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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辛文中還回憶1981年胡喬木多次通過秘書指示新聞出版局重新翻譯《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儘管許多權威翻譯家如師哲、曹靖華都認為不必重譯，最後列寧這篇文章還是被改題重譯了，新題為《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以“出版物”代替“文學”，為什麼這樣改?黎辛先生說是為了躲避反對意見。黎辛還回憶1982年胡喬木指示賀敬之今後不必年年紀念《講話》，五年紀念一次。胡喬木，這位當年親手整理《講話》手稿的人，基於何種考慮做這個決定?這又將涉及一系列複雜的當代史料了，一時也難深入探討。但黎辛當時和現在都不滿意這個決定。
二
巧的是，就在刊發黎辛先生回憶文章的同期，也刊發了曾是王實味的學生、妻子的薄平老人(緋石)的回憶錄。是歷史冥冥之中的提示?要讓後人回憶1942年時不單記得盛會與偉人，也記著普通人的平常日子、記得那個曾被千夫所指的“罪人”。當年在延安，薄平與王實味朝夕相處，但年紀小，尚不能完全了解王實味這個人。半個多世紀後，當她本人歷盡滄桑、特別是間接了解了王實味罹難前後的史實，她激動了，往事歷歷，匯涌筆端，讓我們隨她近距離認識那個生活中的王實味——他不抽菸，不喝酒，不參加娛樂活動，每天伏案翻譯，從事他自認神聖的革命事業。路上遇見編譯部同事，他儘量繞著走，也不願意將新婚的漂亮妻子介紹給大家，妻子在窯洞外唱歌，他趕緊拉她回來，說愛情是自私的，自己最珍愛的人要藏起來;同事來敲門，他只開一道門縫，說幾句趕緊關門，怕人家把虱子帶進來。他說：“各人有各人的事，生活很簡單，廢話少說。”“避開那些無關的企圖看熱鬧無聊好奇的庸人，與他們保持距離。”但對炊事員、紅小鬼他卻熱情親切，路上遇到拾糞老農，他會把腳邊的干糞蛋幫著踢過去。對妻子好極了。那時他們也是延安眾多周末夫妻中的一對，每逢周末，王實味都把窯洞收拾得整潔溫馨，瓶里插著山上采的野花，黑瓷罐子放在炭火上燉著肉，有時還請妻子去館子吃延安有名的甜食“扁豆泥”和“三不粘”。妻子的衣服、被子都由他洗，縫，還定規劃要把妻子培養成翻譯家，要她走路背單詞……這樣一個生活中的王實味，是以往關於他的冤案的文章中從未涉及的。
中國向來有所謂正史、野史之分。且不談歷史真實，因為正史有可能粉飾、抹殺，野史也可能是“賈雨村言”;想說的是，來自個人、民間的回憶往往行文風格即不同，簡單、直接、見性情，比如薄平老人的文章。相比之下，正史就往往複雜，頭緒多，盤子大，橫看成嶺側成峰，加之還有不能公開的“機要”、“密檔”，所以下筆游移、顧忌，讀者讀來自然不爽利，也沒法子快意恩仇。即如今年《新文學史料》刊出的兩個作家的專輯，郭沫若與何其芳，都是文學史上留名的作家，也都是黨的文藝官員，有關他們的史料，該多麼豐富有看頭啊，但自然也有尚不能公開的吧?
三
也許最終只能最大限度逼近歷史真實，卻永遠達不到那真實?努力，近一步也是好的。
關於《白毛女》、《紅日》的三篇文章，揭示了紅色經典的形成過程，別具歷史探詢之意趣。據王林1946年日記記錄的賀敬之報告，《白毛女》最初演出時，沒有將萬惡的地主黃世仁槍斃，因為“怕左了”;結果魯藝伙夫切肉時都憤憤不平。毛主席看了也說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毛主張槍決地主惡霸。劉少奇在某次報告中也說，不槍決此惡地主是右傾的具體表現。而據孔昭琪回憶，解放前在他家鄉山東阜平縣龍泉鄉老革命根據地演出的《白毛女》，情節上與後來的經典版本也有不同：喜兒遭強暴與欺騙後，還對黃世仁有幻想。當黃家上上下下忙著為黃世仁辦喜事時，張二家的拿起正趕製的新衣朝喜兒身上比，喜兒接下來有這樣的唱詞：穆仁智說我該高興，少東家叫我把日子等;張二嬸子將衣來比，不由我紅喜喜在心裡。——比後來經典中的喜兒，階級覺悟可是差多了，卻是真實的。但當時中委們提意見：如果農民群眾也無力量，那麼最後農民的解放是從何而來呢?
