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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選在6月16日，正是兩年前陳炯明叛變的日子，顯然別有意義。孫中山親自為黃埔軍校擬定的辦學宗旨是“創造革命軍，挽救中國的危亡”。這所軍校完全是仿效蘇聯的軍校建立的，原則是以黨治軍。孫中山在黃埔設立了黨代表制度，軍校直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廖仲愷任黨代表，其權限與校長並行。
黃埔軍校創辦之初，一窮二白，為了籌措辦校經費，學生張治中回憶當時廖仲愷經常“跑到他厭惡的軍閥家，和在大煙榻上抽大煙的軍閥談笑”，藉此來籌款。當時蘇聯政府援助了8000支槍，大家興奮地去碼頭上當小工，把這些槍械搬回學校。蘇聯的軍事理論和技術也在軍校創辦時起了重要作用。蔣介石為了不負孫中山的託付，也勵精圖治，他無論大小事均親自顧問，經常和學生共同進餐，還題了“親愛精誠”的校訓。孫的苦心，蘇聯的幫助，共產黨員的努力，蔣介石的認真工作，使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去舊軍隊的新的軍事學校生機勃勃地成長起來了。這些軍校學員也成為未來許多年內影響中國的巨大力量。
黃埔軍校創建時，正逢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期間。當時由孫中山任軍校總理（一年後孫中山因病逝世）。蔣介石任校長，李濟深任副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奉黨內命令從歐洲回國的周恩來擔任政治部主任。惲代英、蕭楚女、葉劍英、聶榮臻、熊雄等先後任政治教官。
黃埔前四期，堪稱國共合作的典範。當時的蔣介石也頻頻邀請國民黨中央委員、各部部長及來穗的各省省黨部書記到黃埔參觀講演。因正處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身為共產黨人的毛澤東此時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也受邀到黃埔軍校講演。除此之外，據史料記載，1924年3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毛澤東來到上海，主持黃埔軍校第一期上海考區的招生。當時的“招生總部”就設在今天南昌路的一處新式里弄公寓內。由於當時軍閥割據，控制嚴密，上海考區是考生比較集中的一個秘密考點，負責招收、接送北方和長江流域的各省人。當時湖南也秘密選送了18名考生進滬趕考，毛澤東得知後囑咐他們“以溫習功課為重”。後來，這批湖南考生中有8人通過初試。
黃埔軍校自1924年成立後，在廣州共辦了四期，學生總計近5000人。他們大都成了創建和壯大國民革命軍的中堅力量，有的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軍隊的領導人。在1955年被授予軍銜的解放軍將帥中，有不少出身於黃埔軍校，其中元帥2人，大將3人，上將7人，中將9人，他們是：徐向前、林彪、陳賡、徐光達、羅瑞卿、陳明仁、陳奇涵、楊至成等。
黃埔軍校從第五期隨北伐軍遷至武漢。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發動政變後，黃埔軍校開始大肆清黨，許多共產黨人被驅趕、逮捕、屠殺。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到此終結。1928年3月黃埔軍校遷至南京，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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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的北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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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戰開始，正當雙方在榆林一帶激戰時，早就受孫中山“攻心戰”影響的直系中馮玉祥部隊突然從前線日夜兼程回京。1924年10月22日晚上9點，馮玉祥率領的部隊已經從古北口駐地來到了北京城外圍，把守了各個城門，占領了車站、電報局等交通電訊機構，更是包圍了總統府，把剛剛靠賄選當上總統的曹錕囚禁在了北海的團城。發起政變的幾個將領當晚就聯名通電全國：主張和平停戰，表示同“弄兵好戰”者相周旋，24日，曹錕被迫免去吳佩孚的各種職位，改任青海屯墾督辦。
10月25日，馮玉祥和發動政變的將領王承斌、胡景翼、孫岳，還有秘密參加政變的北京政府教育總長、老同盟會會員黃郛在北苑商議，決定把部隊改編為中華民國國民軍。胡、孫二人都是國民黨黨員，支持馮玉祥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而更重要的決定是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政局。
隨著馮玉祥領導的政變，直系軍閥一蹶不振，曾經喧囂一時的吳佩孚一直幻想著殺回北京討伐馮玉祥，但是此時即使是與其關係良好的日本人也放棄了對他的支持。11月3日，奉軍又進占天津，吳佩孚不得不率領殘部從天津大沽入海南下，加上各路軍閥紛紛趁機強占直系的地盤，11月初，事實上孫中山北伐的目標對象——曹錕和吳佩孚都已經不存在了。
接到電報的孫中山當即回電錶示即日北上。對馮玉祥，事實上孫中山並不陌生，按照馮玉祥的回憶，他與國民黨人早有來往，孫曾經托人將自己寫的《建國大綱》贈與馮玉祥。早在政變前孫中山就對馮玉祥做過堪稱細緻的工作，馮玉祥曾經派人去廣東，拜見孫中山，他早就將希望寄託於孫中山“北上主持一切”，他和蘇聯顧問談話時也說，他十分景仰孫中山，是孫中山“樸實的追求者”。
1924年10月13日上午，孫中山偕宋慶齡、汪精衛、李烈鈞等20多人乘“永豐”艦北上，14日，到香港轉乘其他船往上海。17日，孫中山到達上海，到碼頭歡迎的群眾有萬餘人。
