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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傳統經常公開提倡這種“晨浴”式的報仇理想。無數事例和英雄故事已經家喻戶曉，其中臉炙人口的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這些故事被編入教科書，在劇場上演，拍成電影，寫成通俗讀物。它們已成為日本現有文化的一部分。
其它的故事是關於必須向自己的主君進行報仇。按照日本的倫理，“情義”意味著家臣必須終生忠於主君，同時也意味著，如果家臣感到受辱，也會一變而為仇敵。德川第一位將軍家康的故事中就有這樣的好例子。德川的一位家臣聽說，德川曾在背後說他是個“會被魚骨頭卡死的傢伙”，這是對武士尊嚴的侮辱，絕難容忍。於是，這位家臣發誓，至死不忘此辱。當時，德川剛剛奠都江戶，著手統一全國，敵對勢力仍在，大局尚未平穩。這位家臣暗中勾結敵方諸侯，策謀內應，縱火燒毀江戶。他認為這樣就實現了“情義”，向德川報了仇。西方人有關日本人的忠誠的議論，很多不合實際，其原因就在於他們不了解，“情義”不僅是忠誠，在特定條件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們所說：“挨了打會成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樣。
日本歷史故事中這兩個主題：一個是有錯誤者向正確者進行報復；另一個是凡受辱必報復，即使對方是自己的主君。這兩個主題在日本文學作品中很常見，情節也多種多樣。但是，如果考察一下當代日本人的身世、小說及實況，情況就很清楚，儘管他們在古代傳統中非常崇尚報仇，在現實生活中則和西歐一樣，復仇行為很少見，甚至比西歐還要少。這並不意味人們的名譽觀念日趨淡薄，而是意味對失敗和侮辱的反應已日益成為自衛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對恥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來代替挑起爭鬥。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擊的復仇可能性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處理相互依存的經濟難度，把復仇行為打入了地下，或者把它針對自己胸膛。人們可以玩弄計謀向仇人進行報復而使對方毫無察覺，這多少有些象古代故事中，主人暗藏糞便於珍饈，以饗仇敵，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對方食而不察。客人竟毫末覺察。今天，就連這種隱秘的攻擊也極為稀少，更多的是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這裡，有兩種抉擇：一種是，把它當作鞭策，激勵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種讓它侵蝕自己的心靈。
日本人對失敗、誹謗或排斥的反應很敏感，因而極易惱恨自己而不去惱恨別人。近幾十年，日本的小說一再描寫有教養的日本人如何在極端狂怒與悲傷抑鬱之間輾轉不安。這些小說中的主角厭煩一切，厭煩日常生活，厭煩家庭，厭煩城市，厭煩鄉村。他們的厭倦並非由於未達到理想，亦即與理想的偉大目標相比，一切努力都渺小得可憐。它不是來自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日本人一旦有追求重大使命的遠景，厭倦情緒就會消失，不管這個目標多麼遙遠，厭倦情緒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日本人所特有的這種厭倦是一種敏於感傷的疾病。他們把被 排斥的恐怖引向內心，不知如何自處。日本小說中描寫的厭倦心理狀態與我們熟悉的俄國小說不同。在俄國小說中，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對立是小說主人公一切苦悶經驗的基礎。喬治·桑塞姆爵土（Sir George Sansom）曾經說過，日本人缺乏這種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感。他這樣說，並不是為了說明日本人厭煩的根源，而是為了說明日本人的哲學是怎樣形成的，以及他們對人生的一般態度。的確，這種與西方基本觀念的對立，已經遠遠超出此處所指的特殊事例範圍，但與日本人的動輒憂鬱卻有特殊關係。日本和俄國都是喜歡在小說中描寫厭倦的民族，這和美國形成鮮明的對照。美國小說不大寫這種題材。美國小說把書中人物的不幸歸咎於性格缺陷，或殘酷社會的虐待，而很少描寫單純的厭煩。描寫一個人與環境不協調總有一個原因，作者總是讓讀者從道義上責備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會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無產者小說，譴責城市中可悲的經濟狀況以及漁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說的，日本的人物小說所暴露的是這樣一種社會，在那個社會裡，人們情緒爆發時就象有毒的氣體在漂蕩。小說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認為有必要分析周圍的環境或主人公的經歷，以弄清陰雲來自何處。它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人們都容易傷感。古代英雄慣於向敵人進行攻擊，他們則把這種攻擊轉而向內。在他們看來，他們的憂鬱似乎沒有明確的原因。雖然也不無找些事件當作原因，但這些事件留給人們的印象則至多不過是一種象徵。
現代日本人施之於自身的最極端的攻擊行為就是自殺。按照他們的信條是，用適當的方法自殺，可以洗刷污名並贏得身後好評。美國人譴責自殺，認為它只不過是屈服於絕望而自我毀滅。日本人則尊重自殺，認為它可以是一種光榮的、有意義的行為。在一定場合，從“對名分的情義”來說，自殺是最體面的辦法。年關還不了債的人，因某種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殺的官員，結合無望而雙雙情死的戀人，以死抗議政府遲遲不對中國進行戰爭的愛國志土等等，都象沒有考中的少年及避免當俘虜的士兵一樣，把最後的暴力對準自身。有些日本權威說，這種自殺傾向在日本是新近出現的。是否如此，很難判斷，但是統計表明，近年來觀察者往往高估自殺的頻率。按比例來說，‘上一世紀的丹麥和納粹前的德國自殺人數比日本任何時代都要高。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歡自殺這一主題，就象美國人大書特書犯罪一樣，兩者都為此感到同樣的切身之感。與殺別人相比，他們更津津樂道自殺。借用培根（Bacon）的話來說，他們是把自殺當成最喜歡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case）。議論自殺可以得到其他話題所不能得到的某種滿足。
