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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30年，全世界風潮激盪。知識女性韋君宜，在未接觸實際革命之前，先讀了辯證法，唯物論，馬克思主義，從理論上她已信服。那時國共兩黨對校園青年的爭奪頗為激烈，學生的政治面貌也大有不同。韋君宜住清華靜齋，平常走來走去只看見笑意盈盈的女生，有的燙髮搽粉，有的短髮布袍，都蠻和氣，可是曾轟動一時的告密名單案就是從靜齋鬧出去的。靜齋不靜。什麼新學聯、舊學聯，其中有人主張安內攘外，有人主張立即抗戰，可以說，當時的學運有多少派別，靜齋就有多少派別。但歷史系高才生韋君宜是掌握了先進的科學的理論武器的。發表在《清華周刊》的理論文章《理論能拉住事實嗎》，開篇寫道：“辯證法是在其全本質上要求具體性的。唯心的辯證法就不得不在發展的行程中遇到它自身的矛盾，而轉化為它的對立物……”這篇寫於1935年的文章已充分展現了韋君宜的理論修養，更展現了她由於真理在手而在論辯中自信滿滿、詞鋒勁健、揮斥方遒，雖然也脫不了校園論文式的簡單正確的學生腔。19歲的韋君宜——那時的小魏，以天下為己任，文字激揚。當這樣的小魏，遇到“正統的”理論著作《革命哲學》——作者蔣介石，當時作為讀書競進會“大學組”的指定參考書——對於其中“既不主張唯心，也不服膺唯物”，老掉牙地祭出“禮義廉恥”的“民族精神”的老藥方子來救國的領袖主張，她的鄙夷與不屑是溢於言表的。在其書評《由一本書看到——讀〈革命哲學〉後》中不僅奚落了領袖的理論，也奚落了領袖提倡的“新生活運動”。這篇書評就在1935年6月份出版的《清華周刊》上發表出來。此時的小魏是大二學生。
其實前此一年，1934年剛進入清華的小魏，見了男同學還不敢說話，因為一直念的都是女校。年底她糊裡糊塗被老同學拉入現代座談會，被編入哲學組，在組裡認識了蔣南翔。蔣南翔大不了幾歲，卻像個循循善誘的老師，永遠穿藍布大褂，一隻眼睛又不大好，一丁點兒青年的活潑勁也沒有。“他第一次把我對於男同學的芥蒂和戒心全打消了。這才開始和男同學自由談話。”在一篇寫於1988年的回憶蔣南翔的文章中，已被稱作“韋老太”的韋君宜還像個天真少女一般寫她“小魏”時代對一個男生的觀感。這個其貌不揚、老氣橫秋的老蔣，引領她走上革命道路。“一二·九”運動中那一句傳頌全國、見諸報端的名句“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就是出自老蔣之手。他們這個組學的是李達、雷仲堅合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有一次小組討論，一男生說：“我們這些人呀，就是自己使勁在給自己的階級挖掘墳墓。”說完與老蔣相視一笑。那時小魏還弄不清楚自己屬於哪個階級。後來老蔣又領導六個進步女生每周一次學習《中國大革命史》，教她們如何開會，先分析時事，再討論工作、布置工作，給她們講有一支紅軍隊伍過了黃河，講蘇聯的拖拉機打起仗來可以改裝成坦克……此時的小魏也還不知道老蔣的中共黨員身份。到了1936年底“一二·九”運動爆發，小魏這些人已經成為運動的骨幹了。
在清華的小魏除了革命也不忘戀愛。彼時清華男女生比例之差更是懸殊，清秀精靈的才女小魏有不少追求者。在《思痛錄》中有一篇寫她的丈夫楊述的文章，對此有涉及：“那時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學有些感情上的糾葛，心情很懊惱。而楊述本來是個一般的朋友，忽然跑來找我，正兒八經地給我留了一張條子，稱我為‘兄’，說：‘這種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難以擺脫的，我願兄能給人看看我們的女性的姿態。’這使我第一次感到，這個人能把女同學當做和男同學一樣的朋友、同志來尊重。而同時，也未免感到這人有點迂。”“我們的女性”，意思是“革命女性”。同是革命青年的楊述視小魏為“我們的”人。楊述與韋君宜同在清華歷史系，那時楊述常常下筆千言，作文章題目也驚人：兩千年來哲學的總清算，小魏曾笑此大而不當;楊述還曾立志寫中國社會發展史，後來投身革命工作，地位越高，寫東西越謹慎，提筆前必先“摸精神”，思想越來越放不開了。韋君宜曾在文中感嘆他不愧為“馴服工具”，此後話了。當時小魏不愧是“我們的女性”，她發表在1937年2月《北平學生》雜誌上的文章《我們能戀愛嗎》，已斬釘截鐵地表示：纏綿悱惻的愛情無疑地妨害救亡工作，救亡第一，誰若去戀愛，他就是被丘比特小將軍從民族解放的陣營中捉了去，當作俘虜了。
“一二·九”運動後青年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他們深入工廠、農村宣傳救亡圖存，他們組織讀書會學馬列，組織露營學軍事，在一篇題為《一二·九回憶》文章中，韋君宜記述了當年激情歲月：“我永遠不能忘記參加農村擴大團第一次下鄉時，大家那種嚴肅的獻身心情;不能忘記在宣傳團會議上，學聯代表董毓華同志那高舉右手神氣飛揚的演講，最後意味悠然地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作結。我也永遠不能忘記深夜在學生宿舍里舉行的那些秘密會議，不能忘記被捕的同學從監獄裡出來時，高唱‘囚徒頌’出席歡迎會的那神情。從“一二·九”到抗日戰爭開始時，作為學生運動，我們整整堅持了一年半，不停息地工作了一年半。在這中間，我懂得了，自己在學校里所參加的活動可絕不是什麼school politics，我們所乾的革命不是什麼年輕大學生隨便談談革命，這是認真的，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鬥爭!”
