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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新加坡後，陶成章提出撥3000元給《民報》作經費。孫中山無款可撥，把自己的手錶等物變賣，給陶以支持。陶成章又要求籌五萬元回浙江辦事，孫中山則表態“近日南洋經濟恐慌”，很難辦到。
陶成章於是決計“獨自經營”，他帶著孫中山的介紹信到緬甸仰光、檳榔嶼等地，以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的名義籌餉。可是，那些地方的華僑認捐都很少，常常僅僅是二三百元，陶成章便懷疑是孫中山從中作梗。
陶成章開始公然與孫中山對立，聲稱河口起義所用軍費不過1000多元，孫中山將各地同志的捐款攫為己有，家中發了大財。接著，陶成章以七省同志的名義起草了《孫文罪狀》。
《孫文罪狀》指責孫中山在滙豐銀行儲款20萬；孫眉在九龍建造房屋，是由孫中山匯款助建；羅列孫中山“謊騙營私”，有“殘害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罪狀”3種12項；提出善後辦法9條，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
陶成章帶著這份《孫文罪狀》，跑回東京，找到了黃興，要求同盟會本部開會討論。但被黃興斷然拒絕。
陶成章的反孫行為將章太炎再一次激發起來。章太炎也印發傳單《偽〈民報〉檢舉狀》，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擊孫中山“懷挾巨資，而用之公務者十不及一”。
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便從同盟會分裂出來，公然在東京成立光復會總部，章太炎為會長，陶成章為副會長，李文和為南部執行員。一時間，光復會勢力在南洋迅速蔓延，大有取代同盟會之勢。正在法國的張繼，也吵吵嚷嚷地要求孫中山“退隱深山”，或“布告天下，辭退同盟會總理”。
對孫中山來說，來自於同一陣壘的人的攻擊和倒戈，比敵人的炮火鎮壓更可怕。長期以來，孫中山把實際領導起義的工作交給黃興等人，自己的工作重心則是在華僑中募集起義經費。陶、章所散布的輿論，對他工作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
但作為一個偉大的革命者，孫中山有著經歷種種挫折而不氣餒的高貴品質。孫中山一邊致函吳稚暉，要求他在巴黎《新世紀》上撰文“加以公道之評判”；一邊寫信給張繼，拒絕他的無理要求。
在此關頭，黃興再一次表達了對孫中山堅定的支持。在東京，他致書孫中山，表示“陶等雖悍，弟當以身力拒之”，要求美洲同志，趁孫中山來美之機，“相與同心協力，以謀團體之進步，致大業於成功”。
為了消除誤會和影響，南洋同盟會派人去九龍調查了孫中山的經濟情況，發現“先生九龍的家裡，只有母親，自己的夫人和女兒，幾間舊房子，此外別無所有。還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裡耕種。假使先生為革命發了財，把錢寄到家裡去，為什麼家裡的房子，家裡的人，還是這樣蹩腳呢？”南洋同志切實調查以後，就把實情宣布，這是一個很有力的反證。“南洋華僑對於先生的信仰，更為堅確，毫無動搖之餘地”。
對孫中山來說，未知的革命之旅充滿了各種艱難險阻，令人欣慰的是，孫中山並沒有被罵倒，被嚇怕，反而相當大度地表示，黨有內訌時，既是“艱危困苦之時代”，也是“吾人當努力進取之時代”。的確，孫中山正是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之後，才贏來了共和來臨的“佳境”。
“倒孫風潮”終告平息，同盟會的內訌卻造成了無法彌合的裂痕，兩位革命黨的泰山北斗孫中山與章太炎由同仇敵愾的戰友一變而為不共戴天的冤家對頭。爾後兩三年間，章太炎糾纏不休，撰文多番攻擊孫中山，詆毀孫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孫中山素具雅量，也受不住他這般不依不饒的纏鬥，終於大動肝火，痛詈章太炎是“喪心病狂”的“陋儒”。雙方謾罵之際，已失去必要的理智。而劉師培對孫中山的反感更激化為鄙夷和仇恨。他本人也將自己脫離革命陣營的緣由歸結為“失望”二字。他說：“東渡以後，察其隱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所謂“隱情”即指革命黨人在公生活與私生活兩方面的缺失。1908年冬，回到上海的劉師培出賣了同盟會會員，又投入端方幕中，最終完全投向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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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忠孝不能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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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日，光緒皇帝突然死亡。次日，慈禧太后也一命嗚呼。光緒皇帝無子，由他的侄兒溥儀繼承帝位，年號宣統。溥儀年僅3歲，他的父親肅親王載灃以攝政王的身份執掌朝政。清朝已進入它最後的掙扎。
孫中山估計到“虜家子母相繼死亡，人心必大動，時局可為”，1909年5月，孫中山由新加坡啟程赴歐洲，他希望“運動於歐美大資本家”，可是，這趟歐洲之行並不順利。10月底，孫中山離開倫敦赴美國，在那裡成立了同盟會紐約分會。期間，又為黃興與胡漢民的軍事起義募得8000元捐款。
1910年5月，孫中山決定秘密回日本，與黃興等人會晤，研究起義之事。日本方面為此專門召開內閣會議，商討對策，最終決定表面上由橫濱警長勸令孫中山出境，但暗地裡讓孫中山改名在日本作短暫停留。6月11日，化名為Dokas、Dr. Alaha的孫中山秘密到達東京，住在宮崎寅藏家一直到6月24日。宮崎寅藏夫人回憶：
