矛頭再次從自己內心轉向對外。從對外發動極權主義侵略中，他們重新“發現了自己”。他們擺脫了惡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內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們相信，雖然在人際關係上不能作到這一點，卻相信作為一個征服民族就能夠作到。
這個民族確實絲毫末變。他們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應的。在頑強努力與消磨時光極端消沉之間，情緒搖擺不定，這對他們來說是很自然的。在當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維護戰敗的榮譽，而且他們認為採取友好態度能夠達到這一目的。作為一種派生的結論，許多日本人認為依賴美國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安全辦法。由此他們很容易認為，做出努力反而會招致疑忌，還不如消磨時光。於是，消沉情緒蔓延。
但是，日本人絕不欣賞消沉。“從消沉中站起來”，“把別人從消沉中喚醒”，既是當前日本號召改善生活的經常性口號，也是戰爭期間廣播中常用的詞句。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向消極無為作鬥爭。1946年春季，日本報紙連篇累族地說：“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視著我們”，而轟炸廢墟的瓦礫依然未清，某些公用事業仍處於停頓，這對日本名譽該是何等 玷污：他們還埋怨那些無家可歸的難民，說他們意志消沉，夜宿車站，讓美國人看他們的可憐相。日本人頗能理解這些啟發名譽心的呼籲。他們也希望傾注最大努力，以便將來能成為一個在聯合國組織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國家。那仍然是為了名譽，但方向則全然一新了。如果將來大國之間實現了和平，日本是能夠走上這條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日本人持久不變的目標是名譽，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條件。至於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使用的手段則根據情況而決定取捨。情況發生變化，日本人就會改變態度，這算不上道德問題。而我們熱 衷於“主義”，熱衷於意識形態上的信念。即使失敗，我們的信念也不變。戰敗的歐洲人到處都在組織地下活動。而日本人則除少數極端頑固分子外，不需要組織抵制或在地下反對美國占領軍的運動。他們不感到在道義上有堅持舊路線的需要。占領後不到幾個月，美國人即使單身乘坐擁擠不堪的火車前往日本的窮鄉僻壤，也不必為安全擔心，並且受到曾經是國家主義者官員的有禮貌的接待， 未發生過一次報復行為。我們的吉普車通過村子時，孩子們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d”（再見），嬰兒自己不會招手，母親就把著他的小手向美國兵揮動。
戰敗後日本人這種180度的轉變，美國人很難理解是真實的。這是我們無法做到的。對於我們來說，甚至比俘虜營中日本俘虜的態度變化還要難以理解。因為俘虜們自認對於日本來說，他們已經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們就不知道他們會幹些什麼。在了解日本的西歐人士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會預測到，日本俘虜的上述表面性格的變化也會出現在戰後的日本公眾之中。他們多數人都認為：日本“只知道勝利或失敗”；而且在日本人眼裡，失敗就是侮辱，一定要以拼死的暴力進行報復。某些人則認為，日本的民族性使他們不可能接受任何攜和條款。這些日本研究者們不懂得“情義”。他們在眾多為保持名譽的各種抉擇中，只挑出復仇與侵犯這種顯著的傳統程式。他們沒有考慮到日本人還有採取另一種方針的習慣。他們把日本人關於侵犯的倫理與歐洲人的公式混為一談。在歐洲公式中，任何個人或民族，如果進行戰鬥，首先必須確認其戰爭目的的永恆正義性，其力量則來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義憤。
把自殺作為最後論據而爭取獲勝，雖然封建時代和現代都有，但在現代，也在向上述方向轉變。德川時代有個著名故事，說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顧問，擔任將軍監護人，曾經在其他顧問官和將軍代理人面前，當眾袒腹抽刀，準備切腹。這種威脅手段奏效了，他推薦的人繼承了將軍職位。他達到了目的，也沒有自殺。用西方語言來說，這位監護人是在用“切腹”威脅反對派。在現代，這種抗議性的自殺行為已不是談判手段而是為主義殉身，其出現多半是所提主張未被採納，或反對某些已簽字的協議（如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以求留名史冊。在這種場合，只有賣實在在的自殺，才能影響輿論；不是擺擺架式進行威脅就能夠奏效的。
