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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內容被記者們捅了出來，舉國譁然，國內各界紛紛集會、通電、罷工罷課，抵制日貨以示反對。孫中山雖居海外，亦及時揭露日本“二十一條交涉的真相”，他說：“此次交涉之由來，實由夫己氏（指袁世凱）欲稱帝，要求日本承認，日本政府欲先得到相當之報酬，……夫己氏隱諾之，故有條件之提出。”
袁世凱企圖稱帝的野心還沒被國民看透，多數人並不贊同孫中山進行反袁鬥爭，但孫中山還是堅定自己的立場。1915年10月，陳其美在孫中山的指派下到上海策劃討袁，策動了肇和兵艦起義，青年軍官蔣介石還在其中擔任軍事一職，起草《淞滬起義軍事計劃書》，但起義很快遭致失敗。
另一方面，袁世凱已經按照“民意”要求，為登基做最後的準備。參政院在第一次送“推戴書”，“推戴”袁為“中華帝國皇帝”而被其故作姿態地退還後，1915年12月11日晚，參政院再次遞交“推戴書”。這一次，袁世凱不再推辭，12月13日正式宣布改國號為“中華帝國”。
此時，袁世凱的用心已完全大白於天下。如果說孫中山此前的反袁宣傳和行動還不被理解的話，那麼在此關頭，“倒袁”已成為共識。而在這一輪新的倒袁活動中，曾經被袁世凱極力拉攏的力量，則成了倒袁中堅。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就是袁世凱原來的盟友——進步黨人，其主腦一文一武，文為梁啓超，武為蔡鍔。12月23日，蔡鍔、唐繼堯與李烈鈞等在雲南起義，宣告雲南獨立，並通電各省要求取消帝制，聯合討袁；唐繼堯留守雲南，蔡鍔、李烈鈞二軍分別出師四川、廣西，護國戰爭爆發。
雲南已經舉起討袁大旗，而袁世凱已止不住自己在稱帝之路上的腳步。1916年1月1日，他在北京黃袍加身，舉行登基大典，改國號為洪憲元年。
這使得已經點起的護國運動之火，很快蔓延到了全國，就連袁世凱的心腹——四川督軍陳宦、湖南的湯薌銘也站到他的反對面。3月22日，眾叛親離的袁世凱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只做了83天皇帝美夢的袁世凱，在舉國一片討伐聲中黯然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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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約法之爭與南下護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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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在日本得知國內反袁消息後，甚為振奮。因為擔心中華革命黨仍不夠強大，所以他決意回到國內，親臨指揮這場保衛共和國體的鬥爭。
1916年4月27日，孫中山偕廖仲愷、戴季陶、張繼等由日本啟程返滬，同時還向在美國的黃興也發出了邀請。為了保護共和，孫中山儘可能地團結各派。他同意仍然使用民國建立時決定的五色旗國旗，而不是他在組建中華革命黨時規定的青天白日旗。他不去為個人地位作任何考慮，只要求堅持民國元年的約法。一直反對革命黨的梁啓超對孫中山的這個主張也表示贊同。
1912年3月12日，孫中山公布了經參議院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憲政史上的首部憲法，它是用法律的形式確定在中國實行民主共和制度，規定了：“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信仰等的自由，有請願、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但是袁世凱掌權後，便開始破壞臨時約法，1914年5月，他頒布《中華民國約法》代替臨時約法。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後，作為袁內閣總理兼陸軍總長的段祺瑞發布通告，根據袁氏《中華民國約法》，由黎元洪繼任總統，恢復國會。孫中山和黃興在上海通電反對；國會議員也發表宣言，不承認根據袁世凱的約法繼任；南北軍界各派人也表示反對。在各界壓力下，國務院內閣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不得不放棄袁世凱的約法，黎元洪也宣布恢復民國元年的約法，重開國會。新舊約法之爭隨之結束。
但北京政府並未就此安定下來。自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當了國務總理後，兩人矛盾不斷，被稱為“府院之爭”。到1917年，“府院之爭”的焦點集中到對德問題上。
1917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已燃燒了3年之久。段祺瑞主張對德國宣戰想藉機擴大勢力，其真實目的在於以此和日本掛鉤，藉機取得日本的貸款和軍火，並接收德國在中國的利益。
而孫中山認為“參戰”一事關係到整個國家生死存亡的前途大事，因而主張“除嚴守中立外，不能望有他種行動”。孫中山又致電北京的參、眾兩院，希望不要加入協約國。但贊成他主張的只是一部分中華革命黨黨員。這一年春夏間，孫中山與朱執信、胡漢民等人經多次討論後，決定由孫中山口授內容與觀點，由朱執信執筆撰寫《中國存亡問題》一書。此書從世界形勢、各國間利害衝突以及中國政局，反覆說明了中國參戰有百害而無一利。意義遠遠超出了有關參戰問題的爭論，實際上是全面表達了孫中山對於當時國際政治、軍事、外交等諸方面的理論和思想。
到了1917年5月間，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府院之爭”日益激化，各種反段力量呈結合之勢，他們要在眾議院開會時，否決對德宣戰議案。聞聽此訊的段祺瑞在5月10日策動了一個3000人的“公民請願團”，包圍眾議院，強迫議員通過政府宣戰案，反對宣戰的十幾位議員被暴徒毆傷，議員被圍困達10小時之久。如此惡劣的行徑激怒了議員們，會議中止，各部總長也先後辭職，內閣只剩下了段祺瑞一個人。