陶成章於是決計“獨自經營”，他帶著孫中山的介紹信到緬甸仰光、檳榔嶼等地，以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的名義籌餉。可是，那些地方的華僑認捐都很少，常常僅僅是二三百元，陶成章便懷疑是孫中山從中作梗。
陶成章開始公然與孫中山對立，聲稱河口起義所用軍費不過1000多元，孫中山將各地同志的捐款攫為己有，家中發了大財。接著，陶成章以七省同志的名義起草了《孫文罪狀》。
《孫文罪狀》指責孫中山在滙豐銀行儲款20萬；孫眉在九龍建造房屋，是由孫中山匯款助建；羅列孫中山“謊騙營私”，有“殘害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罪狀”3種12項；提出善後辦法9條，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
陶成章帶著這份《孫文罪狀》，跑回東京，找到了黃興，要求同盟會本部開會討論。但被黃興斷然拒絕。
陶成章的反孫行為將章太炎再一次激發起來。章太炎也印發傳單《偽〈民報〉檢舉狀》，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擊孫中山“懷挾巨資，而用之公務者十不及一”。
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便從同盟會分裂出來，公然在東京成立光復會總部，章太炎為會長，陶成章為副會長，李文和為南部執行員。一時間，光復會勢力在南洋迅速蔓延，大有取代同盟會之勢。正在法國的張繼，也吵吵嚷嚷地要求孫中山“退隱深山”，或“布告天下，辭退同盟會總理”。
對孫中山來說，來自於同一陣壘的人的攻擊和倒戈，比敵人的炮火鎮壓更可怕。長期以來，孫中山把實際領導起義的工作交給黃興等人，自己的工作重心則是在華僑中募集起義經費。陶、章所散布的輿論，對他工作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
但作為一個偉大的革命者，孫中山有著經歷種種挫折而不氣餒的高貴品質。孫中山一邊致函吳稚暉，要求他在巴黎《新世紀》上撰文“加以公道之評判”；一邊寫信給張繼，拒絕他的無理要求。
在此關頭，黃興再一次表達了對孫中山堅定的支持。在東京，他致書孫中山，表示“陶等雖悍，弟當以身力拒之”，要求美洲同志，趁孫中山來美之機，“相與同心協力，以謀團體之進步，致大業於成功”。
為了消除誤會和影響，南洋同盟會派人去九龍調查了孫中山的經濟情況，發現“先生九龍的家裡，只有母親，自己的夫人和女兒，幾間舊房子，此外別無所有。還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裡耕種。假使先生為革命發了財，把錢寄到家裡去，為什麼家裡的房子，家裡的人，還是這樣蹩腳呢？”南洋同志切實調查以後，就把實情宣布，這是一個很有力的反證。“南洋華僑對於先生的信仰，更為堅確，毫無動搖之餘地”。
對孫中山來說，未知的革命之旅充滿了各種艱難險阻，令人欣慰的是，孫中山並沒有被罵倒，被嚇怕，反而相當大度地表示，黨有內訌時，既是“艱危困苦之時代”，也是“吾人當努力進取之時代”。的確，孫中山正是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之後，才贏來了共和來臨的“佳境”。
“倒孫風潮”終告平息，同盟會的內訌卻造成了無法彌合的裂痕，兩位革命黨的泰山北斗孫中山與章太炎由同仇敵愾的戰友一變而為不共戴天的冤家對頭。爾後兩三年間，章太炎糾纏不休，撰文多番攻擊孫中山，詆毀孫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孫中山素具雅量，也受不住他這般不依不饒的纏鬥，終於大動肝火，痛詈章太炎是“喪心病狂”的“陋儒”。雙方謾罵之際，已失去必要的理智。而劉師培對孫中山的反感更激化為鄙夷和仇恨。他本人也將自己脫離革命陣營的緣由歸結為“失望”二字。他說：“東渡以後，察其隱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所謂“隱情”即指革命黨人在公生活與私生活兩方面的缺失。1908年冬，回到上海的劉師培出賣了同盟會會員，又投入端方幕中，最終完全投向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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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忠孝不能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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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日，光緒皇帝突然死亡。次日，慈禧太后也一命嗚呼。光緒皇帝無子，由他的侄兒溥儀繼承帝位，年號宣統。溥儀年僅3歲，他的父親肅親王載灃以攝政王的身份執掌朝政。清朝已進入它最後的掙扎。
孫中山估計到“虜家子母相繼死亡，人心必大動，時局可為”，1909年5月，孫中山由新加坡啟程赴歐洲，他希望“運動於歐美大資本家”，可是，這趟歐洲之行並不順利。10月底，孫中山離開倫敦赴美國，在那裡成立了同盟會紐約分會。期間，又為黃興與胡漢民的軍事起義募得8000元捐款。
1910年5月，孫中山決定秘密回日本，與黃興等人會晤，研究起義之事。日本方面為此專門召開內閣會議，商討對策，最終決定表面上由橫濱警長勸令孫中山出境，但暗地裡讓孫中山改名在日本作短暫停留。6月11日，化名為Dokas、Dr. Alaha的孫中山秘密到達東京，住在宮崎寅藏家一直到6月24日。宮崎寅藏夫人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