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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反，日本人卻是尚禮的模範，而且，這種顯著的尚禮也正可以衡量他們如何極力限制那些必須洗刷污名的事端。他們雖然仍把侮辱引起憤怒作為獲取成就的最佳鞭策，卻限制挑起侮辱的事端，只在特定場合或者消除侮辱的傳統手段遭受抑制而不能奏效時才會發生。這種鞭策的利用，無疑對日本得以在遠東取得統治地位及最近十年間推行的對英美戰爭政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西歐人關於日本人對侮辱敏感及熱衷復仇的許多議論，用之於紐幾內亞那些喜歡利用悔辱的部族，比用之於日本更加適當。西歐人對日本在戰敗後將如何行動的許多預測之所以往往不能切合實際，正是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日本人對名分之“情義”所加的特殊限制。
美國人不應當因日本人尚禮而低估他們對誹謗的敏感。美國人隨便評論人，視同遊戲。我們很難理解，日本人對輕微的批評也當作大事。日本畫家牧野芳雄在美國出版的英文自傳，生動地描述了一個日本人對他所講的“嘲笑”作出的典型反應。他寫這部傳記時已在美國和歐洲度過了他大部分的成年時代，但其感受之強烈卻好象仍然生活在他的故鄉——愛知縣的農村。他是一位頗有地位的地主的幼子，在幸福的家庭中受到無比的寵愛。幼年期即將結束時，母親去世。不久父親破產，為了償還欠債，變賣了全部家產。家庭敗落了，牧野身無分文，無法實現自己的宏願，其中之一就是學習英語。他來到附近的教會學校當門房，為的是學英語。直到十八歲，除了附近幾個鄉鎮以外，他還未出過遠門，卻決心要到美國去。
“我拜訪一個我最信賴的傳教土，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國的意思，指望他也許會告訴我一些有用的知識。可是非常失望，這位傳教土喊道：‘什麼？你想到美國去？’傳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間裡，他們倆一塊兒嘲笑我，瞬時間，我似乎覺得腦子裡的血全部流到了腳底下。我在那裡默默地站了二、三秒鐘，連一聲‘再見’也沒說，就返回自己的房間。我自言自語道：‘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離開了。現在我要說一說原因。我總堅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對人不誠懇，而嘲笑人則是最不誠懇的。
“對人們的發怒，我常常原諒，因為有時脾氣不好是人的本性。人們向我撒謊時，我一般也能原諒，因為人性很脆弱，在面對困難時常常不夠堅強，不敢講真話。對無根據的流言蜚語、背後談論，我也能原諒，因為人們遇到別人說閒話時，難免不陷進去。
“甚至對殺人犯，我也可以酌情體諒。但對嘲笑，則無可原諒，因為只有內心不誠懇，才會嘲笑無辜者。
“請允許我對兩個詞講一下我自己的定義。殺人犯：殺害某人肉體的人；嘲笑者：殺害他人心靈的人。
“心靈遠比肉體寶貴，因此，嘲笑是最惡劣的罪行。那一對傳教士夫婦實在是要殘害我的心靈，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創痛，我的心在叫喊‘你為什麼……！？’”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東西打成一個包袱，背著走了。
他感到“被殘害了”，一個身無分文的鄉村少年想去美國學畫，卻遭到傳教土的不信任。他的名分被玷污了，只有實現他自己的目的才能雪除污名。既然已經遭到傳教士的嘲笑，他就只能別無選擇，離開這裡，並且證明他有能力到美國去。他指責傳教土時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insincerity”（不真誠、不誠懇）。這使我們感到奇怪，因為在我們看來，那位美國人的驚奇是十分符合“sincere”（誠實、正直）的含義的。而牧野先生則是按日本人的含義來使用這個詞的。日本人對那種蔑視別人、以至不屑挑起爭吵的人，認為是不誠實、不誠懇。這類嘲笑是放肆的，毫無顧忌的，是對人不誠懇的明證。
“甚至對殺人犯，我也可以酌情體諒。但對嘲笑，則無可原諒”。既然“原諒’不是對嘲笑的正確態度，那麼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報仇。牧野來到了美國，也就洗刷了污名。在遭到侮辱或失敗的情況下，“報仇”是一件“好事”，在日本傳統中占有很高的位置。為西歐人寫書的日本人，常常使用生動的比喻來描寫日本人對待報仇的態度。新渡戶稻造這位最富於博愛思想的日本人，在其1900年所著書中寫道：“報仇具有某些足以滿足正義感的東西，我們的報仇觀念就象數學中必須使方程式的兩邊相等那樣嚴密，否則，我們總感到心事未了。”岡倉由三郎在題為《日本的生活與思想》這本書中，把報仇與日本一種獨特的習慣作了比較後寫道：
“所謂日本人的心理特異性，很多來自喜愛潔淨及與之相聯繫的厭惡污穢。否則無法解釋這種現象。我們被訓練成（實際情況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譽或者國家榮譽，就視若污穢或疤疥，必須通過申辯洗刷乾淨，否則就猶如不能恢復清潔或健康。對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見的報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個喜愛潔淨成癖的民族所進行的晨浴。”
