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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則另外尋找侵略的根據。他們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贏得尊敬。他們看到大國是靠軍事實力贏得尊敬的，於是力求與這些國家並立。由於資源缺乏，技術落後，他們不能不採用比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他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還是失敗了，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侵略到底不是贏得名譽之路。而“情義”則常有雙重同等的含義，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關係。在戰敗之際，日本人從前者轉向後者，而且顯然不覺得心理上對自己有任何壓力。目標仍然是為了名譽。
在歷史上其它場合，日本也曾有同樣的舉動，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長期的鎖國推幕剛剛拉開，一位名叫理查森（Ri-插rdson）的英國人在薩摩遭殺害（ 應是生麥，位於橫濱市。著者誤以為是在薩摩。當時是薩摩藩兵隊列通過生麥村，理查森欲橫穿隊列，引起糾紛而被殺害），薩摩藩是攘夷運動的策源地，薩摩武士傲慢、好戰在日本聞名，英國派了遠征軍進行懲罰，炮轟薩摩藩重要港口鹿兒島。日本人在整個德川時代一直在製造武器，但都是仿造舊式的葡萄牙槍。鹿兒島當然不是英國軍艦的對手。但這次炮擊卻帶來了意外驚人的後果，薩摩藩並沒有要誓死報復，反而向英國尋求友誼。他們親眼看到敵人的強大，就要求向敵人請教。他們與英國建立了通商關係，並於次年在薩摩建立了學校。（指開成所）據當時一位日本人描述，這所學校“教授西方的學術奧義，……因生麥事件而產生的友好關係日益發展”。所謂生麥事件（此處應為“薩英戰爭”，不應稱“生麥事件”）就是英國懲罰薩摩並炮轟鹿兒島港。
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例。與薩摩藩媲美、也以好戰和激烈排外著稱的另一個藩是長州藩。這兩個藩都是培育“王政復古”領導者的溫床。沒有正式權力的朝廷曾發布一道敕今，限以1863年（陰曆）5月11日為期，命令將軍把一切夷狄趕出日本國土。幕府沒有理睬這道命令，而長州藩則反之。它從要塞向通過下關海峽的西方商船開炮。日本的火炮和炮藥實在低劣，外國船隻並末受損害。為了懲罰長州藩，西歐各國聯合艦隊迅速擊毀了長州藩要塞，並索取三百萬美元的賠償，然而這次炮擊卻帶來了與薩摩藩同樣奇妙的後果。諾曼論述薩摩事件和長州事件時寫道：“這些曾經是攘夷急先鋒的藩發生了 轉變，不管其背後的動機多麼複雜，這種行動卻證明了他們的現實主義和冷靜態度，人們對此只能表示敬意。”
這種善於適應情況的現實主義是日本人“對名分之情義”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樣，“情義”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是使日本把美國限制移民法和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看作是對日本民族的極大悔辱，並驅使它進行了這場不幸的戰爭計劃。它的光明面則是，使日本能夠以善意的態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後果。日本是仍然一如往昔，按其性格行事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評論家在“情義”的各項義務中擇其所需介紹給西方讀者，稱之為崇拜“武士道”，或曰“武土之道”。有理由說，這種介紹引起了某些誤解。武土道這個正式名稱是近代才有的。它不象“迫於情義”、“完全出於情義”、“為情義而竭盡全力”等格言那樣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羅“情義”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它是評論家出於靈感的創作。而且，由於武士道曾經是國家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口號，隨著這些領導人的信譽掃地，武土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懷疑。這絕不意味著日本人今後不再“懂情義”。恰恰相反，現在正是西方人應當理解“情義”在日本的含義的更加重要的時期。把武土道等同武土階級也是誤解之源。“情義”是所有階級共同的道德。與日本其它一切義務及紀律一樣，身份越高，“情義”的責任“就越重”，但所有階層都要講“情義”。至少日本人認為“情義”對武土的要求要比對平民高。外國觀察者則似乎認為，“情義”對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為他們所得的回報較少。在日本人看來，只要在自己那個圈子裡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報，而“不懂情義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視和厭惡的“可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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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象日本這樣極端要求回報義務和自我約束的道德準則，似乎堅決要把私慾譴責為罪惡並要求從內心根除它。古典佛教的教義就是這樣。但日本的道德準則卻對感官享樂那樣寬容，這就更加令人驚異。日本是世界上有數的佛教國家之一，但在這一點上，其道德倫理顯然與釋迦及佛典對立。日本人並不譴責滿足私慾。他們不是清教徒。他們認為肉體的享樂是件好事，是值得培養的。他們追求享樂，尊重享樂，但是，享樂必須恰如其分，不能侵入人生重大事務。