在紅色經典誕生之初，眾作家評價不一。王林1947年日記記載一次丁玲主持的討論創作問題的會上，扯到《白毛女》，丁玲說《白毛女》的創作是魯藝想搞一個大形式以壓迫一切，所以最初怪氣森人(這可能指白毛仙姑在山廟裡，筆者注);艾青說是先有主題而後找生活。丁玲又說《白毛女》的風行是行政力量，王林在日記里註明：這話不大正確，《白毛女》還是深為群眾愛好的。但王林本人對《白毛女》也並不認為藝術上成功，覺得內容也是平凡的。既是作家又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知識分子老革命的王林，當時還和後來的著名導演崔嵬琢磨怎樣處理情節更精彩呢。他還拿托爾斯泰《復活》做比較，認為內容也平常，也是一個佃女被強姦後被拋棄，認為只是階級觀點不同罷了。據說，當時群眾愛看《白毛女》，但文藝專家對這戲都有很多很大的意見。有個張季純還寫文章挖苦一大頓，被陸定一看到，說：這些文藝人還應該整風。
日記、書信往往比隔了幾十年後的回憶更真實，因為除了記憶的不盡可靠外，還有回憶時的主觀態度的影響。對同一件事，有時會有不同回憶，是史料的“羅生門”。我們能做的是：讓方方面面的人都來說，眾聲喧譁中，讓事實真相凸現。
二
巧的是，就在刊發黎辛先生回憶文章的同期，也刊發了曾是王實味的學生、妻子的薄平老人(緋石)的回憶錄。是歷史冥冥之中的提示?要讓後人回憶1942年時不單記得盛會與偉人，也記著普通人的平常日子、記得那個曾被千夫所指的“罪人”。當年在延安，薄平與王實味朝夕相處，但年紀小，尚不能完全了解王實味這個人。半個多世紀後，當她本人歷盡滄桑、特別是間接了解了王實味罹難前後的史實，她激動了，往事歷歷，匯涌筆端，讓我們隨她近距離認識那個生活中的王實味——他不抽菸，不喝酒，不參加娛樂活動，每天伏案翻譯，從事他自認神聖的革命事業。路上遇見編譯部同事，他儘量繞著走，也不願意將新婚的漂亮妻子介紹給大家，妻子在窯洞外唱歌，他趕緊拉她回來，說愛情是自私的，自己最珍愛的人要藏起來;同事來敲門，他只開一道門縫，說幾句趕緊關門，怕人家把虱子帶進來。他說：“各人有各人的事，生活很簡單，廢話少說。”“避開那些無關的企圖看熱鬧無聊好奇的庸人，與他們保持距離。”但對炊事員、紅小鬼他卻熱情親切，路上遇到拾糞老農，他會把腳邊的干糞蛋幫著踢過去。對妻子好極了。那時他們也是延安眾多周末夫妻中的一對，每逢周末，王實味都把窯洞收拾得整潔溫馨，瓶里插著山上采的野花，黑瓷罐子放在炭火上燉著肉，有時還請妻子去館子吃延安有名的甜食“扁豆泥”和“三不粘”。妻子的衣服、被子都由他洗，縫，還定規劃要把妻子培養成翻譯家，要她走路背單詞……這樣一個生活中的王實味，是以往關於他的冤案的文章中從未涉及的。
中國向來有所謂正史、野史之分。且不談歷史真實，因為正史有可能粉飾、抹殺，野史也可能是“賈雨村言”;想說的是，來自個人、民間的回憶往往行文風格即不同，簡單、直接、見性情，比如薄平老人的文章。相比之下，正史就往往複雜，頭緒多，盤子大，橫看成嶺側成峰，加之還有不能公開的“機要”、“密檔”，所以下筆游移、顧忌，讀者讀來自然不爽利，也沒法子快意恩仇。即如今年《新文學史料》刊出的兩個作家的專輯，郭沫若與何其芳，都是文學史上留名的作家，也都是黨的文藝官員，有關他們的史料，該多麼豐富有看頭啊，但自然也有尚不能公開的吧?
三
也許最終只能最大限度逼近歷史真實，卻永遠達不到那真實?努力，近一步也是好的。
關於《白毛女》、《紅日》的三篇文章，揭示了紅色經典的形成過程，別具歷史探詢之意趣。據王林1946年日記記錄的賀敬之報告，《白毛女》最初演出時，沒有將萬惡的地主黃世仁槍斃，因為“怕左了”;結果魯藝伙夫切肉時都憤憤不平。毛主席看了也說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毛主張槍決地主惡霸。劉少奇在某次報告中也說，不槍決此惡地主是右傾的具體表現。而據孔昭琪回憶，解放前在他家鄉山東阜平縣龍泉鄉老革命根據地演出的《白毛女》，情節上與後來的經典版本也有不同：喜兒遭強暴與欺騙後，還對黃世仁有幻想。當黃家上上下下忙著為黃世仁辦喜事時，張二家的拿起正趕製的新衣朝喜兒身上比，喜兒接下來有這樣的唱詞：穆仁智說我該高興，少東家叫我把日子等;張二嬸子將衣來比，不由我紅喜喜在心裡。——比後來經典中的喜兒，階級覺悟可是差多了，卻是真實的。但當時中委們提意見：如果農民群眾也無力量，那麼最後農民的解放是從何而來呢?
在紅色經典誕生之初，眾作家評價不一。王林1947年日記記載一次丁玲主持的討論創作問題的會上，扯到《白毛女》，丁玲說《白毛女》的創作是魯藝想搞一個大形式以壓迫一切，所以最初怪氣森人(這可能指白毛仙姑在山廟裡，筆者注);艾青說是先有主題而後找生活。丁玲又說《白毛女》的風行是行政力量，王林在日記里註明：這話不大正確，《白毛女》還是深為群眾愛好的。但王林本人對《白毛女》也並不認為藝術上成功，覺得內容也是平凡的。既是作家又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知識分子老革命的王林，當時還和後來的著名導演崔嵬琢磨怎樣處理情節更精彩呢。他還拿托爾斯泰《復活》做比較，認為內容也平常，也是一個佃女被強姦後被拋棄，認為只是階級觀點不同罷了。據說，當時群眾愛看《白毛女》，但文藝專家對這戲都有很多很大的意見。有個張季純還寫文章挖苦一大頓，被陸定一看到，說：這些文藝人還應該整風。
日記、書信往往比隔了幾十年後的回憶更真實，因為除了記憶的不盡可靠外，還有回憶時的主觀態度的影響。對同一件事，有時會有不同回憶，是史料的“羅生門”。我們能做的是：讓方方面面的人都來說，眾聲喧譁中，讓事實真相凸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