其實前此一年，1934年剛進入清華的小魏，見了男同學還不敢說話，因為一直念的都是女校。年底她糊裡糊塗被老同學拉入現代座談會，被編入哲學組，在組裡認識了蔣南翔。蔣南翔大不了幾歲，卻像個循循善誘的老師，永遠穿藍布大褂，一隻眼睛又不大好，一丁點兒青年的活潑勁也沒有。“他第一次把我對於男同學的芥蒂和戒心全打消了。這才開始和男同學自由談話。”在一篇寫於1988年的回憶蔣南翔的文章中，已被稱作“韋老太”的韋君宜還像個天真少女一般寫她“小魏”時代對一個男生的觀感。這個其貌不揚、老氣橫秋的老蔣，引領她走上革命道路。“一二·九”運動中那一句傳頌全國、見諸報端的名句“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就是出自老蔣之手。他們這個組學的是李達、雷仲堅合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有一次小組討論，一男生說：“我們這些人呀，就是自己使勁在給自己的階級挖掘墳墓。”說完與老蔣相視一笑。那時小魏還弄不清楚自己屬於哪個階級。後來老蔣又領導六個進步女生每周一次學習《中國大革命史》，教她們如何開會，先分析時事，再討論工作、布置工作，給她們講有一支紅軍隊伍過了黃河，講蘇聯的拖拉機打起仗來可以改裝成坦克……此時的小魏也還不知道老蔣的中共黨員身份。到了1936年底“一二·九”運動爆發，小魏這些人已經成為運動的骨幹了。
在清華的小魏除了革命也不忘戀愛。彼時清華男女生比例之差更是懸殊，清秀精靈的才女小魏有不少追求者。在《思痛錄》中有一篇寫她的丈夫楊述的文章，對此有涉及：“那時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學有些感情上的糾葛，心情很懊惱。而楊述本來是個一般的朋友，忽然跑來找我，正兒八經地給我留了一張條子，稱我為‘兄’，說：‘這種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難以擺脫的，我願兄能給人看看我們的女性的姿態。’這使我第一次感到，這個人能把女同學當做和男同學一樣的朋友、同志來尊重。而同時，也未免感到這人有點迂。”“我們的女性”，意思是“革命女性”。同是革命青年的楊述視小魏為“我們的”人。楊述與韋君宜同在清華歷史系，那時楊述常常下筆千言，作文章題目也驚人：兩千年來哲學的總清算，小魏曾笑此大而不當;楊述還曾立志寫中國社會發展史，後來投身革命工作，地位越高，寫東西越謹慎，提筆前必先“摸精神”，思想越來越放不開了。韋君宜曾在文中感嘆他不愧為“馴服工具”，此後話了。當時小魏不愧是“我們的女性”，她發表在1937年2月《北平學生》雜誌上的文章《我們能戀愛嗎》，已斬釘截鐵地表示：纏綿悱惻的愛情無疑地妨害救亡工作，救亡第一，誰若去戀愛，他就是被丘比特小將軍從民族解放的陣營中捉了去，當作俘虜了。
“一二·九”運動後青年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他們深入工廠、農村宣傳救亡圖存，他們組織讀書會學馬列，組織露營學軍事，在一篇題為《一二·九回憶》文章中，韋君宜記述了當年激情歲月：“我永遠不能忘記參加農村擴大團第一次下鄉時，大家那種嚴肅的獻身心情;不能忘記在宣傳團會議上，學聯代表董毓華同志那高舉右手神氣飛揚的演講，最後意味悠然地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作結。我也永遠不能忘記深夜在學生宿舍里舉行的那些秘密會議，不能忘記被捕的同學從監獄裡出來時，高唱‘囚徒頌’出席歡迎會的那神情。從“一二·九”到抗日戰爭開始時，作為學生運動，我們整整堅持了一年半，不停息地工作了一年半。在這中間，我懂得了，自己在學校里所參加的活動可絕不是什麼school politics，我們所乾的革命不是什麼年輕大學生隨便談談革命，這是認真的，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