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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倫敦蒙難”之後的孫中山告別英國時，恩師康德黎特意送給自己的得意門生一隻像小螃蟹一樣大的金質懷表，金殼面上刻有英文名字——Y.S.Sun，並配有一條金鍊。孫中山將此中國革命史上的傳世之寶贈與陳粹芬珍藏，從此等貴重信物可以看出當年兩人之情深意重。
關於陳粹芬與孫中山分手的時間，說法不一。1912年4、5月間，孫中山在廣州及香山故居門前全家合影照片中沒有陳粹芬，有人推測陳粹芬已和孫中山分手。黃三德所寫的《洪門革命史》也說兩人分手於1912年春夏之間。一種說法是在5月下旬，英文秘書宋靄齡出現為止。
1912年秋後，陳粹芬到澳門風順堂4號孫眉家中居住，而這時，她一直風風雨雨追隨的革命伴侶孫中山已做了民國大總統，不少人認為陳粹芬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做出巨大貢獻，付出良多，但最終一無所獲，有欠公允。
1914年，陳粹芬去南洋庇能，與商人陸文輝合股開設橡膠園。因為早年曾隨孫中山多次到南洋從事反清革命活動，結識眾多的庇能華僑，因此陳粹芬也得到那裡華僑的尊重。在那裡，她一直被尊稱為“孫夫人”或“孫太太”。但陳粹芬淡泊名利，從不提自己的身世，生活也很儉樸，留的是民國初期女學生的髮式，不了解她的人，很難想像她曾經有過那麼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1942年，一位國民黨將領專訪陳粹芬，已69歲的陳粹芬說了如下一段話：
我跟孫中山反清建立了中華民國，我救國救民的志願已達，我視富貴如浮雲；中山自倫敦蒙難後，全世界的華僑視他為人民救星；當了總統之後，貴為元首，崇拜者眾；自古共患難易，共富貴難。我自知出身貧苦，知識有限，自願分離，並不是中山棄我，中山待我不薄，也不負我。外界人言，是不解我。……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後，有了賢內助，諸事尚順利，應為他們祝福。中山一生博愛為懷，以華僑作為革命之母。著了《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五權憲法》，立志把中國變為民主國家，使人民有自由平等的幸福。他一生師基督，一無所私，二無所畏，可惜壯志未酬而逝，實為中國人之不幸！
雖然陳粹芬與孫中山分開了，但孫家人對陳粹芬一直保持相當的尊重，也一直把她當做家族一員。陳粹芬秉性樸實厚道，與盧慕貞相處融洽。晚年時，盧慕貞住澳門，陳粹芬住石岐，二人常相聚，互相慰問，談心，情同姐妹。1960年秋，87歲的陳粹芬因病去世。
自從廣州首役失敗，清政府追緝孫中山到清政府覆滅之前，陳粹芬一直跟隨在孫中山身邊，陪伴著孫中山從30歲到46歲，但這位堪稱偉大的女性，很長一段時間卻被歷史的塵煙所遮蔽，成了被遺忘的一角，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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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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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有名無實的“元帥”孫中山憤然離開廣州，6月底到達上海，居住在法租界內。孫中山是位勇於不斷思考的革命者，辛亥革命雖然成功，但這幾年內遇到的無窮無盡的新矛盾，使他陷入了對中國前途命運的新的思考，探索中國革命的癥結之所在，也“時時研究建設”，積極構思關於國家現代化的總體設想。其最終體現，便是由《孫文學說》、《實 業計劃》和《民權初步》三篇文章組成的宏偉藍圖——《建國方略》。《孫文學說》原擬包括卷一“行易知難”、卷二“三民主義”和卷三“五權憲法”，但後兩卷未能完成，僅卷一部分於1919年春夏間出版，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
知行學說是中國古老的哲學命題之一，對“知”與“行”的關係，也各有各的看法。這次蟄居上海期間，孫中山從總結經驗的需要出發，再次關注這一古老的哲學命題。他發現反“知易行難”之道可以用來鼓動革命，於是產生他的學說《行易知難》。孫中山從哲學的高度來認識民國以來，“人心渙散”、“不圖進取”、“國事日非”的根源，就是國人存在著傳統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心理障礙。
關於現代化事業的《建國方略》，為何要從“心理建設”、論證“知難行易”的哲學認識論講起呢？原因在於孫中山相信，振興一個國家，首先要解決的是國人的心理認識問題。在這一點上，孫中山不贊成簡單理解和實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格言，也明確反對“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古訓。為了使自己的學說通俗易懂，他援引生活中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的實例和《孟子·盡心》的說法，論證了“行易知難”“實為宇宙間之真理，施之於事功，施之於人心，莫不皆然也”。
與古代流傳下來的“知易行難”之說相對，“知難行易”是孫中山提出的一種“心理建設”的號召，其目的是批判當時革命黨人在革命前懼怕困難的退縮思想。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孫中山積極主張“知難行易”說，本意並非要在知行關係的哲理探討方面有所作為。實際上，他的有關論述並不嚴密周全，從學術意義上分析，也並無特別之處。重要的是孫中山想通過鼓吹“知難行易”說，從解放思想入手，動員廣大民眾，積極行動起來。孫中山強調，勇於探索，敢於冒險，是推進國家現代化所必需的心理準備。為此，他特別批評國人的保守心理：“蓋中國之孤立自大，由來已久，而向未知國際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中國所不知所不能者，則以為必無由以致之也。雖閉關自守之局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則猶是閉關時代荒島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資、利用外才以圖中國之富強也。”這些批評，不僅在當時切中時弊，在今天看來，仍不失為思想解放的先聲。
