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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您一定夠忙的，戰俘營的新聞太多了，每天都有打傷打死人的事，不知您採訪到沒有？”
“我今天來，就是想通過你們了解更多的情況嘛。”他笑笑說。
“主要情況我們都寫在這封致菲茨澤拉爾特上校的公開信中了。”
“我看過了，裡面的大部分事實我都知道。我願幫助你們直接送給上校。以後有其他類似信件我也可以效勞。”
“非常感謝！我是否可以表明我的如下想法：您既然是位記者，能否請您對戰俘營的各種非人道現象給予公正的報導？”
他馬上說：“我是很憎惡那些變節者的醜惡行為的，我已不止一次對總管上校建議要嚴厲管束他們。我還願盡我的可能去減輕這種不道德行為的後果，你們軍官隊１４０多人就是在我的努力下，從‘７２’分家出來的，這一點魏林他們可以證明嘛！”他臉上一副受了委屈的樣子。
我笑著說：“這一點他們已向我說過，您做了件好事！那就委託您把這封信交給司令官吧！您最好是能夠發表這封公開信！”
他接過信說：“我一定親自交給菲茨澤拉爾特上校，至於公開發表，你知道決定權並不在我這個普通記者手裡。”
臨走，他忽然說：“怎麼管理當局連桌子、椅子都不給你們，這怎麼寫字辦公呢？我去替你們提要求。”
我用難以相信的眼光看了看他說：“那就太感謝了！”
事後，我把和菲利浦的談話向孫振冠做了匯報。老孫分析說：“他決不是什麼普通記者，據我們估計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高級特務，他對我們表示的友好，很像黃鼠狼給雞拜年。我們要對他提高警惕，但又不妨利用他的偽裝替我們干點事，你給他將了一軍，這很好！看他還有什麼表演吧！估計桌子會送來，以證明他的‘關心’。”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格林中尉果然派人送來了一張方桌四個凳子，還有紙筆墨水。我們再不用趴在地上寫字了。
我再一次感到老孫確實不愧為我軍的教導員（在部隊叫他“小老兵”），他的政治洞察力和政策水平是我所不及的，儘管當時他不過２４歲。
兩天後，我們從操場上拾到一塊包有信紙的石頭，信上用英文寫著：“你們的團政委被敵人從釜山押來，關在‘７２’軍官隊受折磨，儘快設法把他要到‘７１’去。”
我們立即向司令官寫信，要求將“王芳（即趙佐端）上校”和“杜崗中校”送“７１”。我們在信中明確指出：“如果他們被叛徒整死，您將負全部責任。”我們估計那個情報是人民軍戰友得到消息後，托偽軍中的自己人扔進來的。
幾天後，當菲利浦再來到“７１”時，我們把趙政委和杜參謀長的處境告訴了他，並把我們寫給司令官的信給他看了。
老孫對他說：“這是兩位我們被俘人員中級別最高的軍官，如果出了什麼問題，美軍恐怕不好交待，而叛徒們為了討好主子卻很可能整死他們。”他贊同地點了點頭。
老孫又說：“我們不希望為了挽救他們而被迫再次絕食。這對貴國不會有好的影響。”
他終於說：“你們放心，我想總管上校會明智地處理這件事，我也願再次替你們轉達你們的要求。”我們表示了感謝。
次日，我們在“７１”迎接了趙政委和杜參謀長，他們都是我們團的團首長，我最熟悉的領導人，見到他們那被折磨得異常憔悴的面容，儘管他們笑著，我心裡卻在流淚。
當晚我們開會慶祝這一重大的勝利，我們的團一級領導幹部都掙脫了叛徒控制來到“７１”，我們的領導力量大大增強了。
我們的“宣傳隊”表演了《鋼鐵戰士》和歌劇《劉胡蘭》片斷以及活報劇《蔣家班垮台》。馬友鈞竟然拉起“胡琴”伴奏。那把“胡琴”是用耗子皮曬乾後蒙在鋁筒上製成的，而鋁筒是從帳篷支柱的接頭上鋸下來的。在我們這塊“紅色根據地”里，能人多著哩！
那天我們演出的水平雖然不高，但演員的那種激情，觀眾的那種心情卻是人間少有的。
當我們的“獨唱演員”——軍文工隊隊員余國藩唱著：“數九那個寒天下大雪，天氣那個雖冷心裡熱，我從那前線轉回來，勝利的消息要傳開……”沒唱完大家就使勁鼓起掌來，難得的笑聲震動著鐵皮屋頂飛出了鐵絲網。
第十章反對血腥“甄別”
～～～～～～～～～～～～
審查中國戰俘“自殺”案
～～～～～～～～～～～
１９４２年的春天來到了巨濟島，從南邊海上吹來了暖風。三月初，草就被吹綠了，它們在鐵絲網邊上的亂石縫裡倔強地向上伸出頭來，貪婪地吸收著陽光，甚至開出小花來。我的那些年輕戰友常低頭徘徊在它們身旁，有感於它們那頑強的生命力。然而，春天並未給戰俘集中營帶來希望。原８６聯隊部翻譯安寶元同志通過住院堅持要求來“７１”被允許了，他匯報了在“８６”敵人的恐怖統治日益加劇的情況，大家聽了更加不安。他還說高化龍翻譯已經去了醫院，不打算回“８６”了，聯隊部只有書記長郭乃堅仍在堅持。看來，形勢更加嚴峻了，由於板門店的和談僵持著，美方更加緊在戰俘營內推行它的強迫戰俘背叛祖國的政策。
“我今天來，就是想通過你們了解更多的情況嘛。”他笑笑說。
“主要情況我們都寫在這封致菲茨澤拉爾特上校的公開信中了。”
“我看過了，裡面的大部分事實我都知道。我願幫助你們直接送給上校。以後有其他類似信件我也可以效勞。”
