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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有九條命嗎?將韋君宜各時期照片放在一起觀看，會強烈感受到她恍若經過幾死幾生。天真閨秀，清華才女，激進學生，知識女性，黨刊主編，“五七”戰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資派”，胖胖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病床上的乾癟老嫗……韋君宜的一生實在算得上是在鹼水、淚水、血水中都泡過了。一個曾是那樣單薄的女子，告別校園，拋別父母，犧牲了愛人，行世上最艱苦的路，一生守護自己的信仰與初衷，卻忽然她發現，不知在哪裡，革命變了味、自己迷失了自己。她反省自己：“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對‘組織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著對一個遭冤枉的人採取了打擊迫害的態度。”《思痛錄》且敘且憶且書憤，快刀利斧，劍指中國革命歷程一次又一次的“左”禍，刮骨療毒，掘心自噬，是大痛苦，也是大痛快。只有用韋君宜一生做註腳，才能明白《思痛錄》的分量。《思痛錄》被稱作未來世紀人們了解這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理解中國革命的入門之書、必讀之書。
歷盡磨難、思痛不已的韋君宜並不悲觀。在《思痛錄》的“結語”中，她明確表達她的政治主張：“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遠勝於最高明的獨裁，它使我抱著最高的希望……至於經濟嘛，若有了政治民主這一條，它總能開步走。何必膽怯?我將歡迎能下決心的拙笨的民主!”這是已走至人生道路盡頭的韋君宜對於未來中國的期盼。
韋君宜最後的革命工作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把手任上，人評她“官越做越小”，她自己倒不介意，依然幹勁十足，志士暮年，壯心不已。那是改革之初乍暖還寒的解凍時期，她熱情扶植新銳作家，以文學衝擊“左”傾教條。她會突然降臨在作家竹林的偏僻小屋，也會動用上層“關係”支持受打壓的張潔，從王蒙到莫應豐、馮驥才、張蔓菱，那時期活躍文壇的作家，誰人不知大名鼎鼎的韋老太?而社裡同事看到的，是永遠在忙的韋老太，不僅忙工作，忙寫作，有人還看見她在公交車上忙著織毛線衣;她“目中無人”走過出版社樓道，嘴裡喋喋不休，仿佛在跟空中的隱形人交談;她忙得穿衣服時常胡亂搭，有時系錯扣子，衣襟吊著來上班——早不是那個愛美的清華小魏了。
晚年韋君宜寫了許多篇回憶“一二·九”老同學的文章，獻身革命孫世實，死於“左”禍的夏英喆、韋毓梅，與她一樣輾轉顛簸於革命路途中的楊述、蔣南翔、王瑤、錢偉長、于光遠、齊燕銘……這些當初的熱血青年，才華橫溢，頭角崢嶸，各自生動。老蔣在病榻上也念念不忘叮囑小魏寫好“一二·九”運動史，這個任務她完成了。從“一二·九”出發，她與他們一道，參與了改變世界的革命，革命也或多或少改變了他們——這是他們共同的道路。為什麼頻頻回望“一二·九”?不單是青春的緬懷，那裡保存了他們革命信仰的初心，純潔的、革命的原教旨。
穿越，回到歷史現場——2012年《新文學史料》編後
編輯《新文學史料》，每天接觸的作者、讀者都是歷史愛好者，念天地之悠悠，發思古之幽情，浮生半日，閒來穿越，回到過往，體味彼時那人那事那情境，頗多歷史意趣。曾國藩指點他的六弟讀書，說“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恍如接其人”、“親其事”——這說的也是“穿越”啊。
一
大約從4月開始，國內報刊就漸漸地開始刊登有關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及毛澤東《講話》的文章、消息。有出版社邀請作家們自由選抄《講話》中的句子，弄得好似行為藝術。也有學者研究當時參會人數，具體到名字，真也不容易搞清楚——比如有人參加了，但在那張著名歷史性合影照片中卻不見其身影，據考證有人是臨時有事，有人不巧去廁所了，結果錯過了照相;有人沒有參會——參會人都是受邀的——但趕上照相，人家一叫，就站進了那個歷史瞬間，聽見毛主席喊：丁玲在哪裡呀?坐近點，不要明年再寫《三八節有感》啦……
