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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抗戰烽火燃起時，韋君宜畢業了。她在《畢業之後將如何——贈畢業隊友》一文中與民先隊的隊友們相約激勵：一、聯絡社會上一切勢力挽救中國危亡;二、不要為舊社會勢力所同化。
一份很難得被保留下的日記，記錄了初入社會的韋君宜在1938年2月15日至11月26日這段時間裡的經歷。民眾的麻木，青年的紳士氣、社會氣，政治派別的複雜，工作進展遲緩，應酬官太太，有時還要陪打麻將，一切都煩擾著她，讓她時時想念散落四方的“一二·九”的同學們，也時常想起北方故鄉爹娘。一日在街上，忽遇外公，她被逮個正著，那時家裡找她已有兩個月，兵荒馬亂，外祖母和娘急得要死，爸爸也要乘飛機來了。而她堅決不肯答應回家，氣得外公“大飲酒，大醉痛苦數說”，而“我也喝了四兩白干，醉了心中焦急，沒了顧慮，我就坦白聲言，我有主張，有信仰，我命都可以不要，這些更不用提，是決不會去的……”為抗日救亡拋別親人，這日記記錄了歷史生動真實場面。也是在這份日記中，韋君宜記下了她與孫世實的熱戀與永別。孫世實死於日本飛機轟炸，屍沉江底。這個清華同窗、“一二·九”隊友、一起工作的同志，在彼此熱戀時死於非命，這劇烈的悲痛讓她一度失智癲狂。她要上前線，與日本鬼子拼命。小孫是她一生不曾癒合、隱隱作痛的傷口。
愛人死後，韋君宜在延安療傷，沒過多久又投入工作。她曾一人銜命到晉西辦《中國青年》分社，她背著行囊，裡面裝著報頭、木刻原版、社章、文稿，從延安步行八百里山路到黃河邊，頂著日軍掃蕩的炮火，在人生地疏條件下，白手起家，硬是出版了《中國青年》晉西版。
韋君宜終其一生始終保有青春的激情，這也許是“一二·九”運動對她產生的深刻影響。不論辦報還是下鄉，組織上把她放在哪兒，她就在哪兒幹得有聲有色。這從她解放前後一些文章的題目就可以看到：比如《哪個村子工作好?》、《記一個前線刊物的誕生》、《為什麼和工農出身的老同志處不好?》、《書市站櫃檯售書有感》、《出版家的社會責任》……文風也是質直明快熱情。她寫小說，“文革”前就寫出了小名氣，短篇《月夜清歌》得到茅盾稱讚，80年代後寫的《洗禮》、《露沙的路》，都成經典之作。但她寫小說，不以文辭勝，或者說她最關注的並不在此;她寫小說可以歸結到“問題小說”一類，是解決問題之作，是革命者寫小說，而不只是小說家寫小說。她寫老幹部的小說編成《老幹部列傳》，也許可以看作後來官場小說的先聲，《洗禮》即寫一位老幹部在“反右”和“文革”中不同的為官姿態以及他的轉變，其中主題立意仍在於“思痛”。
不了解韋君宜把一切獻給黨的革命激情和工作實績，就不了解寫《思痛錄》的韋君宜是何等錐心刺骨的沉痛。韋君宜不是革命的旁觀者，她身在其中，那是她青年時期的選擇和一生執著的信念。寫《思痛錄》，韋君宜將她所親歷“左”禍，一件一件拎出來，直面中國革命史上的卑污與黑暗，深入反思，是要給自己一個交代，給未來留有益啟示。《思痛錄》猶是熱血激情之作。
延安“搶救運動”以逼供信方式將大批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幹部打成叛徒、特務，很像“文革”預演。那時楊述被整得很慘。這位將全部家產充公、帶著老母兄嫂弟妹參加革命的忠誠老實人——韋君宜說他“對黨可真是一個心眼，不留一丁點後路”，竟也無端遭懷疑。他們本來是以延安為自己的“家”的，現在他們卻被視作“外人”，遭冷眼、被辱罵、被捆綁、被監禁。最難熬的時候，夫妻倆先後都找過蔣南翔，韋君宜一見自己的革命領路人，便囔“千古奇冤”，持重的老蔣也只有安撫：三月奇冤，哪裡是千古?後來直到1988年韋君宜才知道，當時老蔣曾上書中央，結果非但意見沒有被接受，反而在組織內部遭批判。這個荒唐的運動以領袖行軍禮道歉草草結束。“搶救運動”是韋君宜、楊述們經歷的第一次“左”禍。
