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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爆發似的革命激情是壓抑不住的。經過20多天的籌備工作,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在東京赤坂區日本友人阪本金彌的住宅內舉行,共300多人參加大會。

  會議由孫中山主持,黃興宣讀同盟會章程,主要內容有:“本會定名為中國同盟會,設本部於東京,設支部於各地。”規定:“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本會設總理一人,由全體會員投票公舉”等——可惜的是當時通過的同盟會章程,這份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已遺失,現在所能見到的是第二年5月16日改訂的《中國同盟會總章》24條,是陳少白保存的油印件。

  黃興首先倡議:“公推孫先生為本黨總理,不必經選舉手續。”眾人舉手贊成。這正是人心所向,眾望所歸。

  這時,39歲的孫中山一定感慨萬千。1894年深秋,年僅28歲、可說一無所有的孫中山與二十幾位同齡人在遠離中國的美國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綱領。當時,這隻被少數與聞者認為是幾個少不更事的年輕人的“痴人說夢”,沒有幾人認真看待。誰會想到1905年,在他的倡導下,各種革命力量匯成了中國第一個近代意義的政黨——中國同盟會呢?

  章士釗在《孫逸仙》一書的序言中聲稱:“孫逸仙者,近今談革命者之始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認。……則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警鐘日報》則乾脆說,“第一之孫起,當有無量之孫以應之”,“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

  時勢造英雄。孫中山,在革命風浪中搏鬥出來了。這位偉大人物,贏得了人們的敬佩和信賴。

  若干年後,孫中山在文章里坦率地說,直到此時,“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之前,“雖身當百難之沖,為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但孫中山仍然不敢在自己身上能期待排滿事業的成功。而現在,這個曾經被認為“不過廣州灣之一海賊”的中年人,已被全國各地的革命志士公認為革命領袖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同盟會成員主體,從1905年至1907年間加入的會員來看,留學生和學生占了90%以上,說明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已贏得了知識分子的認同,而後者也成為改變中國歷史的動力,孫中山後來在《建國方略》中形容:“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里,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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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主義初次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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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黃興提議將宋教仁創辦的《20世紀之支那》雜誌改為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與會者表示贊同。

  1905年11月26日,被改組為同盟會機關報的《民報》正式創刊。而孫中山在《民報》創刊號上撰寫了《發刊詞》,第一次公開闡述了他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主張。

  孫中山這樣寫道: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其他旋維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為既往之陳跡,或於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繕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視不遠,游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末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為至美。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跡於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

  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但孫中山在這800多字的發刊詞中,並未具體闡釋“三民主義”的詳細內容。直到一年後,在東京舉行的《民報》發行一周年紀念大會上,面對六七千聽眾,孫中山才在題為《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前途》的演講中,第一次系統陳述他的建國思想。

  關於民族主義,孫中山說:

  民族主義,並非遇著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種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民族革命的緣故,是不甘心滿洲人來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同盟會把民族主義放在第一位,這應該說是正確的。因為,也許用民族復仇情緒比“自由、平等、博愛”更能煽動起人們的革命激情。但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民族主義畢竟不同於會黨農民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孫中山也逐漸認識到這一點,他特地澄清“民族主義”決不是單純的種族復仇,也不是一些小革命團體和一些革命黨人所持有的單純的“種族革命”,“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他更是在以後的文章和演說中極力加以辯解。以後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這一帶有民族平等思想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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