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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方略》之二：《實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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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當年辭去大總統後，曾信心十足地表示要專心致志“辦理實業”，迎接“產業勃興”的到來，但一系列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斷了他的夢想，也是在上海期間，他完成了這部宏偉的《實業計劃》。
《實業計劃》是用英文寫成的，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發表於1919年6月號《遠東時報》，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這部洋洋十萬餘言的著作，集中體現了他對中國工農業、交通等實現現代化的宏大設想，無疑是一份全面發展中國經濟的宏偉綱領。
《實業計劃》由六大計劃共33個部分組成。在這個龐大的總體構思中，發展交通通訊是孫中山關注的重點。他提出：修建10萬英里的鐵路，以五大鐵路系統把中國的沿海、內地和邊疆連接起來；修建遍布全國的公路網，修建100萬英里的公路；開鑿、整修全國的水道和運河，大力發展內河交通和水力、電力事業等。
而在中國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個“如紐約港”那樣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即是孫中山一生孜孜以求的一個大目標。為此，連戰先生2006年４月在參觀上海洋山深水港時曾激動地說：“沒想到中山先生90年前寫的這個實業計劃中的理想，今天由各位變為現實。對此我非常欽佩！”
孫中山也在《實業計劃》中提出在“三峽建壩”的理想：“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資其水力。”據考證，這是中國人首次提出三峽水力開發的設想。當時連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被這個宏偉的夢想感動了。他寫道：“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業何等有力耶！”
關於發展經濟和實業的所有制問題，孫中山主張個人經營與國家經營並行不悖，相輔相成。他主張鼓勵發展個體經濟，並為之提供各種便利條件，例如要改革稅制，統一貨幣，排除各級官吏的種種壓制，等等。這些設想，對於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資金短缺且現代產業基礎十分薄弱、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又極不平衡的中國，顯然是非常適宜的。
但是，《實業計劃》也有一個重大的根本性失誤，就是將中國的發展完全寄希望於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他甚至一廂情願地設想了實行這一計劃的三個步驟：（一）準備投資於中國的各國政府，共同行動，統一政策，組成一國際團，以便開展工作；（二）設法取得中國人民的信任，使其熱心配合；（三）與中國政府正式談判，簽定協議，實施計劃。此時的孫中山，尚未認清西方列強是不會真心誠意來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像中國這樣一個數億人口的大國，不立足於自力更生的基點，而主要依賴於國際援助，要想實現現代化的經濟騰飛，是不可能的。由此而論，孫中山的《實業計劃》雖然氣魄宏偉，但其可行性基礎卻異常薄弱，無法付諸實施。
另外，孫中山在此也顯示出他不顧客觀、不從實際出發的主觀主義。孫中山計劃建設三大港，10萬英里鐵路，20萬英里公路，大江大河整治，工業全面啟動，遍地開花，並認定：十年內即可實現。但以中國當時的國情，這根本不可能。
當時的澳大利亞記者端納，在事後記述他曾親見孫中山首次披露全國鐵路計劃時的狀態時寫：
孫中山帶了一幅約六英尺見方的大地圖，當他把它攤在地板上時，我看到了一個最令人信服的證據：他不僅是個狂人，而且簡直是個瘋子。他不因地圖上的種種阻隔而氣餒，只是握著畫筆，在地圖上儘可能地用鐵路線填滿各個省區和屬地（包括蒙古）。說他瘋了，不是因他在地圖上畫線，……而是因為他竟天真地認為，畫了這些鐵路線，外國資本家就會給他足夠的錢，在五至十年內把這些鐵路全部建成！
端納記述的這一情況非常形象地反映了孫中山一貫的思想作風。說他是“狂人”、“瘋子”太過刻薄，但也反映出孫中山有時作風簡單、粗率、盲目自信的一面。儘管如此，《實業計劃》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份完整、系統的經濟現代化計劃，它仍為人們所重視和懷念，不在於它的每一個具體內容的參考價值，而在於它的原則精神的啟示和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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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方略》之三：《民權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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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初步》原名《會議通則》，完成於1917年，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三：社會建設》。從嚴格意義上說，此書並非孫中山的理論創作，而是他根據中國國情實際需要，參照西方有關同類書籍編撰而成的。
《民權初步》主要論述民權問題，旨在糾正中國社會“人心渙散、民力不凝結”的弊病。孫中山認為，這正是“至大至優”的中華民族“據此至廣至富之土地，會此世運進化之時，人文發達之際，猶未能先我東鄰而改造一富強國家”的根本原因。為此，孫中山不遺餘力地倡導民權，以期激發國民的主人翁精神，最終實現“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民主政治。
中國擁有近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數億人口，又有長達2000年的君主專制歷史。推行民主政治，困難重重。孫中山認為，所謂民權就是“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製法案之權，民有複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他認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四大民權的實現，必須從最基本的技術操作層面入手，將民主政治具體化為集會、結社、議事方式的訓練，即“民權初步”。在這個著作里，孫中山不厭其煩地詳論集會、結社、議事、動議、討論、選舉、表決、計票、維持會議秩序、制定社團章程、明確個人權利義務等瑣碎的操作細則，絕非將民主問題簡單化、庸俗化，而是依據“知難行易”的認識論原則，將民主政治理論，落實為一般民眾人人都能掌握的普通常識與行為規範。他認為，民主政治體制的“議事之學”，好比“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流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孫中山希望家族、學校、農團、工黨、商會、公司、國會、省會、縣會“皆當以此為法則”，由此養成國民的民權意識，“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穩，則逐步前進，民權之發達必有登峰造極之一日”。
