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頁
正當我們睡得香甜的時候，一隻老母豬咕咕咕地走出來，啃著地上的稻草，在潘的頭前粗聲粗氣地咕嚕起來。“哪來的這隻豬?真糟糕!”透過門縫的亮光，看到潘一面趕豬，一面坐了起來，他的狼狽相使我不禁格格地笑了起來。笑聲剛停，我自己的難題也來了，原來晚上天氣突然變冷，我只穿一件單旗袍，一條短褲，冷得受不了，只得坐在被窩裡不起來。潘笑著對我說：“冷，是嗎?”我不作聲，心裡在嘀咕，不是說一到邊區就可換上軍裝的嗎?現在進入邊區已有幾十里路了，卻連一個穿軍裝的新四軍戰士還沒遇到。潘從他的手提皮箱裡拿出條薄呢的西裝褲說：“穿這褲子吧!”我還扭扭捏捏地不肯穿，大家說：“穿吧!穿吧!在這鄉下興許人們還以為這是城裡人的時興打扮哩!”我無可奈何地穿了，褲腳太長，潘還彎腰幫著把褲腳卷些起來。這時，他真象是大哥一樣。
我們在新四軍二師淮南駐地步行了三天，吃飯是有一頓沒一頓的。有天夜裡說是有敵情，一連換了兩處房子，沒睡好，但誰也不覺得苦。我們先找到當時的儀征縣委書記李代耕，他把我們送到淮南區黨委，找到了黨委書記劉順元，然後到上海撤退幹部集中的顧家圩子。省委負責同志劉長勝、張登(即沙文漢)、劉寧一和許多同志都跑來歡迎我們，祝賀我們撤退的勝利，熱烈情景頗為激動人心。這是1942年11月6日。為什麼我記得這樣清楚呢?因為第二天是十月革命節，顧家圩子開了慶祝會，主持會議的是大王同志(學生方面的)，開頭用俄語叫了聲同志們，然後慶祝史達林格勒反攻的勝利。潘在顧家圩子住了一個時期。
1943年9月我第二次回淮南時，堯山調華中局組織部工作，駐大王莊。這是軍直政治部的駐地，潘住在我們隔壁的房子裡，有空的時候，總是聽他講山海經，他的山海經特多，聽來使人入神。
有一天，潘漢年的交通員從上海帶來一位女同志，她身體結實而豐滿，中等個子，相貌一般，穿天藍色布旗袍，與潘隔張小桌面對面坐著，用廣東話交談。華中局組織部長曹山以為是老潘的部下來了，要我派個通訊員送她到招待所去住宿，我說慢慢看情況再說吧，老潘不是已和原配夫人離婚了嗎?後來才知道，她就是董慧，在老潘處住了半個月，天天學習整風文件。那時幹部們都各有一塊自己開墾出來的自留地，種出來的蔬菜交給伙房，這叫作生產自給。降霜期到了，董慧搶著收菜，翻曬後送到伙房去加工(這是冬季的主菜)，得到了大家的稱讚。
董慧是香港名門之女，其父董仲維是香港總商會會長，著名實業家。董慧1918年出生，1937年從廣州去北京報考大學，適遇七七事變，充滿抗戰熱情的董慧，不願進大學而寧願投奔延安。在延安馬列學院，她曾聽過潘漢年的報告。1939年董慧被派往香港，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董慧對潘漢年既尊敬又崇拜，潘也暗暗地愛上了比自己小12歲的董慧。在了解了潘在婚姻與感情中的不幸與苦悶後，同情與愛慕使他倆結合了。但時間長了，董慧對這非正常的關係感到無法忍受，潘漢年自己也很尷尬。如今，這一煩惱的解決，出於他倆的意料，真是天作之合啊!
董慧要回上海去了，潘親自送她直到儀揚邊區，眼看著交通員帶董慧跨過了封鎖線，才依依不捨地回到軍部。當他獨處寒室，情思董慧時，作《寒風曲》一首，詩云：“寒風吹曉月，大道鎖青霜。馬蹄聲聲得，方寸益惶惶。此別傷心處，無言淚幾行。”
我和董慧做了半個多月的鄰居，深感她樸實厚道、思想單純、心地善良、勞動積極、作風正派。
潘漢年繼續留在華中局任情報部長，主要負責上海、江蘇敵占區的情報工作，戰績累累。他在參加華中局甄別委員會工作時，幫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別是揚帆被康生誣陷為大特務頭子一案，也是在他的過問下平反的。這期間，他也受到挫折，在黃花塘事件中，饒漱石整陳毅，潘對此不滿，在高級幹部中為陳嗚不平，這樣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廣播”、“自由主義”。我很為他擔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講話不擇對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愛搞小動作的喲!
1946年8月2日，國民黨飛機轟炸延安，全面內戰已不可避免，周恩來安排潘漢年和夏衍撤離上海，於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飛機抵達香港。
此時的香港表面上是一個自由港，但各情報機構密布，情況十分複雜。潘漢年有董慧為他所作的社會掩護和經濟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動十分活躍和順利。家務均由董慧操持，如買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親明知女兒和潘的關係已非一般，但沒有正式結婚，這在香港上層社會人士眼裡是很丟面子的。於是在她父親的主持下，潘、董舉行了盛大的結婚典禮，時年董慧已29歲。
潘漢年在香港一手抓情報，一手抓統戰，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煙臺、大連、天津的通航貿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黨中央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後，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工商、文化界人士，還有起義的國民黨軍長、西北軍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從大陸各地轉道香港，再租船把他們送往青島、塘沽等地。此事歷時一年多，潘漢年在港英當局警戒森嚴，國民黨特務雲集的困難情況下，沒有一次失誤。在政治上為黨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用他的老搭檔夏衍同志的話說：“潘漢年在香港，兩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