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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契切林寫信給孫中山，要求與中國爭取解放的力量建立聯繫，而孫中山直到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這封信，這也是孫中山首次正式接獲蘇俄官方的來函。8月28日，孫中山寫了一封回信，除了介紹中國目前的形勢外，孫中山在信末很直接地表達了自己的願望：
在這個期間，我希望與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獲得私人的接觸。我非常注意你們的事業，特別是你們蘇維埃的組織、你們軍隊和教育的組織。
1921年7月，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另一件意義深遠的大事——中國共產黨成立。由此，客觀上也為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和蘇俄之間的聯繫形成了條件。
1921年12月，從共產國際來的代表馬林自上海來到桂林拜訪了孫中山。馬林在桂林住了9天，與孫中山進行了三次長談。會談中，馬林試圖要孫中山接受共產國際和蘇俄的觀點，希望能達成孫中山與蘇俄的聯盟；孫中山則表示：“一俟義師北伐，直搗幽燕，再謀具體合作，未為晚也。”雖然這次孫中山委婉地拒絕了馬林的提議，但“聯俄”的念頭，已在孫中山頭腦里悄然播下種子。
1922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處書記馬林到廣州又拜訪了孫中山，按照蘇俄和共產國際指示，馬林再次提出了同蘇俄聯盟的問題。孫中山回答：“請不要忘記，香港就在旁邊，如果我現在承認蘇俄，英國人將採取行動反對我。”此時的孫中山仍顯得猶豫不定，他一方面希望在將來的革命事業中能夠得到蘇俄的幫助，但眼下的國際形勢及國民黨內部親英美、反蘇俄的力量又讓他一時難以下定決心。
這一年，由於陳炯明叛變，回到上海的孫中山心情十分沉重。孫中山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尋找新的同盟者。蘇俄的友善態度使他下決心走上和蘇俄結盟的道路，他自己描述他這時候的心態：
中華民國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現在有淹死的危險，我要設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們在河中被急流沖走。我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蘇俄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國和美國在岸上大聲喊，千萬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們不幫助我，他們自己只顧著嘲笑，卻又叫我不要抓蘇俄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總比什麼也沒有強。
8月，馬林與孫中山在上海再次會面。兩人有如下一段對話：
孫：我現在感到與蘇俄建立一個更緊密的聯繫是絕對必要的。
馬：勸你不要單純用軍事行動去收復廣州，而要以上海為基礎開展一個群眾性的宣傳運動。我去莫斯科，共產國際已經通知中國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
8月23日，中共早期領導者李大釗來到上海莫利哀路孫中山的寓所中，討論如何“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孫中山對李大釗的真誠來訪表示很高興，李大釗回憶兩個人談話“暢談不倦，幾乎忘食”。
孫中山對李大釗十分尊敬，宋慶齡記得“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裡來。孫中山見到這樣的客人後，常常說，他認為這些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鬥爭中，他能依靠他們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據宋慶齡說：當時孫中山已經認識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他，就要新的血液。”根據《李大釗傳》記載，也是在孫中山家中，孫中山談到了希望李大釗加入中國國民黨，李大釗說自己是第三國際的黨員，孫中山說：“這不打緊，你儘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李大釗根據黨的指示，同意了孫中山的提議。由張繼作介紹人，由孫中山主盟，加入了國民黨。這也為今後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開了先河。陳獨秀、蔡和森此後也先後加入。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張國燾對當時孫中山所處的環境及合作的過程也有很詳細的記載：
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先生一時似乎失掉了一切。當時孫先生的處境十分惡劣，陳炯明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者，而且獲得一部分輿論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孫中山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調子，北方的實力派吳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聯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地支持陳炯明。國民黨分子背離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王寵惠等49人聯名通電請他下野，這件事給他的打擊更是不小。
這個時候，幾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開宣言要與孫先生合作，指斥陳炯明為反動；而且行動上不惜處分在廣州支持陳炯明的少數中共黨員。這些事使孫先生為之感動，認為中共確有誠意與他合作。
1922年夏，蘇俄政府副外長越飛來中國與北京政府商談外交、商務等事宜的同時，於下旬派遣代表來上海會見孫中山，代表在李大釗和林伯渠的陪同下會見孫中山。之後，孫中山和越飛直接通信，交換對中國國內革命情況和國際形勢的看法。
1923年1月17日，越飛攜夫人自北京來到上海。自18日開始，越飛在孫中山寓所和孫中山就蘇俄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問題進行談判。當時，孫中山和越飛的頻繁會面引起了租界裡的巡捕的懷疑和監視，孫中山只能派廖仲愷為代表和越飛在日本會談，廖仲愷的哥哥廖鳳書是當時北洋政府駐日公使，他們利用公使館這一條件進行會談。之後被特高課注意，大家又轉到熱海溫泉會談。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雙方商定了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還探討了中蘇聯合反對帝國主義，蘇聯幫助中國建立軍校、打倒軍閥等問題。
