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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一次撤職並沒有對發揮漢年同志的才幹產生多少不利的影響。黨中央不久就作出決定，紅軍主力要撤離中央蘇區，作戰略轉移。在西征行動之前，為減少阻力，避免不必要的傷亡，紅軍同粵軍陳濟棠進行停戰談判。這次談判，紅軍方面的全權代表又是潘漢年同志。中央紅軍過第一、二、三道封鎖線，沒有遇到多少阻擋，沒有多少傷亡，同談判成功是有關係的。
我同漢年同志真正在一起工作，是長征途中在地方工作部。
我是在遵義會議後不久調到地方工作部的。這裡聚集了一批善於做群眾工作、能說會寫的同志，其中就有潘漢年。男同志還有賈拓夫、吳亮平、謝唯俊、王觀瀾等，女同志有蔡暢大姐和阿金(金維映)，部長是羅邁。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眾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財，發動群眾擁護紅軍。還有一項是安置傷病員，傷得比較厲害沒有辦法跟著走的，就同老鄉商量，給一筆錢，留在老鄉家裡養傷。後來又多了一項，叫做“撒種子”，就是在打土豪、發動群眾的過程中，發現積極分子，秘密發展他們入黨，讓他們在本地開展工作。
第二次占領遵義以後，潘漢年同志忽然不見了。他當時已經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他到哪裡去了呢?過了一些時候我才知道，是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把他派到上海去了。一方面要他去恢復和重建白區黨的工作，一方面設法恢復同共產國際的聯繫。他化裝成商販，編在被紅軍拘捕的“雲土”商販隊裡，故意策劃他們逃跑。這樣一路上得到這些人護送，轉輾經香港到了上海。8月間，他同後來到上海的陳雲同志會合，即離滬赴莫斯科，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
潘漢年同志在長征途中消失以後再次突然出現，是1936年8月上旬在保安。長徵到達陝北後，我同聞天結了婚。1936年7月，黨中央從瓦窯堡經安塞到達保安，住在保安城外東南郊的一片窯洞裡。
漢年同志這次回來，肩負著重要的秘密使命。他是作為共產黨的聯絡人被派回國商談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宜的。他在5月初到達香港，七八月間先後在香港、南京與國民黨代表會晤。其時國民黨剛開過五屆二中全會，向我黨中央提出了新的國共談判的條件。國民黨代表希望潘漢年立即到陝北聽取黨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也就是對他們提出的新的談判條件的答覆。於是漢年同志即從南京趕到保安。
這時，聞天和毛主席、恩來同志等中央領導人也正在研究在國共關係新形勢下，怎樣調整對蔣介石的策略，答覆南京方面的來信。漢年同志一到，立即向他們作了匯報。要說的話實在太多，當晚我們乾脆叫他住在我們的窯洞裡，在我們炕前支了一張行軍床，徹夜長談。
漢年同志匯報他在香港、南京與國民黨代表聯絡的情況，談共產國際對中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指示，具體內容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但他這次回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這可以從他來保安以後黨中央的活動明顯地看出來。
8月10日，聞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和南京談判，明確指出原來的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了，要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們就承認其統一指揮，同意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但要保證紅軍部隊和根據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會後，為實現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轉變，做了一系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政治局委員聯名發電報給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傳達會議決定，指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8月25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9月1日，黨中央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記得8月份開過會後，潘漢年同志即去西安，準備到南京去談判。但不久他又因要討論統一戰線和西南問題被召回來了。這樣，他又參加了9月15、16日的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參加的有三十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央關於抗日救亡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把“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改變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我印象中漢年同志在這次會上作了比較重要的發言。他是剛從共產國際那邊回來的，說話有影響。但因為年代久遠，具體講了些什麼，我已經無法記起來了。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的同志查閱會議記錄時看到了漢年同志的發言，其中談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覺得相當重要。他批評四中全會以來對幹部問題在幾個問題上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他說：對自群眾中產生出來的領袖的態度是不正確的。如朱德、毛澤東同志，是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群眾信服的領導。他們有很好的經驗，在國際都少有的。我們應該尊重他們，應該贊助他們。他們的意見如果有某些不對的地方，應善意批評，不應藉故攻擊。漢年同志這一番話顯然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見。在當時，對擁護毛主席的領導，進一步鞏固毛主席的領袖地位，是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