革命在繼續。革命取得政權。新中國在建設中。神州正值有事時，意識形態領域也始終不平靜。韋君宜作為革命者，在沒有觸及自己的運動中，比如肅反，批胡適，批《武訓傳》，她是相信組織並鐵面無私地執行“鬥爭哲學”。批胡風時，在作協黨組的韋君宜，知道周揚不滿胡風小宗派、不服從領導，也知道歷史上兩人的宿怨;胡風派作品喜歡寫精神奴役的創傷，寫人物的瘋狂性，韋君宜也不喜歡，卻也認為這一切夠不上反革命;而胡風的“萬言書”，她覺得是個笑話——明明現行所有文藝方針都由中宣部一手包辦，“萬言書”主張反對一切對文藝的管制，卻又說一切應決定於中宣部——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是要求黨來領導文藝嘛。然而，當毛主席親筆批示定性，韋君宜驚詫之餘，也就相信了胡風是反革命這個政治結論，並應組織命令調查手下一個與胡風有過幾次來往的青年編輯，直至將他開除黨籍。此後政治風浪越來越大，反右，反丁、陳反黨集團，然後是大躍進，反右傾，韋君宜感到越來越惶惑。周圍人一個一個落馬。老同學、《清華周刊》主編、天真的王瑤教授，本來是靠近黨的積極分子，漸漸也跟不上形勢了，政協委員和《文藝報》編委都被撤掉，他在北大教書，言論不盡合拍，被北大中文系批判。那時楊述是上級領導，帶工作組去北大調研，北大中文系匯報中將王瑤劃為難對付的教授。楊述找老同學個別談，問他：系裡叫你檢討，你心裡服氣嗎?王瑤笑了一聲，說：跟你說實話吧，我的嘴在檢討，我的腳在底下畫不字。而另一位老同學錢偉長，“一二·九”時組織自行車隊，騎車到南京找蔣介石請願，要求抗日，後來在清華大學副校長位上被打成了“右派”。最詭異的是，時任校長的正是老同學蔣南翔。後來韋君宜寫文章提及此事有這樣的話：“儘管老蔣領導我，教育我一輩子，可是總有不能盡同的地方。”終於，韋君宜和楊述以及老蔣，許許多多的人到“文革”時都被打倒了。挨批鬥，韋君宜一度精神失常，去幹校，一家人四散各地，小兒子因受刺激落下精神殘疾。“文革”的種種慘劇、荒唐劇最終促使韋君宜覺醒。《思痛錄》的寫作是在“文革”後期就秘密開始了的。
一份很難得被保留下的日記，記錄了初入社會的韋君宜在1938年2月15日至11月26日這段時間裡的經歷。民眾的麻木，青年的紳士氣、社會氣，政治派別的複雜，工作進展遲緩，應酬官太太，有時還要陪打麻將，一切都煩擾著她，讓她時時想念散落四方的“一二·九”的同學們，也時常想起北方故鄉爹娘。一日在街上，忽遇外公，她被逮個正著，那時家裡找她已有兩個月，兵荒馬亂，外祖母和娘急得要死，爸爸也要乘飛機來了。而她堅決不肯答應回家，氣得外公“大飲酒，大醉痛苦數說”，而“我也喝了四兩白干，醉了心中焦急，沒了顧慮，我就坦白聲言，我有主張，有信仰，我命都可以不要，這些更不用提，是決不會去的……”為抗日救亡拋別親人，這日記記錄了歷史生動真實場面。也是在這份日記中，韋君宜記下了她與孫世實的熱戀與永別。孫世實死於日本飛機轟炸，屍沉江底。這個清華同窗、“一二·九”隊友、一起工作的同志，在彼此熱戀時死於非命，這劇烈的悲痛讓她一度失智癲狂。她要上前線，與日本鬼子拼命。小孫是她一生不曾癒合、隱隱作痛的傷口。
愛人死後，韋君宜在延安療傷，沒過多久又投入工作。她曾一人銜命到晉西辦《中國青年》分社，她背著行囊，裡面裝著報頭、木刻原版、社章、文稿，從延安步行八百里山路到黃河邊，頂著日軍掃蕩的炮火，在人生地疏條件下，白手起家，硬是出版了《中國青年》晉西版。
韋君宜終其一生始終保有青春的激情，這也許是“一二·九”運動對她產生的深刻影響。不論辦報還是下鄉，組織上把她放在哪兒，她就在哪兒幹得有聲有色。這從她解放前後一些文章的題目就可以看到：比如《哪個村子工作好?》、《記一個前線刊物的誕生》、《為什麼和工農出身的老同志處不好?》、《書市站櫃檯售書有感》、《出版家的社會責任》……文風也是質直明快熱情。她寫小說，“文革”前就寫出了小名氣，短篇《月夜清歌》得到茅盾稱讚，80年代後寫的《洗禮》、《露沙的路》，都成經典之作。但她寫小說，不以文辭勝，或者說她最關注的並不在此;她寫小說可以歸結到“問題小說”一類，是解決問題之作，是革命者寫小說，而不只是小說家寫小說。她寫老幹部的小說編成《老幹部列傳》，也許可以看作後來官場小說的先聲，《洗禮》即寫一位老幹部在“反右”和“文革”中不同的為官姿態以及他的轉變，其中主題立意仍在於“思痛”。
