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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權主義：
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將來民族實行以後，現在的惡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掃而盡，卻是還有刃。惡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這由政體不好的原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講到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所以我一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
在如何實行民主政治方面，孫中山在演講中已經提出“五權分立”的思想。他說：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應要研究的，就是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兄弟歷觀各國憲法，成文憲法，是美國最好；不成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是不能學的，美是不必學的。英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各不相統屬。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成了習慣；但界限還沒有清楚。後來孟德斯鳩將英國的制度，作為根本，參合自己的理想，成為一家之學。美國憲法，又將孟德斯鳩學說，作為根本，把那三權界限，更分得清楚；在100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120年以來，雖數次修改，那大體仍然未變的。但是這百餘年間，美國文明日日進步，土地財產亦是增加不已；當時的憲法，現在是已經不適用了。兄弟的意思，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
除了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三權外，孫中山增加了兩項：考選權和糾察權。孫中山解釋，考選權本是中國創始的，將來中華民國憲法，也必須設立獨立機構，專掌考選權，他希望藉此“可以除卻盲從濫選及任用私人的流弊”；至於糾察權，“專管監督彈劾的事”。
民生主義：
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卻還是幼稚時代，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那時候，收拾不來，又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真是最大的責任。
可見，孫中山是有相當遠見的一位革命者，對歐美工業發達以後，貧富日益懸殊的社會問題也看得十分透徹。他認為，問題根本在於沒有解決土地問題，文明進步、地價日漲造成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因此，他設想民生主義的具體內容，就是核定地價，增價歸公。
解決的法子，社會學者所見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比如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為一千，或者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家。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端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慮行此法。
雖然孫中山在那時已詳細論述了自己的三大主義，但當時還並未出現“三民主義”這一詞彙。據馮自由回憶，當年12月，香港中國日報代售《民報》GG，時任中國日報社長的馮自由感覺在GG上登載“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一語太過冗長，於是簡稱“三民主義”代之。第二年，中國日報在悼念陳天華的大會上，馮自由在輓聯中寫“誓覆滿酋政府，實踐三民”。但當時這個詞語還曾一度遭到胡漢民的譏笑，認為馮自由用此簡稱並不恰當，“往往以此為談柄”。然而隨著孫中山的認可，“三民主義”由此確立。
“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構成了孫中山完整的思想體系。它們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基礎，而且深深地影響了此後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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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鄉醴陵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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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秋，中國中部鬧災荒，而湖南和江西交界的萍鄉、醴陵、瀏陽等地特別嚴重。9月，同盟會會員劉道一和蔡紹南按總部指示回到湖南，和長沙的同盟會會員魏宗銓一道發動萍鄉、醴陵、瀏陽一帶的洪江會黨，以“滅滿興漢”為號召組織起義。
10月初，萍鄉起義的風聲被當地清政府官員知悉，開始採取行動，突襲麻石機關，緝拿捕殺會黨頭目。
12月4日，在會員意見不統一、思想準備尚未完全的情況下，醴陵的洪江會倉促發動起義，占領了萍鄉縣城以北90里的上栗市，成立了中華民國軍湖南軍先鋒隊，發布了《中華民國軍起義檄文》，並以孫中山的名義向各地會黨發布了《中華共和國革命軍大總統照會》。瀏陽的會黨、萍鄉的礦工、醴陵的兵勇都一呼百應，起義軍達到三萬多人，震驚了長江南北。
這次起義是會員而並非孫中山發起的。起義後，劉道一曾密電東京，但被湖北電信局扣壓。12日，在日本的革命同志從日本報紙上獲知起義消息後，紛紛要求回國。12月13日，清政府電令張之洞、端方、岑春煊合力圍攻起義軍，在清軍重兵鎮壓下，轟轟烈烈的萍瀏醴大起義，經過半個月的奮戰，以失敗告終。起義領導人劉道一、魏宗銓等都先後被殺害。
當時孫中山並沒有及時得到起義失敗的消息，次年1月，他還前往日本作家池亨吉寓所，邀請他去中國參加武裝起義；而在國內，被震驚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國各地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張之洞、袁世凱等上奏朝廷，“革命排滿之說，以孫中山為罪魁”。1907年2月13日，清廷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驅除孫中山出境。