其它的故事是關於必須向自己的主君進行報仇。按照日本的倫理，“情義”意味著家臣必須終生忠於主君，同時也意味著，如果家臣感到受辱，也會一變而為仇敵。德川第一位將軍家康的故事中就有這樣的好例子。德川的一位家臣聽說，德川曾在背後說他是個“會被魚骨頭卡死的傢伙”，這是對武士尊嚴的侮辱，絕難容忍。於是，這位家臣發誓，至死不忘此辱。當時，德川剛剛奠都江戶，著手統一全國，敵對勢力仍在，大局尚未平穩。這位家臣暗中勾結敵方諸侯，策謀內應，縱火燒毀江戶。他認為這樣就實現了“情義”，向德川報了仇。西方人有關日本人的忠誠的議論，很多不合實際，其原因就在於他們不了解，“情義”不僅是忠誠，在特定條件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們所說：“挨了打會成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樣。
日本歷史故事中這兩個主題：一個是有錯誤者向正確者進行報復；另一個是凡受辱必報復，即使對方是自己的主君。這兩個主題在日本文學作品中很常見，情節也多種多樣。但是，如果考察一下當代日本人的身世、小說及實況，情況就很清楚，儘管他們在古代傳統中非常崇尚報仇，在現實生活中則和西歐一樣，復仇行為很少見，甚至比西歐還要少。這並不意味人們的名譽觀念日趨淡薄，而是意味對失敗和侮辱的反應已日益成為自衛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對恥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來代替挑起爭鬥。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擊的復仇可能性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處理相互依存的經濟難度，把復仇行為打入了地下，或者把它針對自己胸膛。人們可以玩弄計謀向仇人進行報復而使對方毫無察覺，這多少有些象古代故事中，主人暗藏糞便於珍饈，以饗仇敵，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對方食而不察。客人竟毫末覺察。今天，就連這種隱秘的攻擊也極為稀少，更多的是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這裡，有兩種抉擇：一種是，把它當作鞭策，激勵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種讓它侵蝕自己的心靈。
日本人對失敗、誹謗或排斥的反應很敏感，因而極易惱恨自己而不去惱恨別人。近幾十年，日本的小說一再描寫有教養的日本人如何在極端狂怒與悲傷抑鬱之間輾轉不安。這些小說中的主角厭煩一切，厭煩日常生活，厭煩家庭，厭煩城市，厭煩鄉村。他們的厭倦並非由於未達到理想，亦即與理想的偉大目標相比，一切努力都渺小得可憐。它不是來自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日本人一旦有追求重大使命的遠景，厭倦情緒就會消失，不管這個目標多麼遙遠，厭倦情緒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日本人所特有的這種厭倦是一種敏於感傷的疾病。他們把被 排斥的恐怖引向內心，不知如何自處。日本小說中描寫的厭倦心理狀態與我們熟悉的俄國小說不同。在俄國小說中，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對立是小說主人公一切苦悶經驗的基礎。喬治·桑塞姆爵土（Sir George Sansom）曾經說過，日本人缺乏這種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感。他這樣說，並不是為了說明日本人厭煩的根源，而是為了說明日本人的哲學是怎樣形成的，以及他們對人生的一般態度。的確，這種與西方基本觀念的對立，已經遠遠超出此處所指的特殊事例範圍，但與日本人的動輒憂鬱卻有特殊關係。日本和俄國都是喜歡在小說中描寫厭倦的民族，這和美國形成鮮明的對照。美國小說不大寫這種題材。美國小說把書中人物的不幸歸咎於性格缺陷，或殘酷社會的虐待，而很少描寫單純的厭煩。描寫一個人與環境不協調總有一個原因，作者總是讓讀者從道義上責備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會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無產者小說，譴責城市中可悲的經濟狀況以及漁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說的，日本的人物小說所暴露的是這樣一種社會，在那個社會裡，人們情緒爆發時就象有毒的氣體在漂蕩。小說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認為有必要分析周圍的環境或主人公的經歷，以弄清陰雲來自何處。它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人們都容易傷感。古代英雄慣於向敵人進行攻擊，他們則把這種攻擊轉而向內。在他們看來，他們的憂鬱似乎沒有明確的原因。雖然也不無找些事件當作原因，但這些事件留給人們的印象則至多不過是一種象徵。
現代日本人施之於自身的最極端的攻擊行為就是自殺。按照他們的信條是，用適當的方法自殺，可以洗刷污名並贏得身後好評。美國人譴責自殺，認為它只不過是屈服於絕望而自我毀滅。日本人則尊重自殺，認為它可以是一種光榮的、有意義的行為。在一定場合，從“對名分的情義”來說，自殺是最體面的辦法。年關還不了債的人，因某種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殺的官員，結合無望而雙雙情死的戀人，以死抗議政府遲遲不對中國進行戰爭的愛國志土等等，都象沒有考中的少年及避免當俘虜的士兵一樣，把最後的暴力對準自身。有些日本權威說，這種自殺傾向在日本是新近出現的。是否如此，很難判斷，但是統計表明，近年來觀察者往往高估自殺的頻率。按比例來說，‘上一世紀的丹麥和納粹前的德國自殺人數比日本任何時代都要高。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歡自殺這一主題，就象美國人大書特書犯罪一樣，兩者都為此感到同樣的切身之感。與殺別人相比，他們更津津樂道自殺。借用培根（Bacon）的話來說，他們是把自殺當成最喜歡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case）。議論自殺可以得到其他話題所不能得到的某種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