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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得當選總統的足夠選票，把中間的進步黨人（5月底，與國民黨相對立的黎元洪的共和黨、章太炎的統一黨與梁啓超的民主黨合併為進步黨）從國民黨中徹底分化出來，堅定他們的擁袁立場，袁世凱還特地挑選了進步黨人的熊希齡，由他組成了所謂“一流人才內閣”。“一流人才”，主要是指內閣成員多為政壇名流，如梁啓超、張謇、汪大燮等。
10月6日，參、眾兩院議員舉行總統投票選舉，本來袁世凱已將對手打盡，當選不成問題。但他仍然擔心當天不能選出來，就在議員都到會之後，操縱了數千人，號稱“公民團”，包圍了議會，聲稱不選出總統不准議員出來。投了兩次票，袁世凱都沒有得到法定應得的選票，被關在內的議員們人困馬乏，直到晚上才被迫選袁為總統。這種卑劣的做法也成了歷史的一大笑料。
袁世凱後來更加明目張胆，他先取消了國民黨議員資格，各省議會也紛紛取締國民黨，於是，自辛亥以來國內最大政治勢力的國民黨土崩瓦解了。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更是直接解散了國會。自此，袁世凱的北洋集團在中國真正占據了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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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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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到達日本後，許多老同盟會員李烈鈞、柏文蔚、胡漢民、廖仲愷、居正、許崇智、譚人鳳等陸續到達日本，聚在一起共商討袁大計。而陳其美、戴季陶、朱執信、鄧鏗等仍堅持在國內作鬥爭。當時流亡日本的國民黨人，生活十分艱苦，衣食不周，甚至向公費留學生索取一點食物餬口。
國民黨是一個曾經擁有幾十萬黨員的大黨，但此時幾乎被袁世凱瓦解殆盡，孫中山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袁世凱過於強大，而是因為國民黨內部過於渙散。雖然黨員眾多，聲勢浩大，但內部意見分歧太多，“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因而患難之際，彼此“疏如路人”。
1913年秋，孫中山決心要締造一個組織堅強的“中華革命黨”。基於對以往革命失敗的認識，孫中山特別強調“服從黨魁”這一條件，他期望的這一個新的政黨，凡入黨者，“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
孫中山嚴格入黨程序，起草了中華革命黨入黨章程和誓約，並決定黨員必須在立約宣誓的署名下，蓋上右手的中指指印。誓約內容有五條：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死生。除此之外，還有一句：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貳心，甘受極刑。
這份誓詞遭到了幾位老同盟會中堅人物的反對。黃興認為“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詞不妥，不能“附從”；李烈鈞說：“犧牲一己之自由，附從黨魁為屈辱”，並且反對捺手印。1914年6月初，孫中山與黃興的矛盾日漸暴露，黃興決定赴美。27日，孫中山赴黃興寓所送行，並集古詩聯句書相贈：“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表示一片惜別之情，並希望以後再度合作。黃興在赴美途中船上賦詩曰：“口吐三峽水，足蹈萬里雲，茫茫天地間，何處著吾身？”黃興的矛盾複雜心理可見一斑。
1914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選舉大會，孫中山當選為總理。根據中華革命黨原始黨員名冊，從1913年9月至1914年7月，共有692人入黨，並規定以青天白日旗為中華民國國旗，旗以紅色為地，青天白日為章，章在旗首上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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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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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在國內已經沒有足夠的反對力量，行事囂張。1913年10月6日，在大批軍警包圍下，袁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10月10日，袁世凱在清宮太和殿上舉行盛大的大總統就職典禮，當日下午又在天安門上閱兵，將勳章授給前清內務府總管世續和太保徐世昌，想以此表明民國大總統的地位不是從革命黨手中奪來的，而是由清王朝“禪讓”而來。
1914年7月，在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後，關於何種國體適用於中國的討論，突然成為輿論關注的中心和焦點。輿論先行，這是帝制發動的第一步。8月3日，總統府顧問古德諾（Frank J. Goodnow） 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認為中國國情不適用於共和制。14日，楊度、嚴復、劉師培、孫毓筠等“六君子”發起成立“籌安會”，楊度後來發表《君憲救國論》的長文，全國闡述中國應該實行君主立憲制的理由。
此後，袁的親信段芝貴等密電各省長官，要求各地以公民名義向參政院上書請願更改國體。在一系列精心安排下，1914年9月1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開會，一些代表請願改變國體。對身邊親信炮製出的“民意”，袁則佯裝不知。但暗地裡，他已一步一步地按照計劃，為稱帝做準備。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爆發。日本利用各國無暇過問中國之時，於1914年11月出兵占領青島，取代了德國的殖民統治，控制了膠濟鐵路。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條約主要內容是：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增加築路通商的新的權利；日本享有在南滿、東蒙一帶的特權；將日本租界旅順、大連港口和南滿、安奉兩條鐵路的期限延至99年；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能租借或割讓給其他國家；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做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國警政和兵工廠要由中日合辦，等等。
