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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向歷史叩問的，也許都緣於我們現實當下的困惑;我們向歷史尋求的，都是我們亟需的慰藉。
關於魯迅、胡風、聶紺弩的史料，一直是我刊樂於刊發的，這不僅因為他們經歷中國現代文學史重大事件、寫出重要作品，也因為他們的人格魅力。有些歷史人物就是有魅力，譬如聶紺弩，他的特立獨行、旁逸斜出，即使在歷史人物群中也依然別具風神，吸引後人不斷追憶。
孫郁文章別開生面，搜集了大量私人言說魯迅的史料，試圖向我們展示一種歷史真實，即，在官方評價之外，在媒體宣介之前，魯迅在眾人眼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倪墨炎文章考據細膩，詳查至魯迅祖宗八代以上周氏家族經濟狀況，人口房產田地，有數據有圖表，可以說將這個題目作盡了。多年前，有人鄙薄魯研界裡無高手，其實，比較而言，研究魯迅的學者還是水準很高的。
聶紺弩致胡風信，也是非常珍貴的史料——那是梅志當年冒著風險藏在舊衣服口袋裡保存下來的，因為詩好情長實在捨不得燒掉。覆巢危卵的狀態下，聶紺弩與胡風、梅志，三個都是困在風暴中心的人，卻精鶩八極、心游萬仞地切磋詩藝;為了聽到老友真實的意見，老聶還頗為孩子氣地將自己的詩煞有介事地冒充他人的詩，請胡風臧否品評……今天，我們遙想當時情形，能不感佩這種大氣魄、大風流者乎!而一組胡風的集外佚文也相當震撼——當我們展讀胡風致周揚信、致文學家辭典編委會信，有被擊打般的震撼——強烈感受著他對文學對歷史的嚴肅求真的態度，由衷欽敬他雖罹文字獄、“三十萬言三十年”，仍然不悔不改，不卑不亢，固執於真實。骨頭是真的硬。
近年來，眾聲喧譁中自然也有史料提到有些作家並不喜歡胡風這個人。其實關於這一點，魯迅生前就下過判詞，說胡風性格直，易於招怨。這些不喜歡胡風的史料表達，豐富了對於歷史人物複雜性的認知，也是接近歷史真實的努力;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最終還是大處著眼。而對聶紺弩，我們也許太欣賞他猶如天馬行空般的個性、魏晉人物似的超脫塵俗的神髓，往往將他想得飄飄然神仙似的。其實，誰能完全擺脫現實的一地雞毛?魯迅也是“未敢翻身已碰頭”啊。只有認清這一點，我們才更明白“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丈夫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是個什麼氣派。
由胡風想到趙立生先生。他的文章刊出後，詩人邵燕祥寫信給他，其中有這樣的話：
在最近一期《史料》上拜讀你的回憶，對《詩號角》的詳盡敘述，並你為之落難的始末，終篇時竟為之落淚。這不僅是你們夫婦倆，我，陳牧黎風，李致遠的遭遇，這是二、三、四十年代幾代左翼“知青”共同的坎坷歷程，那時的我們，固然有自己天真幼稚，不懂中國歷史和現實政治的弱點，但誰想到千百萬人會陷入謊言的泥坑，預設的網羅、暴力的脅迫之中呢?
那文章，是作者趙立生先生送到編輯部的，那天下午，我聽趙先生講他的往事。老人輕鬆的語氣不能減輕往事的沉重。但看他從坎坷的經歷中走過來，保持著儒雅矜持的風度，擁有健康的身體，甚至電腦也玩得好，辦事能力也很強，真是不容易，也是一種勝利呢。
與薄平老人一樣，趙立生先生也是幸運的，都以八九十高齡幸運而自由地回憶過去。
五
能夠呈現的史料是幸運的，但同時我們總是懸想那些正在滑向歷史黑洞的往昔人物、事件……
當年輕的曹禺狂熱追求女同學鄭秀的時候，也正是他演戲、寫戲近乎痴狂的時候。從那時起，在很短的時間裡，《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橫空出世，像生命能量大爆炸，天才的光焰照亮天幕。劇作家曹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誕育在這個時候。此後，曹禺再不曾有過這樣輝煌的創造日。那麼，名劇是怎樣寫出的?劇作家的寫作狀態如何?凡此種種都即時地展現在致鄭秀的百餘封情書里。而如此珍貴的新文學史料在“文革”中全部燒毀，我們所能看到的是曹禺的女兒在不盡的悔憾中的追憶。
有多少史料因“文革”而終久湮沒?
