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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95年到1900年，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最艱難時期。孫中山在自傳里這樣形容這個時期：
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余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失；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當此之時，黑暗無似，希望幾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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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動李鴻章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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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八國聯軍攻破北京，大肆劫掠。義和團運動失敗和《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為這場災難賠付本息約九萬萬兩。清朝政府也處於極度混亂狀態。1900年的大動盪，促進了中國反帝愛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一些新型知識分子，終於從對清朝的夢幻破滅中醒來，他們寄希望於一個新政權的誕生，而不是像康、梁保皇派那樣，仍企望來自清政府內部的自發改良。
孫中山致力於改造中國，一直依靠華僑和會黨，他們也因此成為興中會的主要力量。孫中山在日本站穩腳跟後，自1898年開始，與陳少白、鄭士良、楊衢雲等革命骨幹都直接參加聯絡會黨工作。其中陳少白在香港加入三合會，並被龍頭封為“白扇”（即軍師），從而加強了革命黨與廣東會黨的關係。
10月，在陳少白、畢永年、宮崎寅藏的策劃下，香港召集興中會、哥老會、三合會首領，商議聯合組成大團體興漢會。會上，畢永年提出公推孫中山為興漢會總會長，與會者均表贊同，以興中會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綱領，歃血為盟。由此，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經過兩年的努力，尋找到可以聯合的力量——會黨，革命聲勢漸振，革命運動真正在國內展開。
正當孫中山積極聯絡會黨之際，國內義和團運動也日益高漲，政治形勢變得十分複雜，各派政治力量都趁機活動。
當時，香港英國當局正在策動兩廣總督李鴻章據兩廣而獨立。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與孫中山和李鴻章都有聯繫，也得到香港總督的信任，他向陳少白建議：興中會可通過香港總督卜力（Henry A. Blake）的力量，勸說兩廣總督李鴻章獨立，與孫中山合作。
對孫中山來說，在日本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已爭取到一些勢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與廣東、長江流域的會黨力量進行了聯合，也有一定的革命基礎。此時，若能再聯合到清朝的重臣李鴻章，對革命來說，必定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但孫中山並不相信李鴻章會有如此的魄力，只是抱著不妨一試的態度。
孫中山與楊衢雲、宮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坐日輪“煙打士”號，於6月17日到達香港。孫中山派宮崎等去廣州和李鴻章的代表劉學詢談判。李鴻章表示在八國聯軍沒有攻陷北京之前，不便就獨立表態。
此時的李鴻章似乎也處於猶豫觀望狀態。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在《袁氏當國》里曾有這樣一段記述：
八國聯軍時帝後兩宮西狩，消息杳然，東南無主之時，當地督撫便曾有意自組美國式的共和政府，選李鴻章為伯理璽天德（president），李亦有意擔任，後因兩宮又在西安出現乃作罷。
7月8日，八國聯軍正進逼北京之時，李鴻章又被清政府調任做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廣東一直觀望局勢的李鴻章決定北上赴任，合作之事也即將流產。港督卜力獲悉後，電告英駐廣州副領事，勸李鴻章重新考慮他的決定。
7月16日，李鴻章乘招商局的“安平”號離開廣州經港，得到港督的隆重接見。期間，卜力再一次向李鴻章表示，眼下是兩廣脫離清廷獨立的好機會；他推薦孫中山為顧問，李鴻章為主權者。但李鴻章表示“不能抗命北上”，反而要求港督防止顛覆分子利用香港作基地。卜力知趣，未再提及孫李會晤之事。
這一天，孫中山乘“佐渡丸”輪抵達香港，香港警察重申孫中山不得登陸，策動李鴻章獨立之事因此告終。一年後的11月，李鴻章病逝，結束了他備受爭議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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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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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李鴻章合作的努力已經失敗。1900年7月18日，孫中山在香港海面的“佐渡丸”輪上召開會議，繼續討論武裝起義之事。
惠州起義是一個月前孫中山與陳少白、楊衢雲等人開會決定的。孫中山當時對局勢的分析是：八國聯軍不久可能就會攻陷北京，中國人有亡國之危，不要對李鴻章抱任何幻想，要不失時機地舉兵進行第二次武裝起義。
之前一直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日本方面此時有所變化。一些人認為孫中山起事，“乃無謀之舉”，不論對東亞還是對日本都不利，公開在報紙上大唱反調。缺乏日本力量的支持，尤其是餉械和軍事骨幹的支援，對於力量單薄的孫中山來說是不可能的。
9月25日，孫中山化名“吳仲”乘船赴台，希望能爭取新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兒玉源太郎派人向孫中山表示，如果在國內舉兵起義，他一定設法援助。
正當孫中山在台灣進行準備工作時，惠州形勢卻驟然有變。