70年，一甲子還要再加十年，真是遼遠的過去了。當年恭逢其盛、參加了座談會聆聽了講話的老人不多了。黎辛先生當時不在會場，留在《解放日報》值班，經手編發座談會相關文章，並最終親手編發《講話》。老先生90多歲了，記憶力超好，身體也棒，幾個月前親赴延安參加紀念大會，會上會下被邀發言、被採訪，忙累了一番，但精神愉悅。他去延安前即給我一篇大稿，其中有他親歷的歷史細節的最新披露，也有他對歷年來相關史料的梳理，總體上反映了座談會前後的歷史概貌。
《講話》在座談會上講完後，並沒有馬上發表，真正發表的時間已是一年半後的1943年10月了。這期間為什麼不發表?黎辛先生文章中回憶，當時報社領導多次催促毛主席發表，毛都說“不要急，要多考慮考慮，慎重些”，而且最後在清樣上還有改動，據說在毛延安時期發表文章中，《講話》是清樣上改動最多的。黎辛先生後悔當時沒將這些改動的清樣保留下來。在中間這一年半時間裡，《解放日報》刊發什麼呢?因為座談會討論得不好——沒有達成一致的結論，所以毛指示《解放日報》特辟一個“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專欄，陸續刊登了《恩格斯論現實主義》、《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拉法格論作家與生活》、《列寧論文學》以及魯迅的《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這當然是為了統一思想，《講話》中涉及的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文藝工作的任務，都可以在這些馬列經典中找到思想淵源。其次，到了1943年5月召開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解放日報》在對會議的報導中才首次披露了《講話》部分內容，如“文藝應為工農兵服務”;凱豐、陳雲、劉少奇、博古等高層領導人也紛紛講話。陳雲《反對自視特殊與自高自大》提出樹立首先是黨員、文化工作只是黨內分工的觀念，不應抱著“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帶是黨員”的態度;凱豐《到前方到鄉村成為群眾一分子》，劉少奇也鼓勵大家到農村去，博古希望作家給報紙寫通訊報告作品，總之高層表態都刊登出來。最後是作家們積極表態文章陸續刊登，舒群、何其芳、周立波、陳學昭等都表示要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藝術觀，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係。等到一批新作品，如《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吳滿有》、《田保霖》等出現時，毛主席覺得時機成熟了，才將《講話》拿出來，並以紀念魯迅逝世7周年這個由頭，經黎辛手，全文刊登在《解放日報》上。
歷盡磨難、思痛不已的韋君宜並不悲觀。在《思痛錄》的“結語”中，她明確表達她的政治主張：“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遠勝於最高明的獨裁，它使我抱著最高的希望……至於經濟嘛，若有了政治民主這一條，它總能開步走。何必膽怯?我將歡迎能下決心的拙笨的民主!”這是已走至人生道路盡頭的韋君宜對於未來中國的期盼。
韋君宜最後的革命工作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把手任上，人評她“官越做越小”，她自己倒不介意，依然幹勁十足，志士暮年，壯心不已。那是改革之初乍暖還寒的解凍時期，她熱情扶植新銳作家，以文學衝擊“左”傾教條。她會突然降臨在作家竹林的偏僻小屋，也會動用上層“關係”支持受打壓的張潔，從王蒙到莫應豐、馮驥才、張蔓菱，那時期活躍文壇的作家，誰人不知大名鼎鼎的韋老太?而社裡同事看到的，是永遠在忙的韋老太，不僅忙工作，忙寫作，有人還看見她在公交車上忙著織毛線衣;她“目中無人”走過出版社樓道，嘴裡喋喋不休，仿佛在跟空中的隱形人交談;她忙得穿衣服時常胡亂搭，有時系錯扣子，衣襟吊著來上班——早不是那個愛美的清華小魏了。