這種道德準則使生活經常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對於日本人容許感官享樂的後果，印度人比美國人更能理解。美國人不認為享樂必須學習，在他們看來，拒絕沉溺於感官享樂就是克制已知的誘惑。但實際上，享樂象義務一樣，也需要學習。在很多文化中，享樂本身並非經過學習的，因而人們容易獻身於自我犧牲的義務。甚至連男女之間的肉體吸引有時也受到極度限制，以致幾乎毫不威脅家庭的圓滿生活。在這些國家中，家庭生活與男女愛情不同，是以另外一些考慮為基礎的。日本人一方面培養肉體享樂，另一方面又規定不能把享樂當作嚴肅的生活方式而縱情沉溺。這樣，日本人就使生活變得很難處理。他們把肉體享樂當作藝術一樣加以培養，在品嘗個中趣味之後，又犧牲享樂，獻身於義務。
在歷史上其它場合，日本也曾有同樣的舉動，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長期的鎖國推幕剛剛拉開，一位名叫理查森（Ri-插rdson）的英國人在薩摩遭殺害（ 應是生麥，位於橫濱市。著者誤以為是在薩摩。當時是薩摩藩兵隊列通過生麥村，理查森欲橫穿隊列，引起糾紛而被殺害），薩摩藩是攘夷運動的策源地，薩摩武士傲慢、好戰在日本聞名，英國派了遠征軍進行懲罰，炮轟薩摩藩重要港口鹿兒島。日本人在整個德川時代一直在製造武器，但都是仿造舊式的葡萄牙槍。鹿兒島當然不是英國軍艦的對手。但這次炮擊卻帶來了意外驚人的後果，薩摩藩並沒有要誓死報復，反而向英國尋求友誼。他們親眼看到敵人的強大，就要求向敵人請教。他們與英國建立了通商關係，並於次年在薩摩建立了學校。（指開成所）據當時一位日本人描述，這所學校“教授西方的學術奧義，……因生麥事件而產生的友好關係日益發展”。所謂生麥事件（此處應為“薩英戰爭”，不應稱“生麥事件”）就是英國懲罰薩摩並炮轟鹿兒島港。
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例。與薩摩藩媲美、也以好戰和激烈排外著稱的另一個藩是長州藩。這兩個藩都是培育“王政復古”領導者的溫床。沒有正式權力的朝廷曾發布一道敕今，限以1863年（陰曆）5月11日為期，命令將軍把一切夷狄趕出日本國土。幕府沒有理睬這道命令，而長州藩則反之。它從要塞向通過下關海峽的西方商船開炮。日本的火炮和炮藥實在低劣，外國船隻並末受損害。為了懲罰長州藩，西歐各國聯合艦隊迅速擊毀了長州藩要塞，並索取三百萬美元的賠償，然而這次炮擊卻帶來了與薩摩藩同樣奇妙的後果。諾曼論述薩摩事件和長州事件時寫道：“這些曾經是攘夷急先鋒的藩發生了 轉變，不管其背後的動機多麼複雜，這種行動卻證明了他們的現實主義和冷靜態度，人們對此只能表示敬意。”
這種善於適應情況的現實主義是日本人“對名分之情義”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樣，“情義”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是使日本把美國限制移民法和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看作是對日本民族的極大悔辱，並驅使它進行了這場不幸的戰爭計劃。它的光明面則是，使日本能夠以善意的態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後果。日本是仍然一如往昔，按其性格行事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評論家在“情義”的各項義務中擇其所需介紹給西方讀者，稱之為崇拜“武士道”，或曰“武土之道”。有理由說，這種介紹引起了某些誤解。武土道這個正式名稱是近代才有的。它不象“迫於情義”、“完全出於情義”、“為情義而竭盡全力”等格言那樣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羅“情義”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它是評論家出於靈感的創作。而且，由於武士道曾經是國家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口號，隨著這些領導人的信譽掃地，武土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懷疑。這絕不意味著日本人今後不再“懂情義”。恰恰相反，現在正是西方人應當理解“情義”在日本的含義的更加重要的時期。把武土道等同武土階級也是誤解之源。“情義”是所有階級共同的道德。與日本其它一切義務及紀律一樣，身份越高，“情義”的責任“就越重”，但所有階層都要講“情義”。至少日本人認為“情義”對武土的要求要比對平民高。外國觀察者則似乎認為，“情義”對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為他們所得的回報較少。在日本人看來，只要在自己那個圈子裡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報，而“不懂情義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視和厭惡的“可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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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象日本這樣極端要求回報義務和自我約束的道德準則，似乎堅決要把私慾譴責為罪惡並要求從內心根除它。古典佛教的教義就是這樣。但日本的道德準則卻對感官享樂那樣寬容，這就更加令人驚異。日本是世界上有數的佛教國家之一，但在這一點上，其道德倫理顯然與釋迦及佛典對立。日本人並不譴責滿足私慾。他們不是清教徒。他們認為肉體的享樂是件好事，是值得培養的。他們追求享樂，尊重享樂，但是，享樂必須恰如其分，不能侵入人生重大事務。
這種道德準則使生活經常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對於日本人容許感官享樂的後果，印度人比美國人更能理解。美國人不認為享樂必須學習，在他們看來，拒絕沉溺於感官享樂就是克制已知的誘惑。但實際上，享樂象義務一樣，也需要學習。在很多文化中，享樂本身並非經過學習的，因而人們容易獻身於自我犧牲的義務。甚至連男女之間的肉體吸引有時也受到極度限制，以致幾乎毫不威脅家庭的圓滿生活。在這些國家中，家庭生活與男女愛情不同，是以另外一些考慮為基礎的。日本人一方面培養肉體享樂，另一方面又規定不能把享樂當作嚴肅的生活方式而縱情沉溺。這樣，日本人就使生活變得很難處理。他們把肉體享樂當作藝術一樣加以培養，在品嘗個中趣味之後，又犧牲享樂，獻身於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