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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題目叫做《立論》,收在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野草》里。這本捏在手中薄薄的小冊子,讀著讀著往往沉重起來,有時令人起坐不安,有時令人頹唐到極點、絕望到極點,有時令人興起一種拔劍四顧、心緒難平的激越……

  很多時候他就是那個說真話而遭打的人。不是嗎?想想看,當孩子們開始大背《論語》、《三字經》、《弟子規》,當大人們熨帖地喝著于丹女士煲制的“心靈雞湯”時,突然聽到他在一旁呼喊:

  在中國寫滿“仁義道德”的古經卷冊中,字裡行間閃著“吃人”二字!

  中國歷史是排著吃人的華宴的歷史。

  中國的路上,擠滿了爬和撞的人們。

  中國人的生存狀況自古有兩種:一、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而前一種就是百姓要念阿彌陀佛的盛世了……

  這是多麼煞風景啊!簡直是搗亂!可惡之極!

  他的書被禁於民國時期,文章有時被刪得仿佛作者得了錯亂病,傳他得了大腦炎、被流彈炮火擊中之類謠言此起彼伏……他曾憤激地說,敗壞普羅米修斯不必讓老鷹啄食他的心,只讓些蚊子、蒼蠅、跳蚤去吸他的血,在他頭上拉屎,臭他、埋汰他,就足以讓英雄死得不明不白地難堪了。然而他說,有缺點的戰士也是戰士,再完美的蒼蠅也仍是蒼蠅。他執著,變換種種筆名,寫他的《偽自由書》、《准風月談》,將密不透風的鐵罐子捅個窟窿,讓壓抑的中國人透一口氣。

  他生前就有數不清的論敵,其中不乏有名有姓、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們有各色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他們穿著的好看的外套上,繡著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他們有的本是官家鷹犬,有的卻是政府的幫閒,也有官家、百姓兩面討好的“二丑”,有為虎作倀藉以得一點利的高等華人,也有吃過洋麵包、臭起司而發昏地主張“費厄潑賴”的“海龜”,也有借向他尋釁而期待被一罵成名的文壇混混——翻翻《魯迅全集》,這樣的人物還真的得計,其實他們遠不是夠分量的對手,若不是被魯迅罵在他的雄文里,誰會記得他們?魯迅罵人無數,卻坦然說,其中沒有一個是他的私敵。

  然而關於他的刻薄、偏激、褊狹、睚眥必報、好鬥、刀筆吏這些惡名,即使在他死後,即使現在,也始終如蒼蠅的營營嗡嗡,敗壞他的聲譽。但無數哀告無門、無刀無筆的人,卻從他的“吶喊”乃至他的“彷徨”中感到心意相通的溫暖,勇氣和力量。

  魯迅先生的人格魅力,首先在於他的真。他呼籲人們“睜了眼看”,他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他善於掀開各式各樣光鮮的“瞞”與“騙”、讓麒麟皮下露出馬腳來……

  他的“真”洞穿過去與現在,直向我們發問:你如何“立論”。

  二

  我有時會細細端詳魯迅的照片,一張一張,單人的,合影的。他沉靜,嚴肅,與人有距離感,望人的眼神的確有懷疑的神色。和他同時代、與他近距離接觸過的人形容他的面色常常是灰黃的。

  他對於國與國人是有過深深的絕望的。那樣深刻的洞察力,在那樣黑暗的時刻,必定有深深的絕望;那樣熱情的吶喊呼號,遇到冷冰冰的現實,必定有深深的絕望。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

  在他的小說《藥》中,革命先驅者犧牲的血,被愚昧民眾蘸了饅頭去醫治兒子的病。這是何等的悲哀與慘烈。

  最讓他痛恨的國人的麻木、愚昧與怯懦,都在描寫中的如鴨一般抻長脖頸、長大嘴巴的“看客”的呆傻相上曝光、顯影,並且他預言,這樣的國民終將被人“倒提”著、如雞鴨般被屠戮。

  事實上他對於國人的更深的絕望,源於他對中國古文明有這樣的驚疑:沒有吃過人的人,還有沒有?同時使他傷感的,更有同一戰壕的人莫名的打擊,他不得不一面小心這樣的冷箭而側身迎敵,一面啞子吃黃連,苦楚不能說。

  更多的時候,他解剖自己,診斷自己是“中了莊周、韓非的毒”,有時“峻急”,有時“頹唐”。於是他開出了看上去頗為偏激的藥方,號召青年不要讀中國書,要讀外國書——因為中國書讀了讓人麻醉,是殭屍的樂觀,而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厭世的,也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絕望的時候,他曾耽於酒,麻醉自己。他甚至想一切丟開,只管自己度日,不再苦苦工作,攢幾文錢,讓自己閒適起來,隨便玩玩。這些頹唐的情緒、激憤的話,都寫在給至親愛人許廣平的情書中,無須隱晦。

  他不是沒有條件過那樣生活。以他的文名與聲望,他可以在政府中謀一官位,他也曾在民國初年做過官,任教育部僉事,主管文化工作,他勤於任事,亦有所作為。因此走這條路也算得上輕車熟路。當時,他的浙籍先賢蔡元培一直做著民國的官,他的老友陳儀還是蔣介石器重的軍界要人,他的學生李秉中參加過北伐、也在國民黨中,這些人與魯迅的關係始終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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