在這個期間，我希望與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獲得私人的接觸。我非常注意你們的事業，特別是你們蘇維埃的組織、你們軍隊和教育的組織。
1921年7月，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另一件意義深遠的大事——中國共產黨成立。由此，客觀上也為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和蘇俄之間的聯繫形成了條件。
1921年12月，從共產國際來的代表馬林自上海來到桂林拜訪了孫中山。馬林在桂林住了9天，與孫中山進行了三次長談。會談中，馬林試圖要孫中山接受共產國際和蘇俄的觀點，希望能達成孫中山與蘇俄的聯盟；孫中山則表示：“一俟義師北伐，直搗幽燕，再謀具體合作，未為晚也。”雖然這次孫中山委婉地拒絕了馬林的提議，但“聯俄”的念頭，已在孫中山頭腦里悄然播下種子。
1922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處書記馬林到廣州又拜訪了孫中山，按照蘇俄和共產國際指示，馬林再次提出了同蘇俄聯盟的問題。孫中山回答：“請不要忘記，香港就在旁邊，如果我現在承認蘇俄，英國人將採取行動反對我。”此時的孫中山仍顯得猶豫不定，他一方面希望在將來的革命事業中能夠得到蘇俄的幫助，但眼下的國際形勢及國民黨內部親英美、反蘇俄的力量又讓他一時難以下定決心。
這一年，由於陳炯明叛變，回到上海的孫中山心情十分沉重。孫中山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尋找新的同盟者。蘇俄的友善態度使他下決心走上和蘇俄結盟的道路，他自己描述他這時候的心態：
中華民國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現在有淹死的危險，我要設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們在河中被急流沖走。我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蘇俄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國和美國在岸上大聲喊，千萬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們不幫助我，他們自己只顧著嘲笑，卻又叫我不要抓蘇俄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總比什麼也沒有強。
8月，馬林與孫中山在上海再次會面。兩人有如下一段對話：
孫：我現在感到與蘇俄建立一個更緊密的聯繫是絕對必要的。
馬：勸你不要單純用軍事行動去收復廣州，而要以上海為基礎開展一個群眾性的宣傳運動。我去莫斯科，共產國際已經通知中國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
8月23日，中共早期領導者李大釗來到上海莫利哀路孫中山的寓所中，討論如何“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孫中山對李大釗的真誠來訪表示很高興，李大釗回憶兩個人談話“暢談不倦，幾乎忘食”。
孫中山對李大釗十分尊敬，宋慶齡記得“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裡來。孫中山見到這樣的客人後，常常說，他認為這些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鬥爭中，他能依靠他們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據宋慶齡說：當時孫中山已經認識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他，就要新的血液。”根據《李大釗傳》記載，也是在孫中山家中，孫中山談到了希望李大釗加入中國國民黨，李大釗說自己是第三國際的黨員，孫中山說：“這不打緊，你儘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李大釗根據黨的指示，同意了孫中山的提議。由張繼作介紹人，由孫中山主盟，加入了國民黨。這也為今後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開了先河。陳獨秀、蔡和森此後也先後加入。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張國燾對當時孫中山所處的環境及合作的過程也有很詳細的記載：
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先生一時似乎失掉了一切。當時孫先生的處境十分惡劣，陳炯明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者，而且獲得一部分輿論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孫中山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調子，北方的實力派吳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聯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地支持陳炯明。國民黨分子背離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王寵惠等49人聯名通電請他下野，這件事給他的打擊更是不小。
這個時候，幾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開宣言要與孫先生合作，指斥陳炯明為反動；而且行動上不惜處分在廣州支持陳炯明的少數中共黨員。這些事使孫先生為之感動，認為中共確有誠意與他合作。
1922年夏，蘇俄政府副外長越飛來中國與北京政府商談外交、商務等事宜的同時，於下旬派遣代表來上海會見孫中山，代表在李大釗和林伯渠的陪同下會見孫中山。之後，孫中山和越飛直接通信，交換對中國國內革命情況和國際形勢的看法。
1923年1月17日，越飛攜夫人自北京來到上海。自18日開始，越飛在孫中山寓所和孫中山就蘇俄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問題進行談判。當時，孫中山和越飛的頻繁會面引起了租界裡的巡捕的懷疑和監視，孫中山只能派廖仲愷為代表和越飛在日本會談，廖仲愷的哥哥廖鳳書是當時北洋政府駐日公使，他們利用公使館這一條件進行會談。之後被特高課注意，大家又轉到熱海溫泉會談。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雙方商定了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還探討了中蘇聯合反對帝國主義，蘇聯幫助中國建立軍校、打倒軍閥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