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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段祺瑞出任執政之既成事實，孫中山既表現出不計得失的大度，也滿懷無法施展政治抱負的無奈。雖然並不對北京政府抱很大的希望，但他還是依然決定北上。12月4日中午，孫中山一行乘船到天津。雖然法租界已經戒嚴，不許船靠岸，但是船還未到，已經有5萬左右的群眾在碼頭等候。
孫中山沒有見到段祺瑞前，不得不先見在天津的張作霖，事先孫中山讓汪精衛寫了一封信，與之約定往訪時間，出發前，隨行的李烈鈞提醒說，當年劉邦在鴻門宴上會項羽，有張良、樊噲隨行，代為出謀劃策，得以平安無事，“現在總理訪張雨亭，當然也要帶一些人員同去，不知道派哪些人隨去恰當？”孫中山經過考慮，決定帶邵元沖、孫科、李烈鈞、汪精衛同行，當時張作霖住在天津海河北岸的曹家花園，他得知孫要拜訪，立即傳令部署，非常森嚴。
李烈鈞的回憶錄描寫，孫中山一行到了張的行轅門口，張作霖沒有親自迎接，派遣張學良出來引領，到了會客廳，也沒有立刻出來相見，而是等候許久，才出來，並且坐在上席，顯示出盛氣凌人之勢，孫中山看見這樣子，當然不高興，賓主之間居然陷於短時間的沉默，一時局面很僵硬，經過一番沉悶和靜寂，最後還是孫中山打破僵局，開口說：“昨天到了天津，承派軍警前往迎接，對於這種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來訪晤，表示申謝。”接著又說，這次直奉之戰，賴貴軍的力量，擊敗了吳佩孚，推翻了曹、吳的統治，實可為奉軍賀喜。張作霖聽罷，眉宇間流露出不歡喜的樣子，說：“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更談不上可喜可賀了。”
會談中，老奸巨滑的張作霖對孫中山軟硬兼施，他一方面勸孫中山放棄聯俄主張，由其做中介與各國公使修好，另一方面公然地對孫中山聲稱：“我是一個捧人的人，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我不辭流血。”
由於勞累和受寒，自張作霖處返回，孫中山便感身體不適，發冷發熱，肝部隱隱作痛。原打算在天津稍事停留儘早入京的孫中山，不得不在天津休養。此後，孫中山“雖然病臥在床，接見重要同志及賓客，仍是每日不斷”。然而，皖、奉軍閥的所作所為，加重了孫中山的病情。
1924年12月7日，段祺瑞與日本記者談話中公然宣稱：“孫所言之廢除不平等條約，余殊不能贊同。”翌日，又發表宣言，表示尊重與列強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12月18日，段祺瑞派遣代表葉恭綽、許世英來見孫中山，在病榻上的孫中山聞知此事，極為憤怒：“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緣故？你們要升官發財，怕外國人，又何必來歡迎我？”也許是怒火攻心，當天孫中山的病情就加重了，經診斷，肝臟上有顯著腫痛，體溫接近正常，但脈搏跳得很快。
儘管失望日甚一日，但是在孫中山書面回答天津民眾的信件中，仍然可以看見他的堅定，“兄弟此來，不是為爭地位，也不是為爭權力，是為特來與諸君共同救國的。13年前，兄弟與諸君推倒滿清政府，為的是求中國人自由平等，然而我們中國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滿洲政府從不平等條約里賣給諸國了，以至於我們仍處於次殖民地社會，所以我們必須要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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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後時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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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31日上午11時，病中的孫中山和宋慶齡、汪精衛等人由天津入京，遵馮玉祥之囑迎接孫中山進京的鹿鍾麟回憶，當天天氣並不好，“颳起了凜冽的朔風，灰暗的烏雲壓得低低的”。但前門東車站一帶已有數不清的學生和民眾已經在那裡聚集了，人人手中拿著小旗幟，上面寫著“歡迎首倡三民主義、開創民國元勛、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
見到孫中山前，鹿鍾麟“極度興奮”，心想總算能見到景仰多年的偉大領袖了，但是他走進車廂的時候，還是大吃一驚。“孫先生不是坐著而是正躺在臥鋪上，先生的隨行人員環伺在他周圍，從孫先生憔悴的面容上看，他的健康情況已很不好。”病中的孫中山枕邊都是書，手上也拿著書在看，見到鹿鍾麟，很吃力地將書放下，和他握手，並說了些客氣話。
孫中山住進北京飯店，就開始請醫生診斷。1月5日，經協和醫院德、美7位醫師會診，決定以藥針治療。但經過半月診治，病情仍毫無起色。1月21日，孫中山病情加重，體溫升降失常，脈搏加快。23日，德國醫生克禮建議外科手術治療，但念及孫中山體力不支，眾人又遲疑不決。後決定由協和醫院法國醫師注射藥針，共注射11次，體溫脈搏恢復原狀。但自此以後，不能進食，進則嘔吐。
在孫中山抵達北京的第二天，正好是1925年元旦，段派兒子段宏業和執政府秘書長梁鴻志到北京飯店向孫中山賀年，孫中山表示自己病體未愈，不能多為勞動，要幾十天後才能與段會面。事實上段在暗地裡已經開始展開了與孫的周旋鬥爭，一直操縱著善後會議。孫中山雖然明白，但是表面上還要與段應酬。因為各方前來拜訪的人極其多，他為了減少精力消耗，把自己的人分成幾組，汪精衛和于右任等人接待軍政兩界，於樹德等接待社會人士，黃昌谷、楊杏佛接待中外新聞記者，這樣他才能安心靜養。
