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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小說對照著看，不是很有意思的事嗎?
能否這樣推測：錢鍾書早先讀過張資平這部小說，對於船上這一節，留下很深印象，後來自己寫小說時，就潛移默化地受了這部小說的影響?再，或許，幽默的錢鍾書故意戲仿張資平，並且他藝高人膽大，在相同的小說情節中欲與前輩作家比試一下，寫小說誰更有才華?而這本身就是對文學前輩的致敬。《圍城》動筆於1944年，1946年完成，斯時，距《沖積期化石》出版已過去20多年了。
20年，不單小說技藝進步了，風情世態也大不同了。方鴻漸與鮑小姐的關係進展迅速，不久就睡一塊了。而20年前的“我”與陳小姐的情感發展，還是古典主義老戲，慢，但也有戲。陳小姐從客氣、略帶拘謹，漸漸到活潑地直接到“我”的床位上找落下的手帕、扇子;到了一人快下船了，才進展到兩人在船舷看海，沉默中，“我”——“更進逼一步，肩並肩緊緊靠著她。她也不退避。此時兩人都望著海，她看不見我，我看不見她。我只感覺到有一種熱氣，在我兩人的肩膀里對流起來。”
這時“我”說：“我兩個像有意約了來的!”
陳女士臉微紅忙道：“白天裡有什麼約不約!”
“我”一聽，“像感受了電氣”——現代漢語就是“像觸了電”——“我”，“顫聲”說：“一定要晚上相會，才算約麼?”
自知說錯了話，陳小姐，“頰上的紅暈一直擴散在她兩個耳朵旁邊。此時我的右手搭在她的肩背上了。她微微側一側身，但也不忍叫我放開手。”趁勢，“我”說：“我們今晚上再來這裡望海心的月色，好嗎?”
十足文藝腔。古典，也色情。若方、鮑那種是剪徑大盜，這兩位就是小偷小摸。
晚上約會倒是直奔主題，拉手、相擁、吻臉頰，自然無比激動。“我”，“聲音也顫了，身體也輕了，兩頰也發起熱來了;心房的血，像得了加速度，由大動脈竇奔騰出來;吸進去的空氣，再也達不到氣管支，給海風一吹，肺葉激動過度，胸前隱隱的發痛。”
這一段令人笑噴，作家許是記起自己原是讀東京帝大醫科的，就突然做起醫學實驗筆記了，滿紙科學名詞兒，將一場風花雪月搞成醫學實驗。
待陳小姐怕被人家看見，跑掉了，“我”開始嚴責自己：“你並不是真心愛她!你是出於半獸的衝動去愛他!你沒有責任心去愛她!你只圖滿足你在這頭覓異性的船中發生的欲望罷了!”兩人再見面都莊重了些。
在下船前夜，“我”望著艙里酣睡的陳小姐一呼一吸，“像有吸引力吸我。幸得我理性還強，戰勝了她的吸引力……”鬼知道那個同樣為情激動的陳小姐，怎會沒心沒肺如此酣睡!
反正作者也不打算交待了，他也沒心沒肺地結束道：“至於陳女士以後的事，要我遇見她，或聽人說及她的時候，才能夠再請她到我這筆記里來。”就此三言兩語拜拜了陳小姐，以後一本小說再也沒她什麼事了。——三流作家不嚴肅的寫作態度暴露了吧?