在“名分的情義”遭受威脅時，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這種傾向正在發展，但並不必然包含自殺這種極端手段。自我攻擊有時表現為沮喪、消沉以及日本知識階層中流行的那種典型的厭倦情緒，這種情緒之所以在這個階層廣泛蔓延，有充分的社會學原因。這是因為，知識分子過剩，他們在等級制中的地位很不穩定，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滿足其雄心壯志。特別是1930年代，當局懷疑他們有“危險思想”，使他們愈加感傷。日本知識分子常把他們的抑鬱歸因於西方化造成的混亂，但這種說法並不對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緒搖擺是從強烈的獻身精神一變而為極端的厭倦。很多知識分子都曾蒙受過的這種心理毀損乃是日本傳統所固有的。1930年代中期，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是用傳統辦法擺脫這種厭倦情緒的。他們抱著國家主義目標，把攻擊矛頭再次從自己內心轉向對外。從對外發動極權主義侵略中，他們重新“發現了自己”。他們擺脫了惡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內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們相信，雖然在人際關係上不能作到這一點，卻相信作為一個征服民族就能夠作到。
這個民族確實絲毫末變。他們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應的。在頑強努力與消磨時光極端消沉之間，情緒搖擺不定，這對他們來說是很自然的。在當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維護戰敗的榮譽，而且他們認為採取友好態度能夠達到這一目的。作為一種派生的結論，許多日本人認為依賴美國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安全辦法。由此他們很容易認為，做出努力反而會招致疑忌，還不如消磨時光。於是，消沉情緒蔓延。
但是，日本人絕不欣賞消沉。“從消沉中站起來”，“把別人從消沉中喚醒”，既是當前日本號召改善生活的經常性口號，也是戰爭期間廣播中常用的詞句。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向消極無為作鬥爭。1946年春季，日本報紙連篇累族地說：“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視著我們”，而轟炸廢墟的瓦礫依然未清，某些公用事業仍處於停頓，這對日本名譽該是何等 玷污：他們還埋怨那些無家可歸的難民，說他們意志消沉，夜宿車站，讓美國人看他們的可憐相。日本人頗能理解這些啟發名譽心的呼籲。他們也希望傾注最大努力，以便將來能成為一個在聯合國組織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國家。那仍然是為了名譽，但方向則全然一新了。如果將來大國之間實現了和平，日本是能夠走上這條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日本人持久不變的目標是名譽，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條件。至於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使用的手段則根據情況而決定取捨。情況發生變化，日本人就會改變態度，這算不上道德問題。而我們熱 衷於“主義”，熱衷於意識形態上的信念。即使失敗，我們的信念也不變。戰敗的歐洲人到處都在組織地下活動。而日本人則除少數極端頑固分子外，不需要組織抵制或在地下反對美國占領軍的運動。他們不感到在道義上有堅持舊路線的需要。占領後不到幾個月，美國人即使單身乘坐擁擠不堪的火車前往日本的窮鄉僻壤，也不必為安全擔心，並且受到曾經是國家主義者官員的有禮貌的接待， 未發生過一次報復行為。我們的吉普車通過村子時，孩子們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d”（再見），嬰兒自己不會招手，母親就把著他的小手向美國兵揮動。
戰敗後日本人這種180度的轉變，美國人很難理解是真實的。這是我們無法做到的。對於我們來說，甚至比俘虜營中日本俘虜的態度變化還要難以理解。因為俘虜們自認對於日本來說，他們已經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們就不知道他們會幹些什麼。在了解日本的西歐人士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會預測到，日本俘虜的上述表面性格的變化也會出現在戰後的日本公眾之中。他們多數人都認為：日本“只知道勝利或失敗”；而且在日本人眼裡，失敗就是侮辱，一定要以拼死的暴力進行報復。某些人則認為，日本的民族性使他們不可能接受任何攜和條款。這些日本研究者們不懂得“情義”。他們在眾多為保持名譽的各種抉擇中，只挑出復仇與侵犯這種顯著的傳統程式。他們沒有考慮到日本人還有採取另一種方針的習慣。他們把日本人關於侵犯的倫理與歐洲人的公式混為一談。在歐洲公式中，任何個人或民族，如果進行戰鬥，首先必須確認其戰爭目的的永恆正義性，其力量則來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義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