10月6日，參、眾兩院議員舉行總統投票選舉，本來袁世凱已將對手打盡，當選不成問題。但他仍然擔心當天不能選出來，就在議員都到會之後，操縱了數千人，號稱“公民團”，包圍了議會，聲稱不選出總統不准議員出來。投了兩次票，袁世凱都沒有得到法定應得的選票，被關在內的議員們人困馬乏，直到晚上才被迫選袁為總統。這種卑劣的做法也成了歷史的一大笑料。
袁世凱後來更加明目張胆，他先取消了國民黨議員資格，各省議會也紛紛取締國民黨，於是，自辛亥以來國內最大政治勢力的國民黨土崩瓦解了。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更是直接解散了國會。自此，袁世凱的北洋集團在中國真正占據了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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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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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到達日本後，許多老同盟會員李烈鈞、柏文蔚、胡漢民、廖仲愷、居正、許崇智、譚人鳳等陸續到達日本，聚在一起共商討袁大計。而陳其美、戴季陶、朱執信、鄧鏗等仍堅持在國內作鬥爭。當時流亡日本的國民黨人，生活十分艱苦，衣食不周，甚至向公費留學生索取一點食物餬口。
國民黨是一個曾經擁有幾十萬黨員的大黨，但此時幾乎被袁世凱瓦解殆盡，孫中山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袁世凱過於強大，而是因為國民黨內部過於渙散。雖然黨員眾多，聲勢浩大，但內部意見分歧太多，“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因而患難之際，彼此“疏如路人”。
1913年秋，孫中山決心要締造一個組織堅強的“中華革命黨”。基於對以往革命失敗的認識，孫中山特別強調“服從黨魁”這一條件，他期望的這一個新的政黨，凡入黨者，“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
孫中山嚴格入黨程序，起草了中華革命黨入黨章程和誓約，並決定黨員必須在立約宣誓的署名下，蓋上右手的中指指印。誓約內容有五條：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死生。除此之外，還有一句：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貳心，甘受極刑。
這份誓詞遭到了幾位老同盟會中堅人物的反對。黃興認為“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詞不妥，不能“附從”；李烈鈞說：“犧牲一己之自由，附從黨魁為屈辱”，並且反對捺手印。1914年6月初，孫中山與黃興的矛盾日漸暴露，黃興決定赴美。27日，孫中山赴黃興寓所送行，並集古詩聯句書相贈：“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表示一片惜別之情，並希望以後再度合作。黃興在赴美途中船上賦詩曰：“口吐三峽水，足蹈萬里雲，茫茫天地間，何處著吾身？”黃興的矛盾複雜心理可見一斑。
1914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選舉大會，孫中山當選為總理。根據中華革命黨原始黨員名冊，從1913年9月至1914年7月，共有692人入黨，並規定以青天白日旗為中華民國國旗，旗以紅色為地，青天白日為章，章在旗首上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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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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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在國內已經沒有足夠的反對力量，行事囂張。1913年10月6日，在大批軍警包圍下，袁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10月10日，袁世凱在清宮太和殿上舉行盛大的大總統就職典禮，當日下午又在天安門上閱兵，將勳章授給前清內務府總管世續和太保徐世昌，想以此表明民國大總統的地位不是從革命黨手中奪來的，而是由清王朝“禪讓”而來。
1914年7月，在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後，關於何種國體適用於中國的討論，突然成為輿論關注的中心和焦點。輿論先行，這是帝制發動的第一步。8月3日，總統府顧問古德諾（Frank J. Goodnow） 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認為中國國情不適用於共和制。14日，楊度、嚴復、劉師培、孫毓筠等“六君子”發起成立“籌安會”，楊度後來發表《君憲救國論》的長文，全國闡述中國應該實行君主立憲制的理由。
此後，袁的親信段芝貴等密電各省長官，要求各地以公民名義向參政院上書請願更改國體。在一系列精心安排下，1914年9月1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開會，一些代表請願改變國體。對身邊親信炮製出的“民意”，袁則佯裝不知。但暗地裡，他已一步一步地按照計劃，為稱帝做準備。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爆發。日本利用各國無暇過問中國之時，於1914年11月出兵占領青島，取代了德國的殖民統治，控制了膠濟鐵路。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條約主要內容是：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增加築路通商的新的權利；日本享有在南滿、東蒙一帶的特權；將日本租界旅順、大連港口和南滿、安奉兩條鐵路的期限延至99年；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能租借或割讓給其他國家；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做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國警政和兵工廠要由中日合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