其實，方鴻漸“失身”，是傻小子著了妖精的道兒，情感付出還是真誠的;張資平的“我”，扭捏古典了半天，雖“理性還強”，格調卻並不比方鴻漸高。所以，20多年後，雖然“人心不古”，倒也沒有“世風日下”。
小說中船上姻緣未有結果，現實中卻是大團圓喜劇。冰心就是在約克遜號船上結識了她的夫君吳文藻，中國社會學領域篳路藍縷的大學者，費孝通還是他的學生呢。
誰的青春不激盪
五四是現代中國的青春期，那種沉寂千年後的爆發，萬丈光焰照徹夜空。此前不久梁啓超那一代殷殷期盼的強中國之強少年，登上民國舞台。“德先生”和“賽先生”，是刻印在五四一代人額上心上的精神徽章，由他們首倡，並遺留給後人。今天我們仍走在追求民主與科學的路上，“道阻且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話是漂亮話，也說出了歷史必然;但進程是曲折而緩慢的。即便是當時，從文學這個場域觀察，新舊勢力，對比懸殊。當年沈雁冰(茅盾)在商務印書館改造《小說月報》，發表新文學作品，這是任何一部現代文學史教程都要提到的，但實際情形是，幹了沒兩年，沈雁冰就辭職了。辭職原因不僅僅是他回憶錄里提及的，反對者詆毀以及1922年王雲五任編譯所長後要期期檢查內容，關鍵是改革後的《小說月報》銷量急劇下滑。看慣了文言的讀者，還不習慣白話。這就是歷史的慣性或惰性。新文學主將魯迅的母親不是更愛看張恨水的舊小說嘛。這是沒奈何的事。其他領域亦如是。五四帶來的變動，是社會有了一點進步，然後喧騰起來的塵埃落定，新神舊主各歸其位，魯迅說是：有的高升有的退隱，然後文苑寂寞如古戰場。
五四時期最青春勃發的社團是創造社，新月社也曾經非常活躍，當黃藥眠加入創造社、邵洵美試圖重振新月社的時候，時代的所謂主旋律已然變調。
離開廣東老家的小青年黃藥眠，初到上海，就進創造社當一名助編。那時郭沫若已南下，成仿吾給他布置工作，他負責來稿初選、跑印刷所、做校對，吃住在出版部，每月工資30元。上海生活費高，這樣的待遇還是艱苦一點。成仿吾對他說，以後可以翻譯一些東西、寫些東西出版，也就可以過得去了。那時創造社早過了“《女神》時期”，郁達夫也遠離創造社、與魯迅親密接觸去了。“洪水時期”的蔣光慈在黃藥眠眼裡都是“老作家”了，還有女作家白薇也經常來出版部吃飯。白薇帶黃藥眠看電影，默片，與廣州電影院的有人解說不同，上海的電影院只有叮叮咚咚的鋼琴伴奏。蔣光慈更為平易，帶他去逛“大世界”見世面。蔣光慈那時正當紅，他的小說都是“革命加戀愛”的模式，深受大革命時期青年男女喜愛。經常有美麗女郎捧著花束來找他，令小夥計黃藥眠艷羨。而蔣只笑笑，說：這一類女子，我實在太多了，有點應付不來了。你喜歡她嗎?我可以介紹給你。創造社的浪漫餘風尚在。當時郭沫若詩集《瓶》的主角，那位某女士，就住樓上，陪她的一位，是聘請來專門教郭沫若的小孩的。後來《瓶》女郎與出版部的財務戀愛，財務居然帶著出版部的現金和該女郎跑了。
能否這樣推測：錢鍾書早先讀過張資平這部小說，對於船上這一節，留下很深印象，後來自己寫小說時，就潛移默化地受了這部小說的影響?再，或許，幽默的錢鍾書故意戲仿張資平，並且他藝高人膽大，在相同的小說情節中欲與前輩作家比試一下，寫小說誰更有才華?而這本身就是對文學前輩的致敬。《圍城》動筆於1944年，1946年完成，斯時，距《沖積期化石》出版已過去20多年了。
20年，不單小說技藝進步了，風情世態也大不同了。方鴻漸與鮑小姐的關係進展迅速，不久就睡一塊了。而20年前的“我”與陳小姐的情感發展，還是古典主義老戲，慢，但也有戲。陳小姐從客氣、略帶拘謹，漸漸到活潑地直接到“我”的床位上找落下的手帕、扇子;到了一人快下船了，才進展到兩人在船舷看海，沉默中，“我”——“更進逼一步，肩並肩緊緊靠著她。她也不退避。此時兩人都望著海，她看不見我，我看不見她。我只感覺到有一種熱氣，在我兩人的肩膀里對流起來。”
這時“我”說：“我兩個像有意約了來的!”
陳女士臉微紅忙道：“白天裡有什麼約不約!”
“我”一聽，“像感受了電氣”——現代漢語就是“像觸了電”——“我”，“顫聲”說：“一定要晚上相會，才算約麼?”
自知說錯了話，陳小姐，“頰上的紅暈一直擴散在她兩個耳朵旁邊。此時我的右手搭在她的肩背上了。她微微側一側身，但也不忍叫我放開手。”趁勢，“我”說：“我們今晚上再來這裡望海心的月色，好嗎?”