他接著說，“日本人過著清淨無塵的生活，猶如盛開的櫻花，美麗而凝靜。”換言之，“晨浴”就是洗淨別人向你投來的污泥，只要你身上沾一點，就不貞潔。日本人沒有這樣一種倫理教育，即一個人只要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他們也不認為：“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並不是別人對他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
美國人不應當因日本人尚禮而低估他們對誹謗的敏感。美國人隨便評論人，視同遊戲。我們很難理解，日本人對輕微的批評也當作大事。日本畫家牧野芳雄在美國出版的英文自傳，生動地描述了一個日本人對他所講的“嘲笑”作出的典型反應。他寫這部傳記時已在美國和歐洲度過了他大部分的成年時代，但其感受之強烈卻好象仍然生活在他的故鄉——愛知縣的農村。他是一位頗有地位的地主的幼子，在幸福的家庭中受到無比的寵愛。幼年期即將結束時，母親去世。不久父親破產，為了償還欠債，變賣了全部家產。家庭敗落了，牧野身無分文，無法實現自己的宏願，其中之一就是學習英語。他來到附近的教會學校當門房，為的是學英語。直到十八歲，除了附近幾個鄉鎮以外，他還未出過遠門，卻決心要到美國去。
“我拜訪一個我最信賴的傳教土，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國的意思，指望他也許會告訴我一些有用的知識。可是非常失望，這位傳教土喊道：‘什麼？你想到美國去？’傳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間裡，他們倆一塊兒嘲笑我，瞬時間，我似乎覺得腦子裡的血全部流到了腳底下。我在那裡默默地站了二、三秒鐘，連一聲‘再見’也沒說，就返回自己的房間。我自言自語道：‘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離開了。現在我要說一說原因。我總堅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對人不誠懇，而嘲笑人則是最不誠懇的。
“對人們的發怒，我常常原諒，因為有時脾氣不好是人的本性。人們向我撒謊時，我一般也能原諒，因為人性很脆弱，在面對困難時常常不夠堅強，不敢講真話。對無根據的流言蜚語、背後談論，我也能原諒，因為人們遇到別人說閒話時，難免不陷進去。
“甚至對殺人犯，我也可以酌情體諒。但對嘲笑，則無可原諒，因為只有內心不誠懇，才會嘲笑無辜者。
“請允許我對兩個詞講一下我自己的定義。殺人犯：殺害某人肉體的人；嘲笑者：殺害他人心靈的人。
“心靈遠比肉體寶貴，因此，嘲笑是最惡劣的罪行。那一對傳教士夫婦實在是要殘害我的心靈，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創痛，我的心在叫喊‘你為什麼……！？’”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東西打成一個包袱，背著走了。
他感到“被殘害了”，一個身無分文的鄉村少年想去美國學畫，卻遭到傳教土的不信任。他的名分被玷污了，只有實現他自己的目的才能雪除污名。既然已經遭到傳教士的嘲笑，他就只能別無選擇，離開這裡，並且證明他有能力到美國去。他指責傳教土時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insincerity”（不真誠、不誠懇）。這使我們感到奇怪，因為在我們看來，那位美國人的驚奇是十分符合“sincere”（誠實、正直）的含義的。而牧野先生則是按日本人的含義來使用這個詞的。日本人對那種蔑視別人、以至不屑挑起爭吵的人，認為是不誠實、不誠懇。這類嘲笑是放肆的，毫無顧忌的，是對人不誠懇的明證。
“甚至對殺人犯，我也可以酌情體諒。但對嘲笑，則無可原諒”。既然“原諒’不是對嘲笑的正確態度，那麼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報仇。牧野來到了美國，也就洗刷了污名。在遭到侮辱或失敗的情況下，“報仇”是一件“好事”，在日本傳統中占有很高的位置。為西歐人寫書的日本人，常常使用生動的比喻來描寫日本人對待報仇的態度。新渡戶稻造這位最富於博愛思想的日本人，在其1900年所著書中寫道：“報仇具有某些足以滿足正義感的東西，我們的報仇觀念就象數學中必須使方程式的兩邊相等那樣嚴密，否則，我們總感到心事未了。”岡倉由三郎在題為《日本的生活與思想》這本書中，把報仇與日本一種獨特的習慣作了比較後寫道：
“所謂日本人的心理特異性，很多來自喜愛潔淨及與之相聯繫的厭惡污穢。否則無法解釋這種現象。我們被訓練成（實際情況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譽或者國家榮譽，就視若污穢或疤疥，必須通過申辯洗刷乾淨，否則就猶如不能恢復清潔或健康。對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見的報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個喜愛潔淨成癖的民族所進行的晨浴。”
他接著說，“日本人過著清淨無塵的生活，猶如盛開的櫻花，美麗而凝靜。”換言之，“晨浴”就是洗淨別人向你投來的污泥，只要你身上沾一點，就不貞潔。日本人沒有這樣一種倫理教育，即一個人只要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他們也不認為：“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並不是別人對他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