晚年韋君宜寫了許多篇回憶“一二·九”老同學的文章，獻身革命孫世實，死於“左”禍的夏英喆、韋毓梅，與她一樣輾轉顛簸於革命路途中的楊述、蔣南翔、王瑤、錢偉長、于光遠、齊燕銘……這些當初的熱血青年，才華橫溢，頭角崢嶸，各自生動。老蔣在病榻上也念念不忘叮囑小魏寫好“一二·九”運動史，這個任務她完成了。從“一二·九”出發，她與他們一道，參與了改變世界的革命，革命也或多或少改變了他們——這是他們共同的道路。為什麼頻頻回望“一二·九”?不單是青春的緬懷，那裡保存了他們革命信仰的初心，純潔的、革命的原教旨。
穿越，回到歷史現場——2012年《新文學史料》編後
編輯《新文學史料》，每天接觸的作者、讀者都是歷史愛好者，念天地之悠悠，發思古之幽情，浮生半日，閒來穿越，回到過往，體味彼時那人那事那情境，頗多歷史意趣。曾國藩指點他的六弟讀書，說“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恍如接其人”、“親其事”——這說的也是“穿越”啊。
一
大約從4月開始，國內報刊就漸漸地開始刊登有關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及毛澤東《講話》的文章、消息。有出版社邀請作家們自由選抄《講話》中的句子，弄得好似行為藝術。也有學者研究當時參會人數，具體到名字，真也不容易搞清楚——比如有人參加了，但在那張著名歷史性合影照片中卻不見其身影，據考證有人是臨時有事，有人不巧去廁所了，結果錯過了照相;有人沒有參會——參會人都是受邀的——但趕上照相，人家一叫，就站進了那個歷史瞬間，聽見毛主席喊：丁玲在哪裡呀?坐近點，不要明年再寫《三八節有感》啦……
70年，一甲子還要再加十年，真是遼遠的過去了。當年恭逢其盛、參加了座談會聆聽了講話的老人不多了。黎辛先生當時不在會場，留在《解放日報》值班，經手編發座談會相關文章，並最終親手編發《講話》。老先生90多歲了，記憶力超好，身體也棒，幾個月前親赴延安參加紀念大會，會上會下被邀發言、被採訪，忙累了一番，但精神愉悅。他去延安前即給我一篇大稿，其中有他親歷的歷史細節的最新披露，也有他對歷年來相關史料的梳理，總體上反映了座談會前後的歷史概貌。
《講話》在座談會上講完後，並沒有馬上發表，真正發表的時間已是一年半後的1943年10月了。這期間為什麼不發表?黎辛先生文章中回憶，當時報社領導多次催促毛主席發表，毛都說“不要急，要多考慮考慮，慎重些”，而且最後在清樣上還有改動，據說在毛延安時期發表文章中，《講話》是清樣上改動最多的。黎辛先生後悔當時沒將這些改動的清樣保留下來。在中間這一年半時間裡，《解放日報》刊發什麼呢?因為座談會討論得不好——沒有達成一致的結論，所以毛指示《解放日報》特辟一個“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專欄，陸續刊登了《恩格斯論現實主義》、《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拉法格論作家與生活》、《列寧論文學》以及魯迅的《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這當然是為了統一思想，《講話》中涉及的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文藝工作的任務，都可以在這些馬列經典中找到思想淵源。其次，到了1943年5月召開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解放日報》在對會議的報導中才首次披露了《講話》部分內容，如“文藝應為工農兵服務”;凱豐、陳雲、劉少奇、博古等高層領導人也紛紛講話。陳雲《反對自視特殊與自高自大》提出樹立首先是黨員、文化工作只是黨內分工的觀念，不應抱著“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帶是黨員”的態度;凱豐《到前方到鄉村成為群眾一分子》，劉少奇也鼓勵大家到農村去，博古希望作家給報紙寫通訊報告作品，總之高層表態都刊登出來。最後是作家們積極表態文章陸續刊登，舒群、何其芳、周立波、陳學昭等都表示要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藝術觀，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係。等到一批新作品，如《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吳滿有》、《田保霖》等出現時，毛主席覺得時機成熟了，才將《講話》拿出來，並以紀念魯迅逝世7周年這個由頭，經黎辛手，全文刊登在《解放日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