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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平山周等從橫濱陪孫中山到東京拜訪犬養毅。“從犬養的家中辭出之後，我們請孫文住在數寄屋橋旁的對鶴館內。”平山周后來回憶，在登記姓名時，孫中山並不想以真名示人，平山周思索片刻，想到經過日比谷公園附近中山忠能侯爵官邸，遂以“中山”兩字登記。而孫則順手拿筆在中山字下面寫了個“樵”字。孫向平山解釋說，這個意思表明自己是“中山的山樵”。從此，“中山”之名便漸漸被外界叫起來。
孫中山與犬養的會晤，為他重新籌劃和啟動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機會。犬養是日本政壇的一位實力派，代表日本自由民權主義的政治力量。他熟悉中國傳統文化，主張亞洲各國聯合對抗歐美列強。在犬養毅等人的努力下，孫中山被允許居留日本，從此，孫中山便開始進行一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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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手康有為的數次努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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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1日，農曆八月初六，中國近代史上又發生了一件大事——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康有為在英國軍艦保護下先避居香港，梁啓超在日本使館安排下，由平山周陪同，在天津從日本商船登上日本軍艦。而譚嗣同等人被殺，宣告了戊戌變法的失敗。
曾給予孫中山巨大幫助的宮崎寅藏，這一次又專程到香港，陪同康有為及弟子7人逃亡日本。10月20日，康有為與先期到達的梁啓超在東京會合，其生活費由日本政府提供（後改由進步黨供給）。
得知康、梁流亡日本的消息，孫中山馬上請宮崎寅藏轉達欲求一見的願望。
其實，孫中山很早就有了結交康有為的念頭。兩人同屬廣東人，最初都對現實社會抱著熱切的改良願望。康有為當時在廣州講學，喜歡讀西方譯本，經常在他的“萬木草堂”推薦學生讀《民約論》、《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史》以及《萬國公法》等，並以華盛頓為理想人物。而那時，孫中山也在掛牌行醫，得知康有為有志於西學而想與他結交，遂托人轉達此意，豈料康有為的回答是：“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孫中山認為康有為太過妄自尊大，就此作罷。
1895年，孫中山與維新派有了最初的實質性接觸。據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記載，“中山、衢雲、少白在香港澳門間，嘗與康廣仁、何易一、陳千秋商略革命”，後來孫中山在廣州倡導設立農學會，也曾試圖請康有為及其徒弟陳千秋等加入，但遭到康有為及其弟子的拒絕。
1896年2月，興中會成員謝纘泰在香港與康有為的幼弟康廣仁結識，當時，兩人還暢談兩派聯合救國之必要。不久，兩人再一次會面，康廣仁向謝纘泰解釋說，兄長康有為並非“忠心扶滿”，“不過欲以和平革命方法救國”，那時康有為已因“公車上書”事件而名聲大振，仍寄希望於清廷內部自上而下的改革，深恐害怕與孫中山等“革命黨”公然來往而遭致疑忌。
到1898年夏秋間，得到光緒皇帝青睞的康有為正沉浸在他的“帝師”榮耀中，因為擔心與革命黨的任何關係都有可能成為保守勢力攻擊的炮彈，所以處處小心。當時，宮崎寅藏經人介紹認識了康派的人，“康先生當時在北京，已為王佐之臣，聲望震於四海，因此其黨羽的氣勢也為之大張。但是，孫黨以及其他一部分人士，卻把他們看作是變節分子，非常憎惡他們的行為，把他們看作是放棄了共和主義、投降異族帝王的變節分子。因而，互相對抗，彼此傾軋，已達極點。”康廣仁雖然想和楊衢雲見面，但隨著其作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犧牲，他和謝纘泰所主導的這一條聯合之路就徹底失去了可能性。
此次變法失敗，康、梁流亡，讓孫中山再一次看到了聯手的希望。
其實，孫派與康派雖然採取不同的救國道路，但他們有著合作的共同基礎——無論孫中山還是康有為，都把日本的明治維新作為效仿榜樣，而且雙方都在尋求日本支持。孫中山一直希望能與康有為等改良派形成一股聯合起來的力量，日本方面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也希望康、孫能形成合作。
聽說康、梁兩人抵達日本，孫中山馬上通過宮崎寅藏向康有為表達欲赴東京拜訪的意願，但被康有為拒絕。此後，犬養毅又親自出面，邀請孫中山、陳少白與康有為、梁啓超4人一起到他的早稻田寓所會談，礙於情面，康有為只好派梁啓超去談。
當天，孫中山、陳少白和梁啓超按約會晤，一直談到天亮，梁啓超答應回去同康有為商量，再來答覆。但等了兩天，梁啓超仍無音訊，孫中山於是派陳少白和平山周前往康有為住所，這一次，陳少白同時見到了康、梁二人，陳少白向康有為“痛言滿清政府種種腐敗，非推翻改造無以救中國，請康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而康有為則還對光緒皇帝不放棄最後的希望：“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雙方辯論3小時，康有為仍堅持其立場。聯合之事再一次化為泡影。
