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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魏林同志代表黨支部致新年祝詞，鼓勵大家團結一致準備好作更艱苦的鬥爭時，我覺得他的聲音越來越遠，好像是來自北京，來自天安門……
我多麼想知道就在這一時刻，北京是怎樣歡慶新年的？那些正在放鞭炮的孩子們是否知道為了他們的和平生活，人們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價……
１９５２年的新年過了不幾天，就在我們“７１”大門口演出了一幕慘劇。
１４名從釜山傷病醫院押送來巨濟島的尚未痊癒的傷病難友，停在大營門前。雙手拉住鐵絲網堅決要進“７１”。高大強壯的美軍硬要拽他們進“７２”。這些傷病難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都被美軍拳打腳踢，一個個倒在公路上。
我們在裡面大聲喊叫，咒罵，卻無濟於事。眼看著難友們被硬拽進“７２”去，不少人失聲痛哭，大家紛紛要求支部想一切辦法救他們。一想到他們將在“７２”受到折磨，大家心都碎了。
黨支部決定舉行絕食鬥爭，堅決要求美方把他們送過來。我把給菲茨澤拉爾特的抗議書寫好，和孫振冠一起到聯隊部送給格林中尉，井請他轉告菲茨澤拉爾特，我們寧肯餓死也要救出這１４位難友。
第一天，伙房停伙了，美軍沒有理睬我們。第二天，送來的糧食蔬菜堆在小營門口沒人去取，我們動員大家躺著休息準備長期絕食。難友們開始還想走動、說話，到第三天都躺下了，但沒有一個人喊餓。
格林中尉開始幾次來叫我勸大家吃飯，他說他將努力去爭取把那１４名戰俘調過來。我回答他：大家決不會進餐，除非見到我們那些被拖進“７２”，現在已生命垂危的難友。
第四天下午，“７１”、“７２”大門同時打開了，１４位難友互相攙扶著被送了過來。我們從“床”上爬起來，激動地爭著去擁抱他們，完全忘記了餓得肚皮貼後心的痛苦。
晚上唐乃耀同志敘述了他被拉進“７２”後的遭遇。當他把衣服脫下來，大家都被他背上那幾塊被烙傷的血紅色烙痕和翻起來的被燒焦的肉皮驚住了。多麼殘忍的叛徒，多麼堅強的戰友啊！
而唐乃耀包紮了傷口，第二天就要求和我們一起開夜車寫那份血的控拆書——《致國際紅十字會的憤怒揭發信》。
丁先文拼死來到“７１”
～～～～～～～～～～～
１月中旬的一天，丁先文難友被美軍主動地送到了“７１”，這使我們很感到奇怪。他脖子上纏著厚厚的滲血的紗布，臉色蠟黃，一走進來就要往下倒，我們趕緊扶住了他。從他斷斷續續的嘶啞的敘述中，才知道他是在醫院堅決要求來“７１”遭到拒絕後，被迫用刀片割了脖子，經輸血搶救才送來的。
大家深深被感動了，當晚專門為他召開了歡迎大會。在會上他吃力地敘述了他怎樣和張達、張光甫、王雲生等難友在團參謀長杜崗領導下秘密組織起了“回國小組”開展鬥爭，又怎樣被叛徒告密，他和張達被整得死去活來，後美軍檢查衛生時發現他們已奄奄一息，才被送到醫院。
他特別痛心地匯報了杜崗同志的情況：杜參謀長被抓後痛斥了叛徒的罪惡行徑，壞蛋們便惱羞成怒，將他吊在帳篷頂上毒打，門牙都打落了，至今仍在“７２”受非人折磨。
他說到這裡已發不出聲。停了一會兒，他鼓起力氣喊了聲：“黨啊！我回來了！”就昏了過去！
丁先文難友後來擔任了回國支隊的糾察分隊長，負責一個分號的內部保衛工作。儘管他在起義的９５軍里當過國民黨兵，卻對集中營里那些國民黨特務、叛徒極為厭惡，他在舊軍隊挨打受罵，太了解這些人了。他用以死相抗的實際行刻贏得難友們的信任，後來又被吸收為地下黨員。
菲利浦
～～～
在“７１”，除了格林中尉外，我還不止一次見到另外一個特殊的美國人——菲利浦。他約有一米八的個子，身材勻稱，碧眼金髮，年約４０開外，穿的不是軍裝而是一身筆挺的米黃色或淺藍色西裝，風度十分瀟灑，說一口相當流利的中國話，能夠自由出入戰俘營。菲利浦每次來“７１”都是先找魏林、孫振寇、馬興旺，對他們象老熟人一樣握手拍肩。
我們到“７１”不久的一天，他來了。當地從軍官隊來到戰士隊見我正趴在床上校對一份英文稿，便彎下身來用中國話對我說：“我可以看一下嗎？”
我是第一次見到他，不禁嚇了一跳，從被俘後還沒見過著平民裝又會說漢語的美國人呢！我轉過身來把信稿遞給他看。
他迅速地讀了一遍，指著一個地方自言自語地用英語說：“這兒好像寫錯了！”我站起來也用英語說：“那就請你幫我改正吧！”他仔細地看了我一眼，便掏出筆來，改寫了一個更恰當的單詞，然後又用漢語說：“總的來看寫得不錯，你的英語水平不錯嘛！你叫什麼名字？”
我告訴了他。他便伸出手來用英語說：“原來你就是張翻譯，我早聽說過你的情況了。咱們交個朋友吧！”
我很勉強地握了一下他的手，他覺察到我的疑慮，便自我介紹道：”我叫菲利浦，是美聯社記者，常駐巨濟島專門採訪戰俘營新聞的！我和你們的魏林、孫振冠已經是老朋友了！”
我多麼想知道就在這一時刻，北京是怎樣歡慶新年的？那些正在放鞭炮的孩子們是否知道為了他們的和平生活，人們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價……