《建國方略》之二：《實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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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當年辭去大總統後，曾信心十足地表示要專心致志“辦理實業”，迎接“產業勃興”的到來，但一系列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斷了他的夢想，也是在上海期間，他完成了這部宏偉的《實業計劃》。
《實業計劃》是用英文寫成的，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發表於1919年6月號《遠東時報》，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這部洋洋十萬餘言的著作，集中體現了他對中國工農業、交通等實現現代化的宏大設想，無疑是一份全面發展中國經濟的宏偉綱領。
《實業計劃》由六大計劃共33個部分組成。在這個龐大的總體構思中，發展交通通訊是孫中山關注的重點。他提出：修建10萬英里的鐵路，以五大鐵路系統把中國的沿海、內地和邊疆連接起來；修建遍布全國的公路網，修建100萬英里的公路；開鑿、整修全國的水道和運河，大力發展內河交通和水力、電力事業等。
而在中國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個“如紐約港”那樣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即是孫中山一生孜孜以求的一個大目標。為此，連戰先生2006年４月在參觀上海洋山深水港時曾激動地說：“沒想到中山先生90年前寫的這個實業計劃中的理想，今天由各位變為現實。對此我非常欽佩！”
孫中山也在《實業計劃》中提出在“三峽建壩”的理想：“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資其水力。”據考證，這是中國人首次提出三峽水力開發的設想。當時連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被這個宏偉的夢想感動了。他寫道：“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業何等有力耶！”
關於發展經濟和實業的所有制問題，孫中山主張個人經營與國家經營並行不悖，相輔相成。他主張鼓勵發展個體經濟，並為之提供各種便利條件，例如要改革稅制，統一貨幣，排除各級官吏的種種壓制，等等。這些設想，對於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資金短缺且現代產業基礎十分薄弱、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又極不平衡的中國，顯然是非常適宜的。
但是，《實業計劃》也有一個重大的根本性失誤，就是將中國的發展完全寄希望於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他甚至一廂情願地設想了實行這一計劃的三個步驟：（一）準備投資於中國的各國政府，共同行動，統一政策，組成一國際團，以便開展工作；（二）設法取得中國人民的信任，使其熱心配合；（三）與中國政府正式談判，簽定協議，實施計劃。此時的孫中山，尚未認清西方列強是不會真心誠意來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像中國這樣一個數億人口的大國，不立足於自力更生的基點，而主要依賴於國際援助，要想實現現代化的經濟騰飛，是不可能的。由此而論，孫中山的《實業計劃》雖然氣魄宏偉，但其可行性基礎卻異常薄弱，無法付諸實施。
另外，孫中山在此也顯示出他不顧客觀、不從實際出發的主觀主義。孫中山計劃建設三大港，10萬英里鐵路，20萬英里公路，大江大河整治，工業全面啟動，遍地開花，並認定：十年內即可實現。但以中國當時的國情，這根本不可能。
當時的澳大利亞記者端納，在事後記述他曾親見孫中山首次披露全國鐵路計劃時的狀態時寫：
孫中山帶了一幅約六英尺見方的大地圖，當他把它攤在地板上時，我看到了一個最令人信服的證據：他不僅是個狂人，而且簡直是個瘋子。他不因地圖上的種種阻隔而氣餒，只是握著畫筆，在地圖上儘可能地用鐵路線填滿各個省區和屬地（包括蒙古）。說他瘋了，不是因他在地圖上畫線，……而是因為他竟天真地認為，畫了這些鐵路線，外國資本家就會給他足夠的錢，在五至十年內把這些鐵路全部建成！
端納記述的這一情況非常形象地反映了孫中山一貫的思想作風。說他是“狂人”、“瘋子”太過刻薄，但也反映出孫中山有時作風簡單、粗率、盲目自信的一面。儘管如此，《實業計劃》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份完整、系統的經濟現代化計劃，它仍為人們所重視和懷念，不在於它的每一個具體內容的參考價值，而在於它的原則精神的啟示和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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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方略》之三：《民權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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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初步》原名《會議通則》，完成於1917年，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三：社會建設》。從嚴格意義上說，此書並非孫中山的理論創作，而是他根據中國國情實際需要，參照西方有關同類書籍編撰而成的。
《民權初步》主要論述民權問題，旨在糾正中國社會“人心渙散、民力不凝結”的弊病。孫中山認為，這正是“至大至優”的中華民族“據此至廣至富之土地，會此世運進化之時，人文發達之際，猶未能先我東鄰而改造一富強國家”的根本原因。為此，孫中山不遺餘力地倡導民權，以期激發國民的主人翁精神，最終實現“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民主政治。
中國擁有近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數億人口，又有長達2000年的君主專制歷史。推行民主政治，困難重重。孫中山認為，所謂民權就是“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製法案之權，民有複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他認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四大民權的實現，必須從最基本的技術操作層面入手，將民主政治具體化為集會、結社、議事方式的訓練，即“民權初步”。在這個著作里，孫中山不厭其煩地詳論集會、結社、議事、動議、討論、選舉、表決、計票、維持會議秩序、制定社團章程、明確個人權利義務等瑣碎的操作細則，絕非將民主問題簡單化、庸俗化，而是依據“知難行易”的認識論原則，將民主政治理論，落實為一般民眾人人都能掌握的普通常識與行為規範。他認為，民主政治體制的“議事之學”，好比“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流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孫中山希望家族、學校、農團、工黨、商會、公司、國會、省會、縣會“皆當以此為法則”，由此養成國民的民權意識，“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穩，則逐步前進，民權之發達必有登峰造極之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