鄭士良經營的根據地，在惠州歸善縣三洲田。這裡海拔1000多尺，群山環繞，地勢險要，可守可攻。1900年初，鄭士良就集合了600多義軍，洋槍300支，指揮部設在馬欄頭村的一間油房裡。為了保密，鄰鄉的農民進了山塞之後，一律不許出山。
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余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失；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當此之時，黑暗無似，希望幾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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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動李鴻章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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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八國聯軍攻破北京，大肆劫掠。義和團運動失敗和《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為這場災難賠付本息約九萬萬兩。清朝政府也處於極度混亂狀態。1900年的大動盪，促進了中國反帝愛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一些新型知識分子，終於從對清朝的夢幻破滅中醒來，他們寄希望於一個新政權的誕生，而不是像康、梁保皇派那樣，仍企望來自清政府內部的自發改良。
孫中山致力於改造中國，一直依靠華僑和會黨，他們也因此成為興中會的主要力量。孫中山在日本站穩腳跟後，自1898年開始，與陳少白、鄭士良、楊衢雲等革命骨幹都直接參加聯絡會黨工作。其中陳少白在香港加入三合會，並被龍頭封為“白扇”（即軍師），從而加強了革命黨與廣東會黨的關係。
10月，在陳少白、畢永年、宮崎寅藏的策劃下，香港召集興中會、哥老會、三合會首領，商議聯合組成大團體興漢會。會上，畢永年提出公推孫中山為興漢會總會長，與會者均表贊同，以興中會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綱領，歃血為盟。由此，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經過兩年的努力，尋找到可以聯合的力量——會黨，革命聲勢漸振，革命運動真正在國內展開。
正當孫中山積極聯絡會黨之際，國內義和團運動也日益高漲，政治形勢變得十分複雜，各派政治力量都趁機活動。
當時，香港英國當局正在策動兩廣總督李鴻章據兩廣而獨立。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與孫中山和李鴻章都有聯繫，也得到香港總督的信任，他向陳少白建議：興中會可通過香港總督卜力（Henry A. Blake）的力量，勸說兩廣總督李鴻章獨立，與孫中山合作。
對孫中山來說，在日本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已爭取到一些勢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與廣東、長江流域的會黨力量進行了聯合，也有一定的革命基礎。此時，若能再聯合到清朝的重臣李鴻章，對革命來說，必定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但孫中山並不相信李鴻章會有如此的魄力，只是抱著不妨一試的態度。
孫中山與楊衢雲、宮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坐日輪“煙打士”號，於6月17日到達香港。孫中山派宮崎等去廣州和李鴻章的代表劉學詢談判。李鴻章表示在八國聯軍沒有攻陷北京之前，不便就獨立表態。
此時的李鴻章似乎也處於猶豫觀望狀態。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在《袁氏當國》里曾有這樣一段記述：
八國聯軍時帝後兩宮西狩，消息杳然，東南無主之時，當地督撫便曾有意自組美國式的共和政府，選李鴻章為伯理璽天德（president），李亦有意擔任，後因兩宮又在西安出現乃作罷。
7月8日，八國聯軍正進逼北京之時，李鴻章又被清政府調任做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廣東一直觀望局勢的李鴻章決定北上赴任，合作之事也即將流產。港督卜力獲悉後，電告英駐廣州副領事，勸李鴻章重新考慮他的決定。
7月16日，李鴻章乘招商局的“安平”號離開廣州經港，得到港督的隆重接見。期間，卜力再一次向李鴻章表示，眼下是兩廣脫離清廷獨立的好機會；他推薦孫中山為顧問，李鴻章為主權者。但李鴻章表示“不能抗命北上”，反而要求港督防止顛覆分子利用香港作基地。卜力知趣，未再提及孫李會晤之事。
這一天，孫中山乘“佐渡丸”輪抵達香港，香港警察重申孫中山不得登陸，策動李鴻章獨立之事因此告終。一年後的11月，李鴻章病逝，結束了他備受爭議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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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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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李鴻章合作的努力已經失敗。1900年7月18日，孫中山在香港海面的“佐渡丸”輪上召開會議，繼續討論武裝起義之事。
惠州起義是一個月前孫中山與陳少白、楊衢雲等人開會決定的。孫中山當時對局勢的分析是：八國聯軍不久可能就會攻陷北京，中國人有亡國之危，不要對李鴻章抱任何幻想，要不失時機地舉兵進行第二次武裝起義。
之前一直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日本方面此時有所變化。一些人認為孫中山起事，“乃無謀之舉”，不論對東亞還是對日本都不利，公開在報紙上大唱反調。缺乏日本力量的支持，尤其是餉械和軍事骨幹的支援，對於力量單薄的孫中山來說是不可能的。
9月25日，孫中山化名“吳仲”乘船赴台，希望能爭取新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兒玉源太郎派人向孫中山表示，如果在國內舉兵起義，他一定設法援助。
正當孫中山在台灣進行準備工作時，惠州形勢卻驟然有變。
鄭士良經營的根據地，在惠州歸善縣三洲田。這裡海拔1000多尺，群山環繞，地勢險要，可守可攻。1900年初，鄭士良就集合了600多義軍，洋槍300支，指揮部設在馬欄頭村的一間油房裡。為了保密，鄰鄉的農民進了山塞之後，一律不許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