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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之外，黃藥眠也漸漸看出一些名堂。創造社原班底都是留日的，而且還都是東京帝大的，對於日本其他大學的有點瞧不起。比如鄭伯奇、穆木天等京都帝大生，在創造社裡屬於次要人物。至於西洋留學生，如果文學主張相同，也可以適當引為羽翼。而國內大學畢業生，則一律被看成“小孩子”。那個又會畫、又會寫的倪貽德，就憤而發誓：再也不當這個“小孩子”了!一跺腳去東京了。黃藥眠和幾個小夥計也議論老作家：鄭伯奇並沒有讀許多書;蔣光慈小說人物扁平，沒有立體感;郭沫若有才氣，但對下一代的發展和培養卻不很關心……
黃藥眠這一代登上歷史舞台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時又一批留日生，李初梨、彭康、馮乃超等，回國了，大搞普羅文學，創作社向左轉向，黃藥眠也跟著轉了。其時，世界範圍內的“紅色30年代”成為新的時代風潮。1928年黃藥眠入黨。開始是參加學習討論。他記得討論過當時中東鐵路由國民黨收回國有、是該反對還是支持的問題，陳獨秀“托派”問題等。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所以會議就由工人階級來主持，那是創造社出版部新來的一個售貨員，當然省委還是要派人指導的。有時會議就在虹口公園草地上舉行，先痛罵蔣介石，然後每個人匯報情況，外人看過來以為是遊園活動。
新一代上台總是要挑戰舊權威，創造社二代挑戰魯迅，指他為“封建餘孽”，是應該被超越、被打倒的障礙物。這一頓批，逼得魯迅去學習唯物主義，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過時了。“左”得激進。到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時，更是“左”得盲動起來，大搞飛行集會。看當時人回憶，這飛行集會很像今天的“快閃”——約好時間，三三兩兩來到指定地點，時間一到，燃放鞭炮為號令，大家聚到一起，喊口號、散發傳單，用磚頭砸破公共汽車玻璃，幾分鐘後租界裡的巡捕、印度紅頭阿三聞風趕來捉，大家就迅速散了。當時蔣光慈已改名“蔣光赤”以顯示其革命顏色，飛行集會時，他穿著西裝，帶著漂亮姑娘，一旦巡捕來了，他就和姑娘溜進咖啡館，巡捕自然抓不到。還有杜國庠老先生，在潮汕一帶是赫赫有名的“四大寇”之一，被懸賞一萬買他的頭，好不容易逃到香港，才轉來上海，就被分配去發傳單。他眼睛不好，腿腳也不靈便，只好深夜出動，在僻靜小巷往人家門上貼傳單。被人發現，就跌跌撞撞逃走。
立三路線下，組織損失三分之二以上。黃藥眠所在小組，八個人就有五人被捕。他們基層支部向上反映，認為這樣做法不對，特別是有公開職業的黨員暴露了之後就難以立足，反而失去了宣傳陣地。結果被批評為“充分暴露了小資產階級的怕事、怕死的劣根性”，蔣光赤乾脆被開除出黨。那時一個季度總要搞一兩次飛行集會。女作家丁玲是不願參加這類活動的，她要在家裡寫作，但她的丈夫、詩人胡也頻積極投身其中，後不幸被捕，是“左聯五烈士”之一，與魯迅喜愛的《二月》(解放後拍成電影《早春二月》)的作者柔石一道，血灑龍華。魯迅寫了著名的《為了忘卻的紀念》，“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的著名詩句，亦感興於這件文壇慘禍。當時李立三還曾秘密約見魯迅，親自鼓動魯迅公開站出來表態。魯迅不以為然，嗯嗯啊啊過去。魯迅主張塹壕戰，《三國》里許褚式的袒胸迎敵中箭，他不以為那是勇敢。
飛行集會搞多了，革命效果卻不大，開始發傳單還有人接過來看，後來路人就不接、也不敢看了。白色恐怖嚴重。