袁世凱企圖稱帝的野心還沒被國民看透，多數人並不贊同孫中山進行反袁鬥爭，但孫中山還是堅定自己的立場。1915年10月，陳其美在孫中山的指派下到上海策劃討袁，策動了肇和兵艦起義，青年軍官蔣介石還在其中擔任軍事一職，起草《淞滬起義軍事計劃書》，但起義很快遭致失敗。
另一方面，袁世凱已經按照“民意”要求，為登基做最後的準備。參政院在第一次送“推戴書”，“推戴”袁為“中華帝國皇帝”而被其故作姿態地退還後，1915年12月11日晚，參政院再次遞交“推戴書”。這一次，袁世凱不再推辭，12月13日正式宣布改國號為“中華帝國”。
此時，袁世凱的用心已完全大白於天下。如果說孫中山此前的反袁宣傳和行動還不被理解的話，那麼在此關頭，“倒袁”已成為共識。而在這一輪新的倒袁活動中，曾經被袁世凱極力拉攏的力量，則成了倒袁中堅。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就是袁世凱原來的盟友——進步黨人，其主腦一文一武，文為梁啓超，武為蔡鍔。12月23日，蔡鍔、唐繼堯與李烈鈞等在雲南起義，宣告雲南獨立，並通電各省要求取消帝制，聯合討袁；唐繼堯留守雲南，蔡鍔、李烈鈞二軍分別出師四川、廣西，護國戰爭爆發。
雲南已經舉起討袁大旗，而袁世凱已止不住自己在稱帝之路上的腳步。1916年1月1日，他在北京黃袍加身，舉行登基大典，改國號為洪憲元年。
這使得已經點起的護國運動之火，很快蔓延到了全國，就連袁世凱的心腹——四川督軍陳宦、湖南的湯薌銘也站到他的反對面。3月22日，眾叛親離的袁世凱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只做了83天皇帝美夢的袁世凱，在舉國一片討伐聲中黯然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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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約法之爭與南下護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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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在日本得知國內反袁消息後，甚為振奮。因為擔心中華革命黨仍不夠強大，所以他決意回到國內，親臨指揮這場保衛共和國體的鬥爭。
1916年4月27日，孫中山偕廖仲愷、戴季陶、張繼等由日本啟程返滬，同時還向在美國的黃興也發出了邀請。為了保護共和，孫中山儘可能地團結各派。他同意仍然使用民國建立時決定的五色旗國旗，而不是他在組建中華革命黨時規定的青天白日旗。他不去為個人地位作任何考慮，只要求堅持民國元年的約法。一直反對革命黨的梁啓超對孫中山的這個主張也表示贊同。
1912年3月12日，孫中山公布了經參議院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憲政史上的首部憲法，它是用法律的形式確定在中國實行民主共和制度，規定了：“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信仰等的自由，有請願、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但是袁世凱掌權後，便開始破壞臨時約法，1914年5月，他頒布《中華民國約法》代替臨時約法。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後，作為袁內閣總理兼陸軍總長的段祺瑞發布通告，根據袁氏《中華民國約法》，由黎元洪繼任總統，恢復國會。孫中山和黃興在上海通電反對；國會議員也發表宣言，不承認根據袁世凱的約法繼任；南北軍界各派人也表示反對。在各界壓力下，國務院內閣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不得不放棄袁世凱的約法，黎元洪也宣布恢復民國元年的約法，重開國會。新舊約法之爭隨之結束。
但北京政府並未就此安定下來。自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當了國務總理後，兩人矛盾不斷，被稱為“府院之爭”。到1917年，“府院之爭”的焦點集中到對德問題上。
1917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已燃燒了3年之久。段祺瑞主張對德國宣戰想藉機擴大勢力，其真實目的在於以此和日本掛鉤，藉機取得日本的貸款和軍火，並接收德國在中國的利益。
而孫中山認為“參戰”一事關係到整個國家生死存亡的前途大事，因而主張“除嚴守中立外，不能望有他種行動”。孫中山又致電北京的參、眾兩院，希望不要加入協約國。但贊成他主張的只是一部分中華革命黨黨員。這一年春夏間，孫中山與朱執信、胡漢民等人經多次討論後，決定由孫中山口授內容與觀點，由朱執信執筆撰寫《中國存亡問題》一書。此書從世界形勢、各國間利害衝突以及中國政局，反覆說明了中國參戰有百害而無一利。意義遠遠超出了有關參戰問題的爭論，實際上是全面表達了孫中山對於當時國際政治、軍事、外交等諸方面的理論和思想。
到了1917年5月間，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府院之爭”日益激化，各種反段力量呈結合之勢，他們要在眾議院開會時，否決對德宣戰議案。聞聽此訊的段祺瑞在5月10日策動了一個3000人的“公民請願團”，包圍眾議院，強迫議員通過政府宣戰案，反對宣戰的十幾位議員被暴徒毆傷，議員被圍困達10小時之久。如此惡劣的行徑激怒了議員們，會議中止，各部總長也先後辭職，內閣只剩下了段祺瑞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