不了解韋君宜把一切獻給黨的革命激情和工作實績，就不了解寫《思痛錄》的韋君宜是何等錐心刺骨的沉痛。韋君宜不是革命的旁觀者，她身在其中，那是她青年時期的選擇和一生執著的信念。寫《思痛錄》，韋君宜將她所親歷“左”禍，一件一件拎出來，直面中國革命史上的卑污與黑暗，深入反思，是要給自己一個交代，給未來留有益啟示。《思痛錄》猶是熱血激情之作。
延安“搶救運動”以逼供信方式將大批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幹部打成叛徒、特務，很像“文革”預演。那時楊述被整得很慘。這位將全部家產充公、帶著老母兄嫂弟妹參加革命的忠誠老實人——韋君宜說他“對黨可真是一個心眼，不留一丁點後路”，竟也無端遭懷疑。他們本來是以延安為自己的“家”的，現在他們卻被視作“外人”，遭冷眼、被辱罵、被捆綁、被監禁。最難熬的時候，夫妻倆先後都找過蔣南翔，韋君宜一見自己的革命領路人，便囔“千古奇冤”，持重的老蔣也只有安撫：三月奇冤，哪裡是千古?後來直到1988年韋君宜才知道，當時老蔣曾上書中央，結果非但意見沒有被接受，反而在組織內部遭批判。這個荒唐的運動以領袖行軍禮道歉草草結束。“搶救運動”是韋君宜、楊述們經歷的第一次“左”禍。
革命在繼續。革命取得政權。新中國在建設中。神州正值有事時，意識形態領域也始終不平靜。韋君宜作為革命者，在沒有觸及自己的運動中，比如肅反，批胡適，批《武訓傳》，她是相信組織並鐵面無私地執行“鬥爭哲學”。批胡風時，在作協黨組的韋君宜，知道周揚不滿胡風小宗派、不服從領導，也知道歷史上兩人的宿怨;胡風派作品喜歡寫精神奴役的創傷，寫人物的瘋狂性，韋君宜也不喜歡，卻也認為這一切夠不上反革命;而胡風的“萬言書”，她覺得是個笑話——明明現行所有文藝方針都由中宣部一手包辦，“萬言書”主張反對一切對文藝的管制，卻又說一切應決定於中宣部——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是要求黨來領導文藝嘛。然而，當毛主席親筆批示定性，韋君宜驚詫之餘，也就相信了胡風是反革命這個政治結論，並應組織命令調查手下一個與胡風有過幾次來往的青年編輯，直至將他開除黨籍。此後政治風浪越來越大，反右，反丁、陳反黨集團，然後是大躍進，反右傾，韋君宜感到越來越惶惑。周圍人一個一個落馬。老同學、《清華周刊》主編、天真的王瑤教授，本來是靠近黨的積極分子，漸漸也跟不上形勢了，政協委員和《文藝報》編委都被撤掉，他在北大教書，言論不盡合拍，被北大中文系批判。那時楊述是上級領導，帶工作組去北大調研，北大中文系匯報中將王瑤劃為難對付的教授。楊述找老同學個別談，問他：系裡叫你檢討，你心裡服氣嗎?王瑤笑了一聲，說：跟你說實話吧，我的嘴在檢討，我的腳在底下畫不字。而另一位老同學錢偉長，“一二·九”時組織自行車隊，騎車到南京找蔣介石請願，要求抗日，後來在清華大學副校長位上被打成了“右派”。最詭異的是，時任校長的正是老同學蔣南翔。後來韋君宜寫文章提及此事有這樣的話：“儘管老蔣領導我，教育我一輩子，可是總有不能盡同的地方。”終於，韋君宜和楊述以及老蔣，許許多多的人到“文革”時都被打倒了。挨批鬥，韋君宜一度精神失常，去幹校，一家人四散各地，小兒子因受刺激落下精神殘疾。“文革”的種種慘劇、荒唐劇最終促使韋君宜覺醒。《思痛錄》的寫作是在“文革”後期就秘密開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