十足文藝腔。古典，也色情。若方、鮑那種是剪徑大盜，這兩位就是小偷小摸。
晚上約會倒是直奔主題，拉手、相擁、吻臉頰，自然無比激動。“我”，“聲音也顫了，身體也輕了，兩頰也發起熱來了;心房的血，像得了加速度，由大動脈竇奔騰出來;吸進去的空氣，再也達不到氣管支，給海風一吹，肺葉激動過度，胸前隱隱的發痛。”
這一段令人笑噴，作家許是記起自己原是讀東京帝大醫科的，就突然做起醫學實驗筆記了，滿紙科學名詞兒，將一場風花雪月搞成醫學實驗。
待陳小姐怕被人家看見，跑掉了，“我”開始嚴責自己：“你並不是真心愛她!你是出於半獸的衝動去愛他!你沒有責任心去愛她!你只圖滿足你在這頭覓異性的船中發生的欲望罷了!”兩人再見面都莊重了些。
在下船前夜，“我”望著艙里酣睡的陳小姐一呼一吸，“像有吸引力吸我。幸得我理性還強，戰勝了她的吸引力……”鬼知道那個同樣為情激動的陳小姐，怎會沒心沒肺如此酣睡!
反正作者也不打算交待了，他也沒心沒肺地結束道：“至於陳女士以後的事，要我遇見她，或聽人說及她的時候，才能夠再請她到我這筆記里來。”就此三言兩語拜拜了陳小姐，以後一本小說再也沒她什麼事了。——三流作家不嚴肅的寫作態度暴露了吧?
其實，方鴻漸“失身”，是傻小子著了妖精的道兒，情感付出還是真誠的;張資平的“我”，扭捏古典了半天，雖“理性還強”，格調卻並不比方鴻漸高。所以，20多年後，雖然“人心不古”，倒也沒有“世風日下”。
小說中船上姻緣未有結果，現實中卻是大團圓喜劇。冰心就是在約克遜號船上結識了她的夫君吳文藻，中國社會學領域篳路藍縷的大學者，費孝通還是他的學生呢。
誰的青春不激盪
五四是現代中國的青春期，那種沉寂千年後的爆發，萬丈光焰照徹夜空。此前不久梁啓超那一代殷殷期盼的強中國之強少年，登上民國舞台。“德先生”和“賽先生”，是刻印在五四一代人額上心上的精神徽章，由他們首倡，並遺留給後人。今天我們仍走在追求民主與科學的路上，“道阻且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話是漂亮話，也說出了歷史必然;但進程是曲折而緩慢的。即便是當時，從文學這個場域觀察，新舊勢力，對比懸殊。當年沈雁冰(茅盾)在商務印書館改造《小說月報》，發表新文學作品，這是任何一部現代文學史教程都要提到的，但實際情形是，幹了沒兩年，沈雁冰就辭職了。辭職原因不僅僅是他回憶錄里提及的，反對者詆毀以及1922年王雲五任編譯所長後要期期檢查內容，關鍵是改革後的《小說月報》銷量急劇下滑。看慣了文言的讀者，還不習慣白話。這就是歷史的慣性或惰性。新文學主將魯迅的母親不是更愛看張恨水的舊小說嘛。這是沒奈何的事。其他領域亦如是。五四帶來的變動，是社會有了一點進步，然後喧騰起來的塵埃落定，新神舊主各歸其位，魯迅說是：有的高升有的退隱，然後文苑寂寞如古戰場。
五四時期最青春勃發的社團是創造社，新月社也曾經非常活躍，當黃藥眠加入創造社、邵洵美試圖重振新月社的時候，時代的所謂主旋律已然變調。
離開廣東老家的小青年黃藥眠，初到上海，就進創造社當一名助編。那時郭沫若已南下，成仿吾給他布置工作，他負責來稿初選、跑印刷所、做校對，吃住在出版部，每月工資30元。上海生活費高，這樣的待遇還是艱苦一點。成仿吾對他說，以後可以翻譯一些東西、寫些東西出版，也就可以過得去了。那時創造社早過了“《女神》時期”，郁達夫也遠離創造社、與魯迅親密接觸去了。“洪水時期”的蔣光慈在黃藥眠眼裡都是“老作家”了，還有女作家白薇也經常來出版部吃飯。白薇帶黃藥眠看電影，默片，與廣州電影院的有人解說不同，上海的電影院只有叮叮咚咚的鋼琴伴奏。蔣光慈更為平易，帶他去逛“大世界”見世面。蔣光慈那時正當紅，他的小說都是“革命加戀愛”的模式，深受大革命時期青年男女喜愛。經常有美麗女郎捧著花束來找他，令小夥計黃藥眠艷羨。而蔣只笑笑，說：這一類女子，我實在太多了，有點應付不來了。你喜歡她嗎?我可以介紹給你。創造社的浪漫餘風尚在。當時郭沫若詩集《瓶》的主角，那位某女士，就住樓上，陪她的一位，是聘請來專門教郭沫若的小孩的。後來《瓶》女郎與出版部的財務戀愛，財務居然帶著出版部的現金和該女郎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