“左聯”負責人、職業革命家周揚切實承受著白色恐怖的壓力。一天，夏衍來通風報信，田漢被捕了。夏衍是去田漢家時發現的。當時他正一腳踏上樓梯，房東家的保姆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立即意識到，當時暗探還埋伏在樓上，他馬上跑走才脫險。但是左聯文委第二天早晨就要在阿英家裡開會，阿英家有沒有事?其他同志情況如何，都不知道。周揚與夏衍商量，派周揚的愛人蘇靈揚前去打探，因為女孩子不會引起密探注意。蘇靈揚回憶，那是早春一個細雨濛濛的清晨，馬路上靜悄悄的幾乎沒有路人，她撐著傘，在阿英住的弄堂對面的人行道上徘徊。弄堂口沒有進出的人，寂靜異常。觀察了足足兩小時，她不敢再逗留。回到家，下午夏衍就帶來更壞的消息，除了田漢、陽翰生，朱鏡我、許滌新等同志也同時被捕了，阿英逃脫了，但阿英的老父親被抓走了。她和周揚當即離開家，身上只有四角錢，因情況不明，也不敢找同志借錢，只好在一家小旅館斜頂樓梯間的一張單人床上過了一夜。“徹夜的胡琴聲和下流的笑謔聲，至今猶在耳際，我看周揚倒無所謂，照樣睡得著，可是對一個離開大學宿舍不滿一年的我來說，真是感到又驚異又屈辱。”許多年後，已經是標準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的蘇靈揚如是回憶她的青春。
蘇靈揚是在光華大學參加“左聯”的。一次，“左聯”領導人周揚到光華參加活動，初次見到蘇靈揚。當時，蘇靈揚感覺周揚認真地注視了她一眼，後來就常來光華找她。年輕的革命家自有浪漫情懷。當時追求蘇靈揚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富家子弟。但動盪、清貧、危險、神秘的革命浪漫主義激情更有魅力，何況周揚還是英氣逼人的美男子。地下工作者陪同密絲看電影也是玩心跳，要等電影開演後才入場，放映結束前退場，而且周用帽子遮住了半張臉。蘇靈揚也曾奉命去內山書店，陪著魯迅走到指定的咖啡館，與等在那裡的周揚秘密見面。這就是魯迅文章提到的“革命咖啡館”吧。那時在上海的革命者，確是西服革履，常出入咖啡館，接頭、密談、傳遞消息。上海的革命也透出上海的摩登。
黃藥眠這一代登上歷史舞台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時又一批留日生，李初梨、彭康、馮乃超等，回國了，大搞普羅文學，創作社向左轉向，黃藥眠也跟著轉了。其時，世界範圍內的“紅色30年代”成為新的時代風潮。1928年黃藥眠入黨。開始是參加學習討論。他記得討論過當時中東鐵路由國民黨收回國有、是該反對還是支持的問題，陳獨秀“托派”問題等。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所以會議就由工人階級來主持，那是創造社出版部新來的一個售貨員，當然省委還是要派人指導的。有時會議就在虹口公園草地上舉行，先痛罵蔣介石，然後每個人匯報情況，外人看過來以為是遊園活動。
新一代上台總是要挑戰舊權威，創造社二代挑戰魯迅，指他為“封建餘孽”，是應該被超越、被打倒的障礙物。這一頓批，逼得魯迅去學習唯物主義，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過時了。“左”得激進。到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時，更是“左”得盲動起來，大搞飛行集會。看當時人回憶，這飛行集會很像今天的“快閃”——約好時間，三三兩兩來到指定地點，時間一到，燃放鞭炮為號令，大家聚到一起，喊口號、散發傳單，用磚頭砸破公共汽車玻璃，幾分鐘後租界裡的巡捕、印度紅頭阿三聞風趕來捉，大家就迅速散了。當時蔣光慈已改名“蔣光赤”以顯示其革命顏色，飛行集會時，他穿著西裝，帶著漂亮姑娘，一旦巡捕來了，他就和姑娘溜進咖啡館，巡捕自然抓不到。還有杜國庠老先生，在潮汕一帶是赫赫有名的“四大寇”之一，被懸賞一萬買他的頭，好不容易逃到香港，才轉來上海，就被分配去發傳單。他眼睛不好，腿腳也不靈便，只好深夜出動，在僻靜小巷往人家門上貼傳單。被人發現，就跌跌撞撞逃走。
