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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手康有為的數次努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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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先生之避而不見也自有其理由，蓋從清帝看來，孫先生為大逆不道的叛徒，懸賞而欲得其首級。孫先生之視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機想一蹴而推翻他。而康先生雖然中道挫折，亡命異國，但依然夢想挽回大局，恢復皇上的統治，自己作一個幕後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無論從以往的情義上，從怕受人懷疑這個利害的觀點上，不願會見孫先生是無可厚非的。
雖流亡海外，但康有為仍一心想恢復光緒皇帝的統治，自負心很強的康有為，以為能說服日本外相出兵牽制頑固派，挽回其勢力。而孫中山則被清廷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康有為後來也說：“我是欽差大臣，他（指孫中山）是著名欽犯，不便與見。”
此時，日本政府對康有為的態度也在悄悄發生改變。1898年11月，日本大隈內閣瓦解，山縣有朋組閣。不久，傳聞伊藤博文訪華時，李鴻章提到日方保護清朝流亡者，新政府不希望在外交上與清朝產生糾紛，因此改變了大隈重信內閣對康禮待有加的策略。
而另一方面，日本方面也看出，在中國國內，只有極少數人想擁護皇帝繼續改革，不可能以國內保皇黨的力量來恢復帝位，他們還看出，康有為東山再起的希望，實在微乎其微。
此後，“不但日本政府把康當做累贅，民間志士對康的同情也日趨淡薄”，康有為覺察到這種冷淡，最終不得已前往歐美。
1899年3月22日，康有為得到日本方面9000元資助，被禮送出境，赴加拿大。
康有為的離開，使梁啓超成為康梁派前線的領軍人物，也為孫中山爭取與梁啓超合作提供了一個契機。較之於老師康有為，梁啓超對於孫中山的聯合提議，並不持強烈的排斥態度。另外，梁啓超在此前報刊上發表的一些言論，也表明在對待清政府的態度上，他與康有為是有區別的，梁啓超曾說，主張“有血的破壞”，並且以“破壞主義者”、“革命家”自居，一段時間，梁啓超等與楊衢雲、尤列、陳少白等來往密切，孫、梁合作的消息，也盛傳於東京、橫濱間。
5月，孫中山赴東京拜訪梁啓超而不遇。一個月後，兩人終於走到一起，商談雙方聯合事宜。梁啓超此時曾致函孫中山，語氣相當客氣有禮。隨著兩人接觸次數增多，孫中山與梁啓超的一些見解日益接近。在此期間，興中會不少人與康梁派的梁子剛、韓文舉等人也頻繁接觸，尋求合作成為當時最為首要的任務。
1899年秋，是孫中山與梁啓超往來最為密切的時期，兩人甚至還談到合作後的組織形式。孫、梁的“親密接觸”在各自的陣營里都遇到持強烈反對意見的人，尤其是康梁派里的徐勤等人，認為梁啓超已漸漸掉進別人的圈套里，於是秘報正在香港準備前往新加坡的康有為，康有為大怒，立即勒令梁啓超趕赴檀香山，不許拖延。
出發前，梁啓超找到孫中山，表態仍要合作到底。應梁啓超的要求，孫中山還熱心地將胞兄孫眉在內的許多親友介紹給他。
關於梁啓超對與孫中山的合作意圖及合作誠意，學術界對此也一直持不同看法。但從結果上看，這個聯合極其脆弱。梁啓超到達檀香山後，會晤了興中會李昌、何寬、鄭金、鍾木賢等人，並前往茂宜島拜訪孫眉，孫眉甚至讓其兒子阿昌執弟子禮，隨梁到日本留學。興中會同志均把梁視為同路人，熱情相助。
10天後，梁啓超在致信孫中山報告此行情況時，曾有這樣一些話，暗示了他的處境：
弟此來不無從權辦理之事，但兄須諒弟所處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
如果說，最初梁啓超還在希望合作的孫中山與拒絕合作的康有為之間搖擺不定，甚至一定程度上傾向於合作的話，那麼到了檀香山一段時間後，他卻徹底站到了康有為的一邊。
梁啓超在檀香山居住了3個月，他以組織保皇會之說散播於興中會同志間，興中會不少人不明其真實意圖，多加入保皇組織。孫中山得到消息，寫信斥責梁啓超失信背約，但為時已晚。孫中山苦心經營的檀香山和橫濱興中會先後為康梁利用，被奪去大部分力量，這對孫中山在開始尋找革命力量階段，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1900年7月，對兩黨合作仍抱有希望的宮崎寅藏，想追到新加坡勸說康有為。當時惠州起義已經準備就緒，孫中山認為勸康有為改變主張很難，因此不抱樂觀態度，宮崎堅持要去。香港的保皇黨竟然密報康有為，說宮崎是孫中山派來的刺客。雖然當年宮崎曾護送康有為避難日本，但康有為得知後拒絕見面。宮崎一面等孫中山前來商定下一步方案，一面寫信給康有為駁斥“刺客”之說。7月6日，警察來到宮崎住所，將宮崎與同行的清藤幸七郎逮捕。
孫中山聞迅後立即趕往新加坡，著手營救宮崎。在孫中山的努力以及日本領事館的干預下，英國殖民當局釋放了宮崎、清藤二人，並以“妨礙治安罪”下令將二人驅逐出境5年。所謂“新加坡刺康案”後，孫中山、宮崎等與康有為的關係完全破裂。
