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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哥哥上學去了，母親出去搓麻將了，別的人根本不管我的事。我的同學們來來往往，他們也都看慣了，不會覺得奇怪。我是入黨才一年多的在基層工作的女學生，對黨內領導同志敬若神明，所以就老老實實地坐在一旁看書，把思想集中在書本上，沒有聽他們的談話，連茶水也忘了奉上。
他們走後，我看著名片想著：這名字當然是假的，胡，胡說八道吆，越胡說越明白;鉛印的，還不知是怎麼搞來的。電話——我想當然更是假的，剛才現寫的;本來是7、8、9、10，假裝是外灘一帶的1字打頭的，成了10、7、8、9。這樣一想就記牢了。別的字，反正不是絲襪商人，不記它。“這是怕我聽錯了，或是聽一遍記不住，才給我看的。”於是我就燒掉名片，衝掉紙灰。
之後，我才知道潘漢年真的用過這個名字。名片是他自己的，電話也是真的。原來這是留給我的一個護身符。
當時，我家生活是靠父親從重慶匯款來維持的。有時，款不能按時匯到，就靠典當度日。1942年夏季，我到新閘路底的一戶人家當家庭教師，掙些錢來供我自己活動和學習之用。為了省下車費，常是步行而去;只在因故遲出門時，才坐電車。我捨不得花錢乘頭等車廂，總是坐三等車廂。
有一天，剛走進三等車廂，就猛然看見“絲襪商人”坐在通往頭等車廂的小門旁。他穿著一身漂亮的白西裝，戴著一頂高雅的白草帽。我著實吃了一驚。他卻坦然一笑，點點頭算是對我招呼，我也趕快點一下頭就坐下，不敢走過去和他說話。再一看，車廂里稀稀拉拉坐了幾個普通市民，才定下心來。過了兩三站，他先下車，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算是道別。我一看，沒有發現什麼人跟著下車。
一次，潘漢年與劉曉在我家碰頭時，潘提前來了幾分鐘，他問我：“我好幾次看見大熱天你在馬路上走，是到哪裡去?為什麼不坐車?”對黨內領導同志，我當然說實話。那時候，共產黨員口袋裡沒有多少錢，也用不著難為情。他聽後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我卻在想：他也常在這條路上坐電車?也坐三等車?為了省錢?那為什麼穿那種西裝?是在甩掉什麼尾巴?解放以後才知道，潘說過，認識他的人一般不會坐三等車，他有時坐三等車，既省錢又安全。
到蘇北解放區聽了學習班裡關於保密工作報告時，才知道“胡越明”原來是領導隱蔽戰線工作的潘漢年同志。別人在議論他的“神通廣大”、“神出鬼沒”……，我卻總覺得他與想像中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易聯繫起來。我只覺得他待人寬厚，一片祥和。那微微一笑、點點頭，總是讓人心裡充滿了溫暖。尤其是1946年8月那次，在老蔡的書房裡與我單獨談話時，是那麼懇切、關心。他批准我去和莫洛一同工作，和莫洛結婚;交代了在那裡長期工作的任務和工作方法;決定我的組織關係留在上海，由“大姑”和我聯繫。因為她有公開身份，容易找到。潘肯定了莫洛的人品，說他是個好同志，分析了莫洛與我經歷不同，個性不同，囑咐我要與他互讓、互諒。他的話使我滿心感激，不知說什麼才好。最後，潘說：“去吧!好好干吧!”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那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面。
1949年底以後，我和莫洛轉業到財貿部門、工業部門工作。經過1955年的風波，歷次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尤其是那十年浩劫，我們都受到了歧視、排擠和打擊。但卻始終保持自由之身，還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盡己所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添磚加瓦。
“四人幫”倒台之後，我逐漸與一些多年不通音訊的老同志見面了。要互相訴說的話是講不完的。1979年11月，我終於能在吳康和劉人壽兩位同志面前說出那麼多年鬱積在心裡的那句話：“我不相信潘漢年是什麼敵人、特務!”我相信這是當時許多老同志的共同心聲!
冤屈終於得到昭雪，但是人卻早已不在了。
有人引用過“大雪壓青松”的詩句。我卻想：大雪何其多!其實不必等到雪化，人家也看得出那青松的高潔。那靜謐的雪景豈非比那塵紅陌紫、柳綠桃艷的春光更美，更能表達那難以言傳的意境嗎?”
附錄 潘漢年生平大事年表
陶柏康 李小蘇 謝黎萍 黃金平
1906年
1月12日(農曆了已年12月18日)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今宜興市)陸林(今陸平)村。
1912年(6歲)至1921年(15歲)
先後在本村初級小學官林鎮宜興縣立第三高級小學、宜興彭城中學、常州延陵公學讀書。
1922年(16歲)
春。因貧退學，返宜興。在宜興縣城勵進社小學代課。開始廣泛閱讀上海出版的報刊。參加編輯《宜興評論》。
1923年(17歲)
在勵進社小學任教。和進步師生一起參加反對腐敗的縣教育局長周聘高的鬥爭。
10月12日，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發表《打破小學教科書之我見》。同日，在《民國日報·覺悟》副刊發表新詩《不敢》。
1924年(18歲)
春。應聘到宜興和橋鎮養初小學任教。
秋。到無錫唐文治先生創辦的國學專修館學習。
1925年(19歲)
春。到上海，進中華國語專科學校讀書。不久，進中華書局當校對員，並協助編輯(小朋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