但是北京的時局瞬息萬變。在孫中山還在路上的時候，11月15日，為了阻止長江地區的直系勢力北上，馮玉祥不得不與張作霖、盧永祥和胡景翼、孫岳五人聯名把段祺瑞推上了臨時總執政的位置。本來由馮玉祥打開的新局面，變成了驅虎換狼的和局——馮本人也被排斥，他的國民軍名義被陸軍部撤銷，不久，他又被調離北京，派到張家口當西北邊防督辦。孫中山到北京的時候，見到的將是段祺瑞而不是馮玉祥了。
黃埔軍校創辦之初，一窮二白，為了籌措辦校經費，學生張治中回憶當時廖仲愷經常“跑到他厭惡的軍閥家，和在大煙榻上抽大煙的軍閥談笑”，藉此來籌款。當時蘇聯政府援助了8000支槍，大家興奮地去碼頭上當小工，把這些槍械搬回學校。蘇聯的軍事理論和技術也在軍校創辦時起了重要作用。蔣介石為了不負孫中山的託付，也勵精圖治，他無論大小事均親自顧問，經常和學生共同進餐，還題了“親愛精誠”的校訓。孫的苦心，蘇聯的幫助，共產黨員的努力，蔣介石的認真工作，使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去舊軍隊的新的軍事學校生機勃勃地成長起來了。這些軍校學員也成為未來許多年內影響中國的巨大力量。
黃埔軍校創建時，正逢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期間。當時由孫中山任軍校總理（一年後孫中山因病逝世）。蔣介石任校長，李濟深任副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奉黨內命令從歐洲回國的周恩來擔任政治部主任。惲代英、蕭楚女、葉劍英、聶榮臻、熊雄等先後任政治教官。
黃埔前四期，堪稱國共合作的典範。當時的蔣介石也頻頻邀請國民黨中央委員、各部部長及來穗的各省省黨部書記到黃埔參觀講演。因正處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身為共產黨人的毛澤東此時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也受邀到黃埔軍校講演。除此之外，據史料記載，1924年3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毛澤東來到上海，主持黃埔軍校第一期上海考區的招生。當時的“招生總部”就設在今天南昌路的一處新式里弄公寓內。由於當時軍閥割據，控制嚴密，上海考區是考生比較集中的一個秘密考點，負責招收、接送北方和長江流域的各省人。當時湖南也秘密選送了18名考生進滬趕考，毛澤東得知後囑咐他們“以溫習功課為重”。後來，這批湖南考生中有8人通過初試。
黃埔軍校自1924年成立後，在廣州共辦了四期，學生總計近5000人。他們大都成了創建和壯大國民革命軍的中堅力量，有的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軍隊的領導人。在1955年被授予軍銜的解放軍將帥中，有不少出身於黃埔軍校，其中元帥2人，大將3人，上將7人，中將9人，他們是：徐向前、林彪、陳賡、徐光達、羅瑞卿、陳明仁、陳奇涵、楊至成等。
黃埔軍校從第五期隨北伐軍遷至武漢。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發動政變後，黃埔軍校開始大肆清黨，許多共產黨人被驅趕、逮捕、屠殺。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到此終結。1928年3月黃埔軍校遷至南京，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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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的北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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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戰開始，正當雙方在榆林一帶激戰時，早就受孫中山“攻心戰”影響的直系中馮玉祥部隊突然從前線日夜兼程回京。1924年10月22日晚上9點，馮玉祥率領的部隊已經從古北口駐地來到了北京城外圍，把守了各個城門，占領了車站、電報局等交通電訊機構，更是包圍了總統府，把剛剛靠賄選當上總統的曹錕囚禁在了北海的團城。發起政變的幾個將領當晚就聯名通電全國：主張和平停戰，表示同“弄兵好戰”者相周旋，24日，曹錕被迫免去吳佩孚的各種職位，改任青海屯墾督辦。
10月25日，馮玉祥和發動政變的將領王承斌、胡景翼、孫岳，還有秘密參加政變的北京政府教育總長、老同盟會會員黃郛在北苑商議，決定把部隊改編為中華民國國民軍。胡、孫二人都是國民黨黨員，支持馮玉祥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而更重要的決定是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政局。
隨著馮玉祥領導的政變，直系軍閥一蹶不振，曾經喧囂一時的吳佩孚一直幻想著殺回北京討伐馮玉祥，但是此時即使是與其關係良好的日本人也放棄了對他的支持。11月3日，奉軍又進占天津，吳佩孚不得不率領殘部從天津大沽入海南下，加上各路軍閥紛紛趁機強占直系的地盤，11月初，事實上孫中山北伐的目標對象——曹錕和吳佩孚都已經不存在了。
接到電報的孫中山當即回電錶示即日北上。對馮玉祥，事實上孫中山並不陌生，按照馮玉祥的回憶，他與國民黨人早有來往，孫曾經托人將自己寫的《建國大綱》贈與馮玉祥。早在政變前孫中山就對馮玉祥做過堪稱細緻的工作，馮玉祥曾經派人去廣東，拜見孫中山，他早就將希望寄託於孫中山“北上主持一切”，他和蘇聯顧問談話時也說，他十分景仰孫中山，是孫中山“樸實的追求者”。
1924年10月13日上午，孫中山偕宋慶齡、汪精衛、李烈鈞等20多人乘“永豐”艦北上，14日，到香港轉乘其他船往上海。17日，孫中山到達上海，到碼頭歡迎的群眾有萬餘人。
但是北京的時局瞬息萬變。在孫中山還在路上的時候，11月15日，為了阻止長江地區的直系勢力北上，馮玉祥不得不與張作霖、盧永祥和胡景翼、孫岳五人聯名把段祺瑞推上了臨時總執政的位置。本來由馮玉祥打開的新局面，變成了驅虎換狼的和局——馮本人也被排斥，他的國民軍名義被陸軍部撤銷，不久，他又被調離北京，派到張家口當西北邊防督辦。孫中山到北京的時候，見到的將是段祺瑞而不是馮玉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