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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由上海經西安到達陝北保安。10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匯報在莫斯科、香港、南京與國民黨談判聯絡的情況。隨後奉命到西安與張學良會面。
9月24日，攜帶《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即八項條件)，毛澤東致宋慶齡信，毛澤東致章、陶、沈、鄒信，以及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離開保安，經西安、南京前往上海。
10月14日，經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為中共談判代表。
10月上、中旬，從西安到達上海，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會見宋慶齡、沈鈞儒等。面交毛澤東致宋慶齡，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的信，向他們轉達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並與他們建立經常性聯繫。
10月19日、得悉魯迅病逝消息後，隨即向中共中央報告，根據中央指示組織葬禮活動。
11月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和陳立夫舉行會談。
11月12日將與國民黨談判情況電報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21日並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11月23日晚，國民黨下令逮捕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朴，沙千里，鄒韜奮，史良。潘漢年積極發動營救“七君子”運動。
12月中旬，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向到上海詢間西安事變內幕的張沖介紹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
赴南京與宋美齡、宋子文會面，向他們陳述中共和張、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向。同時建議，請與蔣介石、張學良關係均很好的澳籍顧問端納陪同他們前往西安。
1937年(31歲)
1、2月間，為解決西安事變善後問題，奔走於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繼續執行中共談判代表的使命。
春。王稼祥、賀誠候船赴蘇聯治病，親自布置安全保衛工作。其間，還親自將方志敏設法從獄中帶出的文章、詩詞拍攝成膠捲呈交黨中央，原件交馮雪峰保存。
3月下旬，陪同周恩來到杭州和蔣介石會談。
7月7日，陪同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到中國飯店與劉曉會面，傾聽周恩來有關上海地下黨的工作與上層統戰工作的指示。
7月呂日，安排周恩來與上層民主人士、文化界黨員幹部見面。
8月2日，與夏衍一起看望自日本返滬的郭沫若。並向郭介紹上海救亡運動情況，決定由夏衍當郭的助手。並幫助郭沫若、夏衍和國民黨聯合創辦《救亡日報》，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
8月底，出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主任。
9月25日，決定由一批愛國革命青年組成戰地服務隊到國民黨部隊工作，並由夏衍、杜國庫、錢亦石負責。
10月28日，以“八辦”名義，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席杜月笙，指出：八路軍團軍費限制、缺乏防毒設備，極望後方同胞捐助。後杜月笙捐獻了1000隻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
11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界知名人士闡述在日軍占領上海形勢下，為保存革命力量，希望他們撤離上海。並妥善安排宋慶齡、何香凝等一批著名人士撤離上海。
12月10日，和夏衍同船撤離上海到香港。
1938年(32歲)
2月，在武漢中共長江局匯報工作。旋即返香港，與廖承志一起主持八路軍、新四軍駐港辦事處領導工作，繼續開展統戰工作，同時仍領導一部分秘密工作。
9月29日至11月6日，以地區負責人身份參加中共六屆六中(擴大)全會。會後，留中央社會部工作。
1939年(33歲)
4月涸眼疾，去香港治療，並負責了解敵後的情報工作。行前和社會部領導一起研究敵後情報工作問題，並就爭取、分化漢奸李士群等取得一致意見。
9月下旬，由香港抵達上海，建立上海情報工作班子，先後建立與延安、香港、重慶等地聯絡的電台。
10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主持第一線情報工作。根據中社部決定，負責組建華南情報局，並統一領導港、澳、穗等地的情報工作。
1940年(34歲)
往返於香港和上海兩地，組織指揮上海與華南敵後地區的情報工作。
1941年(33歲)
2、3月間，通過秘密交通線，將從皖南事變後突圍出來的一批重要幹部轉移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
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向中央提供了“蘇德戰爭一觸即發”的戰略情報，以及日軍準備南進的情報。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工作重心移至上海。並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取得合法身份，繼續開展情報工作。—
根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與各方面配合，在日軍嚴密封鎖中，疏散在港的各方面人士800多名，其中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
1942年(36歲)
4月，會見李士群。李士群提供了敵偽即將對蘇北根據地進行“掃蕩”的有關軍事計劃。
1943年(37歲)
春，華中局情報委員會成立，任書記。華中局情報部成立，任華中局情報部部長，繼續領導上海、南京等敵後地區的情報工作。
4月，奉命前往敵占區了解敵偽“掃蕩”、“清鄉”計劃。在南京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與汪精衛會面。隨後即返回淮南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