１９５２年的新年過了不幾天，就在我們“７１”大門口演出了一幕慘劇。
１４名從釜山傷病醫院押送來巨濟島的尚未痊癒的傷病難友，停在大營門前。雙手拉住鐵絲網堅決要進“７１”。高大強壯的美軍硬要拽他們進“７２”。這些傷病難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都被美軍拳打腳踢，一個個倒在公路上。
我們在裡面大聲喊叫，咒罵，卻無濟於事。眼看著難友們被硬拽進“７２”去，不少人失聲痛哭，大家紛紛要求支部想一切辦法救他們。一想到他們將在“７２”受到折磨，大家心都碎了。
黨支部決定舉行絕食鬥爭，堅決要求美方把他們送過來。我把給菲茨澤拉爾特的抗議書寫好，和孫振冠一起到聯隊部送給格林中尉，井請他轉告菲茨澤拉爾特，我們寧肯餓死也要救出這１４位難友。
第一天，伙房停伙了，美軍沒有理睬我們。第二天，送來的糧食蔬菜堆在小營門口沒人去取，我們動員大家躺著休息準備長期絕食。難友們開始還想走動、說話，到第三天都躺下了，但沒有一個人喊餓。
格林中尉開始幾次來叫我勸大家吃飯，他說他將努力去爭取把那１４名戰俘調過來。我回答他：大家決不會進餐，除非見到我們那些被拖進“７２”，現在已生命垂危的難友。
第四天下午，“７１”、“７２”大門同時打開了，１４位難友互相攙扶著被送了過來。我們從“床”上爬起來，激動地爭著去擁抱他們，完全忘記了餓得肚皮貼後心的痛苦。
晚上唐乃耀同志敘述了他被拉進“７２”後的遭遇。當他把衣服脫下來，大家都被他背上那幾塊被烙傷的血紅色烙痕和翻起來的被燒焦的肉皮驚住了。多麼殘忍的叛徒，多麼堅強的戰友啊！
而唐乃耀包紮了傷口，第二天就要求和我們一起開夜車寫那份血的控拆書——《致國際紅十字會的憤怒揭發信》。
丁先文拼死來到“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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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中旬的一天，丁先文難友被美軍主動地送到了“７１”，這使我們很感到奇怪。他脖子上纏著厚厚的滲血的紗布，臉色蠟黃，一走進來就要往下倒，我們趕緊扶住了他。從他斷斷續續的嘶啞的敘述中，才知道他是在醫院堅決要求來“７１”遭到拒絕後，被迫用刀片割了脖子，經輸血搶救才送來的。
大家深深被感動了，當晚專門為他召開了歡迎大會。在會上他吃力地敘述了他怎樣和張達、張光甫、王雲生等難友在團參謀長杜崗領導下秘密組織起了“回國小組”開展鬥爭，又怎樣被叛徒告密，他和張達被整得死去活來，後美軍檢查衛生時發現他們已奄奄一息，才被送到醫院。
他特別痛心地匯報了杜崗同志的情況：杜參謀長被抓後痛斥了叛徒的罪惡行徑，壞蛋們便惱羞成怒，將他吊在帳篷頂上毒打，門牙都打落了，至今仍在“７２”受非人折磨。
他說到這裡已發不出聲。停了一會兒，他鼓起力氣喊了聲：“黨啊！我回來了！”就昏了過去！
丁先文難友後來擔任了回國支隊的糾察分隊長，負責一個分號的內部保衛工作。儘管他在起義的９５軍里當過國民黨兵，卻對集中營里那些國民黨特務、叛徒極為厭惡，他在舊軍隊挨打受罵，太了解這些人了。他用以死相抗的實際行刻贏得難友們的信任，後來又被吸收為地下黨員。
菲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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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７１”，除了格林中尉外，我還不止一次見到另外一個特殊的美國人——菲利浦。他約有一米八的個子，身材勻稱，碧眼金髮，年約４０開外，穿的不是軍裝而是一身筆挺的米黃色或淺藍色西裝，風度十分瀟灑，說一口相當流利的中國話，能夠自由出入戰俘營。菲利浦每次來“７１”都是先找魏林、孫振寇、馬興旺，對他們象老熟人一樣握手拍肩。
我們到“７１”不久的一天，他來了。當地從軍官隊來到戰士隊見我正趴在床上校對一份英文稿，便彎下身來用中國話對我說：“我可以看一下嗎？”
我是第一次見到他，不禁嚇了一跳，從被俘後還沒見過著平民裝又會說漢語的美國人呢！我轉過身來把信稿遞給他看。
他迅速地讀了一遍，指著一個地方自言自語地用英語說：“這兒好像寫錯了！”我站起來也用英語說：“那就請你幫我改正吧！”他仔細地看了我一眼，便掏出筆來，改寫了一個更恰當的單詞，然後又用漢語說：“總的來看寫得不錯，你的英語水平不錯嘛！你叫什麼名字？”
我告訴了他。他便伸出手來用英語說：“原來你就是張翻譯，我早聽說過你的情況了。咱們交個朋友吧！”
我很勉強地握了一下他的手，他覺察到我的疑慮，便自我介紹道：”我叫菲利浦，是美聯社記者，常駐巨濟島專門採訪戰俘營新聞的！我和你們的魏林、孫振冠已經是老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