關於陳粹芬與孫中山分手的時間，說法不一。1912年4、5月間，孫中山在廣州及香山故居門前全家合影照片中沒有陳粹芬，有人推測陳粹芬已和孫中山分手。黃三德所寫的《洪門革命史》也說兩人分手於1912年春夏之間。一種說法是在5月下旬，英文秘書宋靄齡出現為止。
1912年秋後，陳粹芬到澳門風順堂4號孫眉家中居住，而這時，她一直風風雨雨追隨的革命伴侶孫中山已做了民國大總統，不少人認為陳粹芬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做出巨大貢獻，付出良多，但最終一無所獲，有欠公允。
1914年，陳粹芬去南洋庇能，與商人陸文輝合股開設橡膠園。因為早年曾隨孫中山多次到南洋從事反清革命活動，結識眾多的庇能華僑，因此陳粹芬也得到那裡華僑的尊重。在那裡，她一直被尊稱為“孫夫人”或“孫太太”。但陳粹芬淡泊名利，從不提自己的身世，生活也很儉樸，留的是民國初期女學生的髮式，不了解她的人，很難想像她曾經有過那麼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1942年，一位國民黨將領專訪陳粹芬，已69歲的陳粹芬說了如下一段話：
我跟孫中山反清建立了中華民國，我救國救民的志願已達，我視富貴如浮雲；中山自倫敦蒙難後，全世界的華僑視他為人民救星；當了總統之後，貴為元首，崇拜者眾；自古共患難易，共富貴難。我自知出身貧苦，知識有限，自願分離，並不是中山棄我，中山待我不薄，也不負我。外界人言，是不解我。……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後，有了賢內助，諸事尚順利，應為他們祝福。中山一生博愛為懷，以華僑作為革命之母。著了《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五權憲法》，立志把中國變為民主國家，使人民有自由平等的幸福。他一生師基督，一無所私，二無所畏，可惜壯志未酬而逝，實為中國人之不幸！
雖然陳粹芬與孫中山分開了，但孫家人對陳粹芬一直保持相當的尊重，也一直把她當做家族一員。陳粹芬秉性樸實厚道，與盧慕貞相處融洽。晚年時，盧慕貞住澳門，陳粹芬住石岐，二人常相聚，互相慰問，談心，情同姐妹。1960年秋，87歲的陳粹芬因病去世。
自從廣州首役失敗，清政府追緝孫中山到清政府覆滅之前，陳粹芬一直跟隨在孫中山身邊，陪伴著孫中山從30歲到46歲，但這位堪稱偉大的女性，很長一段時間卻被歷史的塵煙所遮蔽，成了被遺忘的一角，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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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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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有名無實的“元帥”孫中山憤然離開廣州，6月底到達上海，居住在法租界內。孫中山是位勇於不斷思考的革命者，辛亥革命雖然成功，但這幾年內遇到的無窮無盡的新矛盾，使他陷入了對中國前途命運的新的思考，探索中國革命的癥結之所在，也“時時研究建設”，積極構思關於國家現代化的總體設想。其最終體現，便是由《孫文學說》、《實 業計劃》和《民權初步》三篇文章組成的宏偉藍圖——《建國方略》。《孫文學說》原擬包括卷一“行易知難”、卷二“三民主義”和卷三“五權憲法”，但後兩卷未能完成，僅卷一部分於1919年春夏間出版，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
知行學說是中國古老的哲學命題之一，對“知”與“行”的關係，也各有各的看法。這次蟄居上海期間，孫中山從總結經驗的需要出發，再次關注這一古老的哲學命題。他發現反“知易行難”之道可以用來鼓動革命，於是產生他的學說《行易知難》。孫中山從哲學的高度來認識民國以來，“人心渙散”、“不圖進取”、“國事日非”的根源，就是國人存在著傳統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心理障礙。
關於現代化事業的《建國方略》，為何要從“心理建設”、論證“知難行易”的哲學認識論講起呢？原因在於孫中山相信，振興一個國家，首先要解決的是國人的心理認識問題。在這一點上，孫中山不贊成簡單理解和實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格言，也明確反對“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古訓。為了使自己的學說通俗易懂，他援引生活中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的實例和《孟子·盡心》的說法，論證了“行易知難”“實為宇宙間之真理，施之於事功，施之於人心，莫不皆然也”。
與古代流傳下來的“知易行難”之說相對，“知難行易”是孫中山提出的一種“心理建設”的號召，其目的是批判當時革命黨人在革命前懼怕困難的退縮思想。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孫中山積極主張“知難行易”說，本意並非要在知行關係的哲理探討方面有所作為。實際上，他的有關論述並不嚴密周全，從學術意義上分析，也並無特別之處。重要的是孫中山想通過鼓吹“知難行易”說，從解放思想入手，動員廣大民眾，積極行動起來。孫中山強調，勇於探索，敢於冒險，是推進國家現代化所必需的心理準備。為此，他特別批評國人的保守心理：“蓋中國之孤立自大，由來已久，而向未知國際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中國所不知所不能者，則以為必無由以致之也。雖閉關自守之局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則猶是閉關時代荒島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資、利用外才以圖中國之富強也。”這些批評，不僅在當時切中時弊，在今天看來，仍不失為思想解放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