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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戰役尚未結束，中央就決定由陳毅擔任未來的上海市市長。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來在北平約見潘漢年，他說：“中央決定你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法、統戰工作，你要當好陳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國這個第一大城市能夠正常運轉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漢年抵達中共中央華東局駐紮地丹陽，在這裡，集中了一支數以千計的幹部隊伍，他們正緊張地做著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
次日，潘漢年被通知去陳毅處開會，他換上了剛發給他的一套新軍裝，又將一支新手槍掛在腰間，這雖給他增添了幾分軍人的威武，但文人氣質卻並無多少改變。陳毅在會上重申了各項入城紀律和規定，並宣布接管方面的具體事情一律聽潘副市長的指示。
解放後，作為一個管理大上海的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更是日理萬機。當時，潘漢年和劉長勝(市委副書記)合住在丁香花園的一幢大房子裡。晚飯後，大家都在大院裡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長家經常是高朋滿座，好友如雲，他們多數是工商界、文藝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較親近的部下。從大家毫無顧慮的高談闊論中，他得到了送上門來的許多信息，也藉此聯繫了群眾。人們覺得他談吐自然，沒有官架子，仍是從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園的門不好進，大門口有傳達室，找人先要在登記簿上登記，然後打電話通知，因為潘漢年是一級保衛對象。
大概是出於“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漢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只要按一下門鈴，就被人領進潘的會客室。這時，常常仍有客人圍著潘談天說地，他見到我，站起來問;“有事麼?”我點點頭，不一會客人們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婦女問題，他仔細地聽，沒有絲毫首長的架勢，那親切的語言至今記憶猶新。如宣傳新婚姻法，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些包工頭、惡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幾個。有些女工，不但被霸占了，還要把工錢全交給霸頭，她們沒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傳對她們也“不起作用”。潘漢年說：“這些流氓、惡霸都是社會渣滓，只有通過社會鎮反，才能把他們剷除掉。”果然不久便開始了社會鎮反，那些被壓在最底層的婦女紛紛起來揭發、控訴，人民政府把她們從火坑裡救了出來。
在“五反”時為了避開職工和資方的正面衝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戶303戶，在和平飯店交待“五毒”。市婦聯重點抓了303戶的家屬工作，要她們幫助丈夫過好“五反”這一關。對此我向潘漢年作了匯報。潘聽了大為讚賞，他說：“正合我意，要不，白天斗，夜裡回到家裡也挨斗，誰能吃得消?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的身份，帶著一批幹部整天泡在和平飯店裡，“五反”結束時，303戶都被鑑定為守法戶或基本守法戶，他們皆大歡喜。
潘漢年對上海的過去和現在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來得心應手，做報告談問題也使人感到貼切。他經常衣冠楚楚，身著西裝，舉止瀟灑，為此“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開始時，我真為他擔憂。
市級機關的“三反”開始了，市領導都必須“洗澡”、“下樓”才能輕裝上陣。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潘漢年身穿畢挺的人民裝，坐在第一排，不斷地抽著三五牌香菸。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樓”，接踵而來的運動將由誰來領導?輪到潘漢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說：“官僚主義在我身上是嚴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務主義，也就是官僚主義。至於貪污浪費嘛，我無帳可算，因為我從來也沒有領過工資，也不管經費開支。我到市政府辦公，公務員叫我去吃飯，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於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襪，抽的三五牌香菸，都是我老婆從她家裡弄來的，我也沒問過這些東西值多少錢。”就這樣，這位市委第三書記輕輕鬆鬆地“下了樓”。因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銀行家的女兒，從1939年調到上海情報系統工作後，就在她父親設在上海的分行里當職員，黨的大量活動經費，都是以董慧的名義，在銀行里立的帳戶，並由她擔保，需要時可以隨時支取。在這方面，她是有特殊貢獻的。解放後，董慧一直在市委統戰部工作，勤勤懇懇，默默無聞地做著各種具體而瑣碎的事情，從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長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個朴樸實實的人。她也是市婦聯的常委，每當常委討論時，她常常是首先發言，與別人有不同意見時，她從不在會上和人爭論，而是會後個別向我提出意見，她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有人認為副市長夫人的話“有來頭”。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蘇友好大廈建館紀念日，上午9時許，潘漢年到會剪彩後，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館大廳，他對我說，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開會。可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後的訣別。
9.8 敦厚長者“胡越明”
葉凡
抗日戰爭期間，我家住在上海英租界的一處弄堂房子裡。我的一個同班同學在她母親逝世後不容於姐夫，得到我的同情，住進我家的一個只有6平方米的非常簡陋的亭子間。她就在這裡開黨小組會、支部會……後來，她介紹我入了黨。我家周圍環境很簡單、安全。黨的領導同志也常來這裡碰頭、談工作。這裡先後掩蔽過5個女共產黨員;油印過黨的秘密文件。後來，區委書記竟把上海地下黨的領導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同志也帶到這裡。1942年夏初的某日，劉曉同志帶了一位年齡與他相仿的領導同志來到這裡。這位同志非常和藹，戴了一副金絲邊眼鏡，一派斯文。一進房間，他就對我說：“我們年紀比你大得多，不能說是你的同學，你就說我是到你們學校向女學生推銷絲襪時認識你的，到你家來是為了請你幫我推銷絲襪。他(指劉曉)是我帶來的。我的名字是這個，電話號碼是這個。你遇到什麼問題時，可以打電話找我。”說著、從懷中掏出一張名片，用自來水筆在上面寫了些什麼就遞給我。我一看，鉛印的名字是“胡越明”，手寫的是10789五個數字，寫得瀟灑流暢，我至今還記得。另外還印著什麼頭銜之類的，我沒有注意。劉曉同志說：“我們在這裡談話時，你不要躲出去，免得你家裡的人感到奇怪，為什麼客人關起門來，主人家卻要躲在外面。但是，你不要聽我們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