康有為對孫中山避猶不及的態度，宮崎寅藏有很深刻的分析。
孫中山與犬養的會晤，為他重新籌劃和啟動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機會。犬養是日本政壇的一位實力派，代表日本自由民權主義的政治力量。他熟悉中國傳統文化，主張亞洲各國聯合對抗歐美列強。在犬養毅等人的努力下，孫中山被允許居留日本，從此，孫中山便開始進行一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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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手康有為的數次努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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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1日，農曆八月初六，中國近代史上又發生了一件大事——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康有為在英國軍艦保護下先避居香港，梁啓超在日本使館安排下，由平山周陪同，在天津從日本商船登上日本軍艦。而譚嗣同等人被殺，宣告了戊戌變法的失敗。
曾給予孫中山巨大幫助的宮崎寅藏，這一次又專程到香港，陪同康有為及弟子7人逃亡日本。10月20日，康有為與先期到達的梁啓超在東京會合，其生活費由日本政府提供（後改由進步黨供給）。
得知康、梁流亡日本的消息，孫中山馬上請宮崎寅藏轉達欲求一見的願望。
其實，孫中山很早就有了結交康有為的念頭。兩人同屬廣東人，最初都對現實社會抱著熱切的改良願望。康有為當時在廣州講學，喜歡讀西方譯本，經常在他的“萬木草堂”推薦學生讀《民約論》、《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史》以及《萬國公法》等，並以華盛頓為理想人物。而那時，孫中山也在掛牌行醫，得知康有為有志於西學而想與他結交，遂托人轉達此意，豈料康有為的回答是：“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孫中山認為康有為太過妄自尊大，就此作罷。
1895年，孫中山與維新派有了最初的實質性接觸。據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記載，“中山、衢雲、少白在香港澳門間，嘗與康廣仁、何易一、陳千秋商略革命”，後來孫中山在廣州倡導設立農學會，也曾試圖請康有為及其徒弟陳千秋等加入，但遭到康有為及其弟子的拒絕。
1896年2月，興中會成員謝纘泰在香港與康有為的幼弟康廣仁結識，當時，兩人還暢談兩派聯合救國之必要。不久，兩人再一次會面，康廣仁向謝纘泰解釋說，兄長康有為並非“忠心扶滿”，“不過欲以和平革命方法救國”，那時康有為已因“公車上書”事件而名聲大振，仍寄希望於清廷內部自上而下的改革，深恐害怕與孫中山等“革命黨”公然來往而遭致疑忌。
到1898年夏秋間，得到光緒皇帝青睞的康有為正沉浸在他的“帝師”榮耀中，因為擔心與革命黨的任何關係都有可能成為保守勢力攻擊的炮彈，所以處處小心。當時，宮崎寅藏經人介紹認識了康派的人，“康先生當時在北京，已為王佐之臣，聲望震於四海，因此其黨羽的氣勢也為之大張。但是，孫黨以及其他一部分人士，卻把他們看作是變節分子，非常憎惡他們的行為，把他們看作是放棄了共和主義、投降異族帝王的變節分子。因而，互相對抗，彼此傾軋，已達極點。”康廣仁雖然想和楊衢雲見面，但隨著其作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犧牲，他和謝纘泰所主導的這一條聯合之路就徹底失去了可能性。
此次變法失敗，康、梁流亡，讓孫中山再一次看到了聯手的希望。
其實，孫派與康派雖然採取不同的救國道路，但他們有著合作的共同基礎——無論孫中山還是康有為，都把日本的明治維新作為效仿榜樣，而且雙方都在尋求日本支持。孫中山一直希望能與康有為等改良派形成一股聯合起來的力量，日本方面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也希望康、孫能形成合作。
聽說康、梁兩人抵達日本，孫中山馬上通過宮崎寅藏向康有為表達欲赴東京拜訪的意願，但被康有為拒絕。此後，犬養毅又親自出面，邀請孫中山、陳少白與康有為、梁啓超4人一起到他的早稻田寓所會談，礙於情面，康有為只好派梁啓超去談。
當天，孫中山、陳少白和梁啓超按約會晤，一直談到天亮，梁啓超答應回去同康有為商量，再來答覆。但等了兩天，梁啓超仍無音訊，孫中山於是派陳少白和平山周前往康有為住所，這一次，陳少白同時見到了康、梁二人，陳少白向康有為“痛言滿清政府種種腐敗，非推翻改造無以救中國，請康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而康有為則還對光緒皇帝不放棄最後的希望：“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雙方辯論3小時，康有為仍堅持其立場。聯合之事再一次化為泡影。
康有為對孫中山避猶不及的態度，宮崎寅藏有很深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