聯手康有為的數次努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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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先生之避而不見也自有其理由，蓋從清帝看來，孫先生為大逆不道的叛徒，懸賞而欲得其首級。孫先生之視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機想一蹴而推翻他。而康先生雖然中道挫折，亡命異國，但依然夢想挽回大局，恢復皇上的統治，自己作一個幕後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無論從以往的情義上，從怕受人懷疑這個利害的觀點上，不願會見孫先生是無可厚非的。
雖流亡海外，但康有為仍一心想恢復光緒皇帝的統治，自負心很強的康有為，以為能說服日本外相出兵牽制頑固派，挽回其勢力。而孫中山則被清廷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康有為後來也說：“我是欽差大臣，他（指孫中山）是著名欽犯，不便與見。”
此時，日本政府對康有為的態度也在悄悄發生改變。1898年11月，日本大隈內閣瓦解，山縣有朋組閣。不久，傳聞伊藤博文訪華時，李鴻章提到日方保護清朝流亡者，新政府不希望在外交上與清朝產生糾紛，因此改變了大隈重信內閣對康禮待有加的策略。
而另一方面，日本方面也看出，在中國國內，只有極少數人想擁護皇帝繼續改革，不可能以國內保皇黨的力量來恢復帝位，他們還看出，康有為東山再起的希望，實在微乎其微。
此後，“不但日本政府把康當做累贅，民間志士對康的同情也日趨淡薄”，康有為覺察到這種冷淡，最終不得已前往歐美。
1899年3月22日，康有為得到日本方面9000元資助，被禮送出境，赴加拿大。
康有為的離開，使梁啓超成為康梁派前線的領軍人物，也為孫中山爭取與梁啓超合作提供了一個契機。較之於老師康有為，梁啓超對於孫中山的聯合提議，並不持強烈的排斥態度。另外，梁啓超在此前報刊上發表的一些言論，也表明在對待清政府的態度上，他與康有為是有區別的，梁啓超曾說，主張“有血的破壞”，並且以“破壞主義者”、“革命家”自居，一段時間，梁啓超等與楊衢雲、尤列、陳少白等來往密切，孫、梁合作的消息，也盛傳於東京、橫濱間。
5月，孫中山赴東京拜訪梁啓超而不遇。一個月後，兩人終於走到一起，商談雙方聯合事宜。梁啓超此時曾致函孫中山，語氣相當客氣有禮。隨著兩人接觸次數增多，孫中山與梁啓超的一些見解日益接近。在此期間，興中會不少人與康梁派的梁子剛、韓文舉等人也頻繁接觸，尋求合作成為當時最為首要的任務。
1899年秋，是孫中山與梁啓超往來最為密切的時期，兩人甚至還談到合作後的組織形式。孫、梁的“親密接觸”在各自的陣營里都遇到持強烈反對意見的人，尤其是康梁派里的徐勤等人，認為梁啓超已漸漸掉進別人的圈套里，於是秘報正在香港準備前往新加坡的康有為，康有為大怒，立即勒令梁啓超趕赴檀香山，不許拖延。
出發前，梁啓超找到孫中山，表態仍要合作到底。應梁啓超的要求，孫中山還熱心地將胞兄孫眉在內的許多親友介紹給他。
關於梁啓超對與孫中山的合作意圖及合作誠意，學術界對此也一直持不同看法。但從結果上看，這個聯合極其脆弱。梁啓超到達檀香山後，會晤了興中會李昌、何寬、鄭金、鍾木賢等人，並前往茂宜島拜訪孫眉，孫眉甚至讓其兒子阿昌執弟子禮，隨梁到日本留學。興中會同志均把梁視為同路人，熱情相助。
10天後，梁啓超在致信孫中山報告此行情況時，曾有這樣一些話，暗示了他的處境：
弟此來不無從權辦理之事，但兄須諒弟所處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
如果說，最初梁啓超還在希望合作的孫中山與拒絕合作的康有為之間搖擺不定，甚至一定程度上傾向於合作的話，那麼到了檀香山一段時間後，他卻徹底站到了康有為的一邊。
梁啓超在檀香山居住了3個月，他以組織保皇會之說散播於興中會同志間，興中會不少人不明其真實意圖，多加入保皇組織。孫中山得到消息，寫信斥責梁啓超失信背約，但為時已晚。孫中山苦心經營的檀香山和橫濱興中會先後為康梁利用，被奪去大部分力量，這對孫中山在開始尋找革命力量階段，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1900年7月，對兩黨合作仍抱有希望的宮崎寅藏，想追到新加坡勸說康有為。當時惠州起義已經準備就緒，孫中山認為勸康有為改變主張很難，因此不抱樂觀態度，宮崎堅持要去。香港的保皇黨竟然密報康有為，說宮崎是孫中山派來的刺客。雖然當年宮崎曾護送康有為避難日本，但康有為得知後拒絕見面。宮崎一面等孫中山前來商定下一步方案，一面寫信給康有為駁斥“刺客”之說。7月6日，警察來到宮崎住所，將宮崎與同行的清藤幸七郎逮捕。
孫中山聞迅後立即趕往新加坡，著手營救宮崎。在孫中山的努力以及日本領事館的干預下，英國殖民當局釋放了宮崎、清藤二人，並以“妨礙治安罪”下令將二人驅逐出境5年。所謂“新加坡刺康案”後，孫中山、宮崎等與康有為的關係完全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