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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時期，從1927年冬到1932年秋，我們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諒解，因而取得了應有的成效。
三
1933年，黨中央由上海遷到江西瑞金以前，漢年同志先到了江西。他到瑞金後，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我與他雖處在一個地方，但交通不便，不同在一個單位工作，所以不常見面。特別是1934年上半年，我經常離開瑞金，或是去福建河州一帶，或是去雩都，臨到長征出發時我才回瑞金，與漢年見面的機會更少。
長征出發時，漢年調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他們又再次共同工作。長征開始時，本來想在湖南活動一個時期，為此特別組織了一個湖南幹部營，成員都是湖南人，我當營教導員。湖南活動的目的未能達到，幹部營解散了，成員各回原單位。我又當了新組成的幹部隊(都是黨政幹部)的指導員。幹部隊成立後，證明不便於軍事行動，又解散了，我加入總政治部的行軍隊伍，編在宣傳部。於是我又同漢年同志在一起，一直到1935年初遵義會議他離開部隊去上海為止。
長征途中，每天在行軍、宿營以後，漢年同志還要安排一些宣傳工作，當時出一個油印的小報，有時候還根據行進情況，依照地區政治形勢，發些宣傳口號，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工作很主動。在行軍宿營時，如毛主席的宿營地距總政治部不遠，他經常會見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興見他。遵義會議後，毛主席恢復了軍事領導，準備組織一次有力的戰鬥，消滅當面的敵人，決心把總政治部所有幹部都派到連隊上去，激勵士氣，參加戰鬥。漢年同志首先響應，下了連隊，並對宣傳部的同志指出這是毛主席直接組織的一次戰鬥，我們大家都要不顧一切，奮勇直前，爭取勝利，擁護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因為軍事形勢有變動，這一仗沒有打成，下連隊的幹部都又回到總政治部。關於這一段行動，我始終佩服他。他沒有當過兵，又是一個文職人員，但臨陣前那股勇氣，不亞於一個軍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現了他的高度水平。
潘漢年是在遵義會議後奉黨中央命令，帶著遵義會議決議，離開部隊去上海的。離開前，就連我，他也沒有告訴，我只是在總政治部少了一個宣傳部長時才覺察到的。在這方面，又可以證明漢年同志是很遵守組織原則，遵守秘密工作原則的。
四
1935年春分別後，到1937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相逢。那時，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關係，即是和劉湘的統戰關係，是在漢年同志手裡。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須首先去上海找著他，然後由他介紹，才能去成都進行工作。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在上海，他詳盡地介紹了聯繫工作情況，為我完成這次任務作了妥善的安排。可惜時局急劇變化，我沒有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又由成都回延安了。1938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軍，大家都離開延安，又在武漢匆匆地分手了。
1938年、1939年、1940年我始終在皖南。他大概總是在香港、上海、重慶、延安跑來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統一戰線上，為黨做了不少艱巨的統戰工作、調查工作、聯繫工作、宣傳工作。
五
1941年發生“皖南事變”，我在戰鬥失敗後突圍出來，輾轉到了香港，準備從香港轉上海去蘇北，向新四軍軍部報到。那時他還同廖承志同志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黨的統戰工作。我向他們報告了皖南事變的經過，通過他們，把我的報告送到了黨中央。
在香港，我急於隻身去上海，好轉回蘇北軍部。漢年同志認為不妥，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這樣，我只得在香港留下來。在香港期間，他出主意，陪我去過一次澳門，慰問葉挺同志的夫人。葉挺同志在皖南事變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責任去慰問葉夫人。在留香港期間，潘還叮囑我不要出去亂走，更不要暴露新四軍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間，也不要來往過密，以免去上海後惹麻煩。過了三個星期，他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後，他把我交給江蘇省委，然後派交通把我送到蘇北。在整個香港、上海逗留期間，他還怕我花銷不夠，給了我一定的費用。住在上海，有時他也來我住處看我，要我注意安全。1941年夏天，我終於回到蘇北鹽城軍部。1955年“潘揚事件”發生後，有好多疑點，使我不大相信這個案子。他要出賣我，真不費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為我著想，是不是看在我們兩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沒有其他什麼人出問題，又是為的什麼?
六
華東局和新四軍軍部在淮南黃花塘時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歸華東局管，潘有時也從上海到華東局報告工作，或者留在華東局一個短時期。那時饒漱石頗不安分，總想擠走陳毅同志，並且挑撥部分糊塗幹部反對陳老總。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贊成饒漱石的做法，擁護陳毅同志。這些同志後來迫不得已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反對饒漱石，支持陳毅同志。漢年同志在上海工作，與華東局和軍部內部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也捲入了這個鬥爭，支持華東局和軍部廣大幹部的正確意見。這個給中央的報告，就是漢年同志受這些同志的委託從軍部帶到延安轉到中央手中的。可見他在黨內鬥爭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則的，並且勇於支持正確的一方面。