孫中山沒有見到段祺瑞前，不得不先見在天津的張作霖，事先孫中山讓汪精衛寫了一封信，與之約定往訪時間，出發前，隨行的李烈鈞提醒說，當年劉邦在鴻門宴上會項羽，有張良、樊噲隨行，代為出謀劃策，得以平安無事，“現在總理訪張雨亭，當然也要帶一些人員同去，不知道派哪些人隨去恰當？”孫中山經過考慮，決定帶邵元沖、孫科、李烈鈞、汪精衛同行，當時張作霖住在天津海河北岸的曹家花園，他得知孫要拜訪，立即傳令部署，非常森嚴。
李烈鈞的回憶錄描寫，孫中山一行到了張的行轅門口，張作霖沒有親自迎接，派遣張學良出來引領，到了會客廳，也沒有立刻出來相見，而是等候許久，才出來，並且坐在上席，顯示出盛氣凌人之勢，孫中山看見這樣子，當然不高興，賓主之間居然陷於短時間的沉默，一時局面很僵硬，經過一番沉悶和靜寂，最後還是孫中山打破僵局，開口說：“昨天到了天津，承派軍警前往迎接，對於這種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來訪晤，表示申謝。”接著又說，這次直奉之戰，賴貴軍的力量，擊敗了吳佩孚，推翻了曹、吳的統治，實可為奉軍賀喜。張作霖聽罷，眉宇間流露出不歡喜的樣子，說：“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更談不上可喜可賀了。”
會談中，老奸巨滑的張作霖對孫中山軟硬兼施，他一方面勸孫中山放棄聯俄主張，由其做中介與各國公使修好，另一方面公然地對孫中山聲稱：“我是一個捧人的人，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我不辭流血。”
由於勞累和受寒，自張作霖處返回，孫中山便感身體不適，發冷發熱，肝部隱隱作痛。原打算在天津稍事停留儘早入京的孫中山，不得不在天津休養。此後，孫中山“雖然病臥在床，接見重要同志及賓客，仍是每日不斷”。然而，皖、奉軍閥的所作所為，加重了孫中山的病情。
1924年12月7日，段祺瑞與日本記者談話中公然宣稱：“孫所言之廢除不平等條約，余殊不能贊同。”翌日，又發表宣言，表示尊重與列強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12月18日，段祺瑞派遣代表葉恭綽、許世英來見孫中山，在病榻上的孫中山聞知此事，極為憤怒：“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緣故？你們要升官發財，怕外國人，又何必來歡迎我？”也許是怒火攻心，當天孫中山的病情就加重了，經診斷，肝臟上有顯著腫痛，體溫接近正常，但脈搏跳得很快。
儘管失望日甚一日，但是在孫中山書面回答天津民眾的信件中，仍然可以看見他的堅定，“兄弟此來，不是為爭地位，也不是為爭權力，是為特來與諸君共同救國的。13年前，兄弟與諸君推倒滿清政府，為的是求中國人自由平等，然而我們中國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滿洲政府從不平等條約里賣給諸國了，以至於我們仍處於次殖民地社會，所以我們必須要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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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後時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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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31日上午11時，病中的孫中山和宋慶齡、汪精衛等人由天津入京，遵馮玉祥之囑迎接孫中山進京的鹿鍾麟回憶，當天天氣並不好，“颳起了凜冽的朔風，灰暗的烏雲壓得低低的”。但前門東車站一帶已有數不清的學生和民眾已經在那裡聚集了，人人手中拿著小旗幟，上面寫著“歡迎首倡三民主義、開創民國元勛、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
見到孫中山前，鹿鍾麟“極度興奮”，心想總算能見到景仰多年的偉大領袖了，但是他走進車廂的時候，還是大吃一驚。“孫先生不是坐著而是正躺在臥鋪上，先生的隨行人員環伺在他周圍，從孫先生憔悴的面容上看，他的健康情況已很不好。”病中的孫中山枕邊都是書，手上也拿著書在看，見到鹿鍾麟，很吃力地將書放下，和他握手，並說了些客氣話。
孫中山住進北京飯店，就開始請醫生診斷。1月5日，經協和醫院德、美7位醫師會診，決定以藥針治療。但經過半月診治，病情仍毫無起色。1月21日，孫中山病情加重，體溫升降失常，脈搏加快。23日，德國醫生克禮建議外科手術治療，但念及孫中山體力不支，眾人又遲疑不決。後決定由協和醫院法國醫師注射藥針，共注射11次，體溫脈搏恢復原狀。但自此以後，不能進食，進則嘔吐。
在孫中山抵達北京的第二天，正好是1925年元旦，段派兒子段宏業和執政府秘書長梁鴻志到北京飯店向孫中山賀年，孫中山表示自己病體未愈，不能多為勞動，要幾十天後才能與段會面。事實上段在暗地裡已經開始展開了與孫的周旋鬥爭，一直操縱著善後會議。孫中山雖然明白，但是表面上還要與段應酬。因為各方前來拜訪的人極其多，他為了減少精力消耗，把自己的人分成幾組，汪精衛和于右任等人接待軍政兩界，於樹德等接待社會人士，黃昌谷、楊杏佛接待中外新聞記者，這樣他才能安心靜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