“非常感謝！我是否可以表明我的如下想法：您既然是位記者，能否請您對戰俘營的各種非人道現象給予公正的報導？”
他馬上說：“我是很憎惡那些變節者的醜惡行為的，我已不止一次對總管上校建議要嚴厲管束他們。我還願盡我的可能去減輕這種不道德行為的後果，你們軍官隊１４０多人就是在我的努力下，從‘７２’分家出來的，這一點魏林他們可以證明嘛！”他臉上一副受了委屈的樣子。
我笑著說：“這一點他們已向我說過，您做了件好事！那就委託您把這封信交給司令官吧！您最好是能夠發表這封公開信！”
他接過信說：“我一定親自交給菲茨澤拉爾特上校，至於公開發表，你知道決定權並不在我這個普通記者手裡。”
臨走，他忽然說：“怎麼管理當局連桌子、椅子都不給你們，這怎麼寫字辦公呢？我去替你們提要求。”
我用難以相信的眼光看了看他說：“那就太感謝了！”
事後，我把和菲利浦的談話向孫振冠做了匯報。老孫分析說：“他決不是什麼普通記者，據我們估計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高級特務，他對我們表示的友好，很像黃鼠狼給雞拜年。我們要對他提高警惕，但又不妨利用他的偽裝替我們干點事，你給他將了一軍，這很好！看他還有什麼表演吧！估計桌子會送來，以證明他的‘關心’。”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格林中尉果然派人送來了一張方桌四個凳子，還有紙筆墨水。我們再不用趴在地上寫字了。
我再一次感到老孫確實不愧為我軍的教導員（在部隊叫他“小老兵”），他的政治洞察力和政策水平是我所不及的，儘管當時他不過２４歲。
兩天後，我們從操場上拾到一塊包有信紙的石頭，信上用英文寫著：“你們的團政委被敵人從釜山押來，關在‘７２’軍官隊受折磨，儘快設法把他要到‘７１’去。”
我們立即向司令官寫信，要求將“王芳（即趙佐端）上校”和“杜崗中校”送“７１”。我們在信中明確指出：“如果他們被叛徒整死，您將負全部責任。”我們估計那個情報是人民軍戰友得到消息後，托偽軍中的自己人扔進來的。
幾天後，當菲利浦再來到“７１”時，我們把趙政委和杜參謀長的處境告訴了他，並把我們寫給司令官的信給他看了。
老孫對他說：“這是兩位我們被俘人員中級別最高的軍官，如果出了什麼問題，美軍恐怕不好交待，而叛徒們為了討好主子卻很可能整死他們。”他贊同地點了點頭。
老孫又說：“我們不希望為了挽救他們而被迫再次絕食。這對貴國不會有好的影響。”
他終於說：“你們放心，我想總管上校會明智地處理這件事，我也願再次替你們轉達你們的要求。”我們表示了感謝。
次日，我們在“７１”迎接了趙政委和杜參謀長，他們都是我們團的團首長，我最熟悉的領導人，見到他們那被折磨得異常憔悴的面容，儘管他們笑著，我心裡卻在流淚。
當晚我們開會慶祝這一重大的勝利，我們的團一級領導幹部都掙脫了叛徒控制來到“７１”，我們的領導力量大大增強了。
我們的“宣傳隊”表演了《鋼鐵戰士》和歌劇《劉胡蘭》片斷以及活報劇《蔣家班垮台》。馬友鈞竟然拉起“胡琴”伴奏。那把“胡琴”是用耗子皮曬乾後蒙在鋁筒上製成的，而鋁筒是從帳篷支柱的接頭上鋸下來的。在我們這塊“紅色根據地”里，能人多著哩！
那天我們演出的水平雖然不高，但演員的那種激情，觀眾的那種心情卻是人間少有的。
當我們的“獨唱演員”——軍文工隊隊員余國藩唱著：“數九那個寒天下大雪，天氣那個雖冷心裡熱，我從那前線轉回來，勝利的消息要傳開……”沒唱完大家就使勁鼓起掌來，難得的笑聲震動著鐵皮屋頂飛出了鐵絲網。
第十章反對血腥“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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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中國戰俘“自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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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的春天來到了巨濟島，從南邊海上吹來了暖風。三月初，草就被吹綠了，它們在鐵絲網邊上的亂石縫裡倔強地向上伸出頭來，貪婪地吸收著陽光，甚至開出小花來。我的那些年輕戰友常低頭徘徊在它們身旁，有感於它們那頑強的生命力。然而，春天並未給戰俘集中營帶來希望。原８６聯隊部翻譯安寶元同志通過住院堅持要求來“７１”被允許了，他匯報了在“８６”敵人的恐怖統治日益加劇的情況，大家聽了更加不安。他還說高化龍翻譯已經去了醫院，不打算回“８６”了，聯隊部只有書記長郭乃堅仍在堅持。看來，形勢更加嚴峻了，由於板門店的和談僵持著，美方更加緊在戰俘營內推行它的強迫戰俘背叛祖國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