而另一種現象是，隨著單個作家被組織起來，組織的力量日漸凸顯。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中，作家必須表態，組織上也需要了解、掌握作家的思想動態。在即將出版的今年最後一期頭條刊出的《文聯舊檔案：老舍、張恨水、沈從文訪問紀要》，就是從五六十年代組織上對包括作家在內的三百多位文化人的訪問調查報告中檢出的。輯錄人賈俊學先生，長期致力於舊文檔案的搜集，從潘家園舊貨中淘出了珍貴文獻，豐富了我們對於歷史的認知，為文學史家、歷史學家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但這是西方史學家所界定的“口述史”嗎?也許可以稱為“另類口述史”吧?當屬於具有中國特色的另類史料，像“交代材料”、“外調材料”等等，都屬此類。之所以“另類”，就在於當他開口，他已意識到他面對的是組織，是在向組織說。說什麼?怎麼說?要考慮。
即便如此，也足見大作家們的真性情——精彩極了。老舍侃侃而談：
我們向歷史叩問的，也許都緣於我們現實當下的困惑;我們向歷史尋求的，都是我們亟需的慰藉。
關於魯迅、胡風、聶紺弩的史料，一直是我刊樂於刊發的，這不僅因為他們經歷中國現代文學史重大事件、寫出重要作品，也因為他們的人格魅力。有些歷史人物就是有魅力，譬如聶紺弩，他的特立獨行、旁逸斜出，即使在歷史人物群中也依然別具風神，吸引後人不斷追憶。
孫郁文章別開生面，搜集了大量私人言說魯迅的史料，試圖向我們展示一種歷史真實，即，在官方評價之外，在媒體宣介之前，魯迅在眾人眼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倪墨炎文章考據細膩，詳查至魯迅祖宗八代以上周氏家族經濟狀況，人口房產田地，有數據有圖表，可以說將這個題目作盡了。多年前，有人鄙薄魯研界裡無高手，其實，比較而言，研究魯迅的學者還是水準很高的。
聶紺弩致胡風信，也是非常珍貴的史料——那是梅志當年冒著風險藏在舊衣服口袋裡保存下來的，因為詩好情長實在捨不得燒掉。覆巢危卵的狀態下，聶紺弩與胡風、梅志，三個都是困在風暴中心的人，卻精鶩八極、心游萬仞地切磋詩藝;為了聽到老友真實的意見，老聶還頗為孩子氣地將自己的詩煞有介事地冒充他人的詩，請胡風臧否品評……今天，我們遙想當時情形，能不感佩這種大氣魄、大風流者乎!而一組胡風的集外佚文也相當震撼——當我們展讀胡風致周揚信、致文學家辭典編委會信，有被擊打般的震撼——強烈感受著他對文學對歷史的嚴肅求真的態度，由衷欽敬他雖罹文字獄、“三十萬言三十年”，仍然不悔不改，不卑不亢，固執於真實。骨頭是真的硬。
近年來，眾聲喧譁中自然也有史料提到有些作家並不喜歡胡風這個人。其實關於這一點，魯迅生前就下過判詞，說胡風性格直，易於招怨。這些不喜歡胡風的史料表達，豐富了對於歷史人物複雜性的認知，也是接近歷史真實的努力;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最終還是大處著眼。而對聶紺弩，我們也許太欣賞他猶如天馬行空般的個性、魏晉人物似的超脫塵俗的神髓，往往將他想得飄飄然神仙似的。其實，誰能完全擺脫現實的一地雞毛?魯迅也是“未敢翻身已碰頭”啊。只有認清這一點，我們才更明白“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丈夫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是個什麼氣派。
由胡風想到趙立生先生。他的文章刊出後，詩人邵燕祥寫信給他，其中有這樣的話：
在最近一期《史料》上拜讀你的回憶，對《詩號角》的詳盡敘述，並你為之落難的始末，終篇時竟為之落淚。這不僅是你們夫婦倆，我，陳牧黎風，李致遠的遭遇，這是二、三、四十年代幾代左翼“知青”共同的坎坷歷程，那時的我們，固然有自己天真幼稚，不懂中國歷史和現實政治的弱點，但誰想到千百萬人會陷入謊言的泥坑，預設的網羅、暴力的脅迫之中呢?
那文章，是作者趙立生先生送到編輯部的，那天下午，我聽趙先生講他的往事。老人輕鬆的語氣不能減輕往事的沉重。但看他從坎坷的經歷中走過來，保持著儒雅矜持的風度，擁有健康的身體，甚至電腦也玩得好，辦事能力也很強，真是不容易，也是一種勝利呢。
與薄平老人一樣，趙立生先生也是幸運的，都以八九十高齡幸運而自由地回憶過去。
五
能夠呈現的史料是幸運的，但同時我們總是懸想那些正在滑向歷史黑洞的往昔人物、事件……
當年輕的曹禺狂熱追求女同學鄭秀的時候，也正是他演戲、寫戲近乎痴狂的時候。從那時起，在很短的時間裡，《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橫空出世，像生命能量大爆炸，天才的光焰照亮天幕。劇作家曹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誕育在這個時候。此後，曹禺再不曾有過這樣輝煌的創造日。那麼，名劇是怎樣寫出的?劇作家的寫作狀態如何?凡此種種都即時地展現在致鄭秀的百餘封情書里。而如此珍貴的新文學史料在“文革”中全部燒毀，我們所能看到的是曹禺的女兒在不盡的悔憾中的追憶。
有多少史料因“文革”而終久湮沒?
而另一種現象是，隨著單個作家被組織起來，組織的力量日漸凸顯。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中，作家必須表態，組織上也需要了解、掌握作家的思想動態。在即將出版的今年最後一期頭條刊出的《文聯舊檔案：老舍、張恨水、沈從文訪問紀要》，就是從五六十年代組織上對包括作家在內的三百多位文化人的訪問調查報告中檢出的。輯錄人賈俊學先生，長期致力於舊文檔案的搜集，從潘家園舊貨中淘出了珍貴文獻，豐富了我們對於歷史的認知，為文學史家、歷史學家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但這是西方史學家所界定的“口述史”嗎?也許可以稱為“另類口述史”吧?當屬於具有中國特色的另類史料，像“交代材料”、“外調材料”等等，都屬此類。之所以“另類”，就在於當他開口，他已意識到他面對的是組織，是在向組織說。說什麼?怎麼說?要考慮。
即便如此，也足見大作家們的真性情——精彩極了。老舍侃侃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