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將來民族實行以後，現在的惡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掃而盡，卻是還有刃。惡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這由政體不好的原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講到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所以我一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
在如何實行民主政治方面，孫中山在演講中已經提出“五權分立”的思想。他說：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應要研究的，就是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兄弟歷觀各國憲法，成文憲法，是美國最好；不成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是不能學的，美是不必學的。英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各不相統屬。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成了習慣；但界限還沒有清楚。後來孟德斯鳩將英國的制度，作為根本，參合自己的理想，成為一家之學。美國憲法，又將孟德斯鳩學說，作為根本，把那三權界限，更分得清楚；在100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120年以來，雖數次修改，那大體仍然未變的。但是這百餘年間，美國文明日日進步，土地財產亦是增加不已；當時的憲法，現在是已經不適用了。兄弟的意思，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
除了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三權外，孫中山增加了兩項：考選權和糾察權。孫中山解釋，考選權本是中國創始的，將來中華民國憲法，也必須設立獨立機構，專掌考選權，他希望藉此“可以除卻盲從濫選及任用私人的流弊”；至於糾察權，“專管監督彈劾的事”。
民生主義：
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卻還是幼稚時代，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那時候，收拾不來，又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真是最大的責任。
可見，孫中山是有相當遠見的一位革命者，對歐美工業發達以後，貧富日益懸殊的社會問題也看得十分透徹。他認為，問題根本在於沒有解決土地問題，文明進步、地價日漲造成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因此，他設想民生主義的具體內容，就是核定地價，增價歸公。
解決的法子，社會學者所見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比如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為一千，或者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家。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端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慮行此法。
雖然孫中山在那時已詳細論述了自己的三大主義，但當時還並未出現“三民主義”這一詞彙。據馮自由回憶，當年12月，香港中國日報代售《民報》GG，時任中國日報社長的馮自由感覺在GG上登載“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一語太過冗長，於是簡稱“三民主義”代之。第二年，中國日報在悼念陳天華的大會上，馮自由在輓聯中寫“誓覆滿酋政府，實踐三民”。但當時這個詞語還曾一度遭到胡漢民的譏笑，認為馮自由用此簡稱並不恰當，“往往以此為談柄”。然而隨著孫中山的認可，“三民主義”由此確立。
“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構成了孫中山完整的思想體系。它們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基礎，而且深深地影響了此後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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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鄉醴陵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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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秋，中國中部鬧災荒，而湖南和江西交界的萍鄉、醴陵、瀏陽等地特別嚴重。9月，同盟會會員劉道一和蔡紹南按總部指示回到湖南，和長沙的同盟會會員魏宗銓一道發動萍鄉、醴陵、瀏陽一帶的洪江會黨，以“滅滿興漢”為號召組織起義。
10月初，萍鄉起義的風聲被當地清政府官員知悉，開始採取行動，突襲麻石機關，緝拿捕殺會黨頭目。
12月4日，在會員意見不統一、思想準備尚未完全的情況下，醴陵的洪江會倉促發動起義，占領了萍鄉縣城以北90里的上栗市，成立了中華民國軍湖南軍先鋒隊，發布了《中華民國軍起義檄文》，並以孫中山的名義向各地會黨發布了《中華共和國革命軍大總統照會》。瀏陽的會黨、萍鄉的礦工、醴陵的兵勇都一呼百應，起義軍達到三萬多人，震驚了長江南北。
這次起義是會員而並非孫中山發起的。起義後，劉道一曾密電東京，但被湖北電信局扣壓。12日，在日本的革命同志從日本報紙上獲知起義消息後，紛紛要求回國。12月13日，清政府電令張之洞、端方、岑春煊合力圍攻起義軍，在清軍重兵鎮壓下，轟轟烈烈的萍瀏醴大起義，經過半個月的奮戰，以失敗告終。起義領導人劉道一、魏宗銓等都先後被殺害。
當時孫中山並沒有及時得到起義失敗的消息，次年1月，他還前往日本作家池亨吉寓所，邀請他去中國參加武裝起義；而在國內，被震驚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國各地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張之洞、袁世凱等上奏朝廷，“革命排滿之說，以孫中山為罪魁”。1907年2月13日，清廷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驅除孫中山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