立三路線下，組織損失三分之二以上。黃藥眠所在小組，八個人就有五人被捕。他們基層支部向上反映，認為這樣做法不對，特別是有公開職業的黨員暴露了之後就難以立足，反而失去了宣傳陣地。結果被批評為“充分暴露了小資產階級的怕事、怕死的劣根性”，蔣光赤乾脆被開除出黨。那時一個季度總要搞一兩次飛行集會。女作家丁玲是不願參加這類活動的，她要在家裡寫作，但她的丈夫、詩人胡也頻積極投身其中，後不幸被捕，是“左聯五烈士”之一，與魯迅喜愛的《二月》(解放後拍成電影《早春二月》)的作者柔石一道，血灑龍華。魯迅寫了著名的《為了忘卻的紀念》，“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的著名詩句，亦感興於這件文壇慘禍。當時李立三還曾秘密約見魯迅，親自鼓動魯迅公開站出來表態。魯迅不以為然，嗯嗯啊啊過去。魯迅主張塹壕戰，《三國》里許褚式的袒胸迎敵中箭，他不以為那是勇敢。
飛行集會搞多了，革命效果卻不大，開始發傳單還有人接過來看，後來路人就不接、也不敢看了。白色恐怖嚴重。
“左聯”負責人、職業革命家周揚切實承受著白色恐怖的壓力。一天，夏衍來通風報信，田漢被捕了。夏衍是去田漢家時發現的。當時他正一腳踏上樓梯，房東家的保姆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立即意識到，當時暗探還埋伏在樓上，他馬上跑走才脫險。但是左聯文委第二天早晨就要在阿英家裡開會，阿英家有沒有事?其他同志情況如何，都不知道。周揚與夏衍商量，派周揚的愛人蘇靈揚前去打探，因為女孩子不會引起密探注意。蘇靈揚回憶，那是早春一個細雨濛濛的清晨，馬路上靜悄悄的幾乎沒有路人，她撐著傘，在阿英住的弄堂對面的人行道上徘徊。弄堂口沒有進出的人，寂靜異常。觀察了足足兩小時，她不敢再逗留。回到家，下午夏衍就帶來更壞的消息，除了田漢、陽翰生，朱鏡我、許滌新等同志也同時被捕了，阿英逃脫了，但阿英的老父親被抓走了。她和周揚當即離開家，身上只有四角錢，因情況不明，也不敢找同志借錢，只好在一家小旅館斜頂樓梯間的一張單人床上過了一夜。“徹夜的胡琴聲和下流的笑謔聲，至今猶在耳際，我看周揚倒無所謂，照樣睡得著，可是對一個離開大學宿舍不滿一年的我來說，真是感到又驚異又屈辱。”許多年後，已經是標準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的蘇靈揚如是回憶她的青春。
蘇靈揚是在光華大學參加“左聯”的。一次，“左聯”領導人周揚到光華參加活動，初次見到蘇靈揚。當時，蘇靈揚感覺周揚認真地注視了她一眼，後來就常來光華找她。年輕的革命家自有浪漫情懷。當時追求蘇靈揚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富家子弟。但動盪、清貧、危險、神秘的革命浪漫主義激情更有魅力，何況周揚還是英氣逼人的美男子。地下工作者陪同密絲看電影也是玩心跳，要等電影開演後才入場，放映結束前退場，而且周用帽子遮住了半張臉。蘇靈揚也曾奉命去內山書店，陪著魯迅走到指定的咖啡館，與等在那裡的周揚秘密見面。這就是魯迅文章提到的“革命咖啡館”吧。那時在上海的革命者，確是西服革履，常出入咖啡館，接頭、密談、傳遞消息。上海的革命也透出上海的摩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